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报-自由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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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赖清德出席「欧战胜利八十周年纪念茶会」,与欧洲各国驻台代表握手致意。(总统府提供)
对中华民国而言,今年值得研讨、纪念的历史事件比较多。有的广受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八十周年、联合国成立八十周年、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朝鲜半岛爆发战争七十五周年。有的则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二战结束的同时,在中华民国境内却开始了一场决定中华民国未来命运的全面战争。
根据历史档案,早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前苏联独裁者史达林就向中共提出了抗战后「中国人的内战」问题。大量的历史文献证明(包括美国的国务院档案、俄罗斯公布的前苏联档案以及中共自己公布的部分档案),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后,在中华民国境内全面爆发的所谓国共内战的幕后主导者正是史达林。
对中华民国而言,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和联合国而言,这场战争特别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
第一,这是联合国成立不久,也是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宪章》之后,一个联合国成员国——前苏联——试图通过它的傀儡政权——中共政权——进行的一场颠覆另外一个联合国成员国主权的战争。而颠覆中华民国主权的计划是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就已确定了的,是俄国人改变世界命运和远东格局的关键步骤之一。
一九四九年,在史达林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于十月一日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实际上,早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俄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特别决议中就提出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而将北京作为红色中国的首都也是史达林所确定的。这是史达林第二次指令中国人确定自己的首都。第一次是在苏俄军政力量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期间。当时中共集体加入了国民党,目的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左派一起将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为布尔什维克党。一九二七年一月,史达林要求蒋介石将首都定于武汉。当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机构」。由此说明,这个首都是苏俄希望建立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而不是中华民国的首都。为此,蒋介石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彻底决裂。于是史达林发出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号召。一九三一年,俄国人在中华民国的腹地建立了傀儡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二,莫斯科战后的全球战略和远东战略的核心,就是利用二战的结果建立和巩固与民主自由世界相对立的苏维埃阵营。为了保证这一战略目的,史达林实行的是全球性冷战和区域性热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颠覆中华民国主权的战争正是二战结束之后爆发的第一场热战。这场热战的结果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美国政府寄予二战后维护亚洲和平力量这一厚望的中华民国政府被迫迁往台湾,从而使远东乃至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影响至今。
第三,二战后第一场热战的直接结果不仅涉及到中华民国主权和命运的问题,而且引发了二战之后的第二场热战:朝鲜半岛的战争。之后,热战继续向东南亚延烧。其实,早在一九一九年,负责苏俄远东事务的史达林就已经制定了尽一切可能加剧中、日、美三国冲突的远东总政策。后来远东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均与此密切相关。二战后的两场区域热战也是史达林地缘政治和东欧战略中的关键环节:利用金日成迫使中共通过热战与美对抗,从而减轻美国在东欧对莫斯科的压力,巩固东欧卫星国阵营。
令人遗憾的是,前述重大事件有著太多的历史真相鲜为人知。正是由于今人缺乏对历史真相的正确认知,国际社会至今难以找到有效方法终结威胁人类和平的邪恶历史。
以俄乌战争为例。
就世界历史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战结束之后,克里姆林宫于一九一九年建立了共产国际,并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开始实施列宁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正式提出的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此后,人类社会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朝向的博弈,并开始了两个针锋相对的国际阵营的形成过程。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条约》,并决定,将联盟国家命名为「欧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加入的苏维埃联盟。莫斯科同时还向世界宣布:「从各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起,世界各国就分成两个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纳粹德国的崛起使得世界局势出现了变数,但苏维埃联盟运动并未终结。二战结束之后,两大阵营正式形成,双方的博弈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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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莫斯科红场举行的「二战欧洲战场胜利80周年」阅兵,与普廷并肩而坐。(欧新社档案照)
列宁和史达林的苏维埃联盟运动影响了几十个国家的命运。然而,前苏联解体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当年的受害国群体,并没有根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条约,通过有效的国际法,像终结邪恶的纳粹历史一样,公布真相,声索主权,以求终结这段邪恶史。相反,国际社会反倒认为这段历史已经终结,甚至养虎为患,从而为今天留下了巨大的战争隐患。今天的俄乌战争就是苏维埃联盟运动的后遗症。由于没有联合国和国际法的有效约束,当年众多的受害国如今也必须时时担心著遭遇乌克兰同样的命运。当今一些政治家往往越过了苏维埃这段邪恶的历史,简单地从沙俄帝国的历史中去寻找俄乌战争的历史根源和解决途径,这无异于缘木求鱼。
今天的中华民国台湾面对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就历史而言,中华民国是苏维埃邪恶历史的最大受害国之一。就现实而言,今天的中华民国台湾所面对的最大威胁,正是残存至今的苏维埃邪恶势力。
事实上,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华民国的抗日战场便成了与盟国并肩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中国战场。之后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使得中华民国的问题成为了一个维护以主权为基础、国际法为准则的战后世界秩序的问题。既不是单纯的内政问题,更不是什么国共两党的政争问题。当年美国政府将共产主义问题作为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而不加干涉,结果造成了美国后来对华政策的一系列惨败,并遗患至今。
同样,中共领导的政权所涉及的问题也不是内政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向史达林提交了正式报告,给自己即将领导的新政权做了明确的定位:「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认为,苏共中央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总部。部分利益必须服从国际利益。」「我们中共必须服从苏共中央的决定。」(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AP RF 10719)。 由此可见,莫斯科统帅部里面的一个方面军总部领导的政权没有主权意义。
虽然前苏联早已解体,苏共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共不仅并未通过正式途径向国际社会反思、否定自己的邪恶历史,反而在言论和行动上延续著列宁和史达林道路。唯一不同的是,史达林去世之后,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就已经从方面军总部变成了试图改变世界命运的统帅部。到了今天,在缺乏对历史真相认知的国际人士的帮助下,中共政权已经具备了影响世界未来发展朝向的能力。二○一七年,中共党魁习近平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中。
一九五○年八月,在联合国和美国面对陡然爆发的朝鲜半岛的战争显得措手不及的时候,史达林曾对他的东欧盟友两次斩钉截铁的说道:「从世界均势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七十五年后的今天,在红场检阅台上携手并肩的普廷和习近平二人是否也会有著与史达林当年同样的良好感觉呢?
就两个世界发展朝向的力量对比而言,无论是战后的第一场热战所涉及的反对苏俄势力扩张的中华民国和美国,还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是朝鲜半岛战争所涉及的与苏俄势力相抗衡的包括联合国和联合国军在内的各国各方,还是苏联解体后从卫星国或加盟共和国恢复自己主权的国家,以及他们后来陆续加入的联盟…代表正义的力量如此之强大!相形之下,世界残存的苏维埃势力不过就是孤家寡人,过街老鼠。
然而现实中的景象似乎刚好相反,面对乌俄战争,世人看到的像是一番束手无策的景象。而这种景象也同样充分地反映在了台湾岛内。其原因之一恐怕正跟人们缺乏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有关。笔者两次赴台湾查找历史真相的经历加剧了笔者在这方面的担忧。
当年,曾经的中华民国国民缺乏对事件真相的认知,因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倘若今天的中华民国国民依然缺乏对历史真相的认知,那么他们又该如何把握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笔者还是相信历史真相的力量!历史真相本身就是把握自己命运的利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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