中共以家人作为要挟，他只能与家人切断所有联系。

往后这些年，总有人问他家人现在怎样，他总是笑着说：“都挺好的。”问到父亲身体如何，他还是那句话：“挺好的。”

每个流亡者处理家人关系的方式都不同。有人选择公开，把背井离乡带来的伤害和牵连一并说清楚。有人选择沉默，让亲情在断裂中自行风化。而他的方式——几乎不谈。他坦言自己对家人的伤害，至今没有办法释怀，“那种愧疚感，是我始终过不去的坎”。

他感到无力，这14年的流亡，应该以何种方式才能得到叙说。

去年，一位出版社主编约他写书。他拒绝了，“我觉得我写不出来”。

在参加一个与香港有关的纪录片讲座活动之后，他再一次受到邀请。他答应写一篇与流亡有关的文章。长平把自己关起来，花了很多天时间，看了很多书，重读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和赫塔·米勒的小说与文章。写了大量片段、笔记，但文章最终还是无法完成。

一些参与过六四的朋友，坐牢出狱后却从未提起过去，“甚至连朋友都不见”。他说，那是一个沉默的群体，能讲出来的人，其实是极少数。“有些是政治高压下的自我保护，有些是心理创伤太深，还有些人的思想已经彻底改变了。有些六四的学生领袖，后来想法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