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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人近日传来《香港01》一篇奇文，题为「汉字解读法律与宪法的智慧」，作者是「宪法和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成员、香港律师会前会长彭韵僖。内文说，彭在月初出席特区政府及中联办合办的「国家宪法日」座谈会，有个叫王鸣峰的资深大律师从中国文化角度分析「法律」与「宪法」的定义，彭韵僖形容「非常有启发性」。
据王鸣峰所说，「律」、「法」和「宪」三个字都有丰富内涵：例如「律」字原意与法律无关，仅指音律，其后才引申为「清晰、严谨、稳定」的律令；至于「法」字，左边是三点「水」，故本义与水有关，古人留意到水面是平的，于是以水比喻「公平」，强调「法」是公平；「宪」字则有「悬法示人」意思，即是说「不单要公平，公平的同时要让人见到公平」。
至于「宪」字，除了作名词用，解为「法」或「典范」，有时也确实作动词用，表示「悬法示人」，但古人原意并不是像彭韵僖所说，「要让人见到公平」，而是指法令必须清晰，让民众确知「红线」所在，即孔子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教」。孔子想讲的是：为政者要先施教于民，反复叮咛，而人民仍然犯禁，你才惩罚他们；若未尝公布教令，政府便逮捕甚至诛杀人民，就是虐政。
根据我的理解，「律」、「法」和「宪」三字都没什么高深「智慧」可言，而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法治实践也是得啖笑。若真要从中国文化角度探讨法律，我觉得《说苑》所载的「愚公之谷」故事，才是一个正确的切入点。这故事讲齐桓公打猎，追逐野鹿入了山谷，遇见一名老人，就向他询问山谷名称。老人说此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叫「愚公之谷」。
桓公好奇，为何老人称为「愚公」。老人解释，他曾卖掉母牛生的小牛，买了一匹小马，结果被一个少年以「牛不能生马」为由，强行夺走马匹。邻里认为他很愚蠢，就以此作为谷名。桓公叹老人确实愚笨，质疑为何向恶少年屈服。之后，桓公将此事告知宰相管仲。
管仲闻言，整一整衣服，郑重向桓公道歉，表示这是自身的过失。管仲解释，若像尧这样的明君在上，又有公正无私的咎繇掌管狱讼，根本不会有人够胆强抢马匹，就算有，老人也不会退让，现在老人是明知法理不彰，才会任由少年夺走小马（「公知狱讼之不正，故与之耳」）。「愚公」根本不愚——他完全明白中国「法治」的本质。
细心一想，愚公的「智慧」到今天依然成立，那些假冒公安或大陆官员的骗案就是明证。光是香港，今年首十个月警方就录得874宗假冒中国官员的诈骗案，涉款高达14.2亿港元。骗徒利用中国大陆执法不明和执法人员滥权的乱象，伪装成公安或其他官员，恐吓、迷惑及诱骗受害人。
为什么许多人心甘情愿付钱呢？因为他们就算不是「身有屎」，也知道中国地方政府往往透过公安系统「异地执法」、「远洋捕捞」，可以罗织罪名、冻结你的资产。因此，即使明知这是强抢，他们也只能像愚公一样，无奈妥协，破财消灾。11月1日中国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执法行为规范」，特别提出「八个严禁、十个不得」，杜绝随意执法、钓鱼执法，可见中国法理不彰，是铁一般的事实，就连官方也认证了。
港府和中联办搞「国家宪法日」座谈会，我是支持的，但为什么要用「汉字」去解读法律与宪法，而不是用现实来验证呢？谈中国「宪法」，也无需旁征博引上溯到甲骨文，只要老老实实探讨以下两条问题就够了：因起草《零八宪章》而判监的刘晓波，只是温和地要求中国政府履行自己写的宪法，为什么被控「煽动颠覆政权」？如果基本法也有违反「国安法」的地方（可参考「47人案」），那么中国宪法是否也可能危害国安？
图/香港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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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29日
《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昨日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法官郭伟健称，需颇长时间考虑，押后至10月4日裁决。看网媒报道控方伍淑娟的陈词，除了再一次被她煽动到，也不得不佩服她为了「华夏文化伟大复兴」，的确去到好尽。
伍淑娟的言论，这次怎样煽动大家憎恨政府呢？她忽然提出一套「港媒新守则」，指「反中乱港分子」的主张，传媒可报道但不能访问，可引述但不能详尽引述，而「反中乱港分子」的文章，则可报道而不能全文转载。
辩方资深大律师余若薇昨午陈词，指这些新标准，《立场》事前不知，「如果呢个系守则，咁政府要公告天下，我都唔知（守则），你又话我犯咗，有啲死不闭目㗎嘛 ⋯⋯（政府）冇公布新准则，但话我哋异常，咁就对我哋唔公道。」（注1）
伍淑娟是中国人，不知有没有读过《论语》？子张问孔子怎样才可以从政，孔子答要「尊五美，屏四恶」（尊崇五件美事，屏除四种恶行），而「四恶」之首，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孔子的意思是：为政者要先施教于民，反复叮咛，而人民仍然犯禁，你才惩罚他们；若未尝公布教令，政府便逮捕甚至诛杀人民，就是虐政。
伍淑娟的结案陈词，忽然提出一系列政府从未颁布的「法规」，不负责任地陷《立场》于罪网，正是「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恶行，等于表明特区施行的是虐政，就不怕煽动到大家憎恨政府吗？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伍淑娟指《立场》文章〈中共百年影像志 主旋律外的时代回声〉提到大饥荒等历史事件，形容内容为「以下犯上」、「揭疮疤」。哗，连「以下犯上」这种古色斑斓的封建时代四字成语也祭出来，伍淑娟到底以为自己是在演《包青天》抑或《审死官》呢？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由中共一手促成，导致数以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历史早有定论，《立场》重温史实，何罪之有？如果这样也是罪，那么伍淑娟的检控原则，该不只依据大清时代案例，简直可上溯至南宋朱熹的奏章，可谓「华夏文化伟大复兴」了。
公元1188年，也就是南宋的淳熙十五年，朱熹曾上奏宋孝宗，论及审理刑狱的准则，说：
「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宥；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
意思是：「凡审理案件，首要考虑涉案双方的身分高低、长幼亲疏的区别，然后再听取他们申述是非曲直之词。凡是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的人，就算有道理也不可宽恕；若无道理，则罪加一等。」
《立场》文章提及大饥荒，根本没有错，但伍淑娟不知在哪儿挖呀挖，竟给她挖出一条对人不对事的「以下犯上」罪，这不就是朱夫子所谓的「虽直不宥」吗？朱熹这种「以理杀人」的「道学」，于中国文化遗毒甚深，要等到清朝戴震写成《孟子字义疏证》，才予以有力的破斥。
不可思议的是，到了廿一世纪，在这个本来中西荟萃的前英殖民地，800年前朱夫子的刑法准则竟死灰复燃，再放异彩，伍淑娟真不愧为港版猪西，不，港版朱熹了！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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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法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