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江琳（二版）出版日期：2016/09/15
《1959拉萨》——悲怆的青海湖 朗读
第十四章 「走！走！今夜就走！」
（一）
一夜平安。
宿鸟飞出窝巢，站在树枝上，抖抖翅膀，发出清脆的啼鸣。夜色渐渐褪去，天终于亮了。这天是1959年3月17日，藏历土猪年2月初8日。
罗布林卡花园开始苏醒。御马厩里的马打著响鼻，马夫饲养的猴子拴在马厩前的木柱上，拖著长长的链子上窜下跳。池塘边的野鸭伸长脖子嘎嘎叫著，接二连三跳进水里，受惊的鱼一甩尾巴，忽一下潜到深处。
达旦明久颇章里，电灯早早就亮了。达赖喇嘛照常在日出前起床，御膳房送来准备好的酥油茶和早餐。达赖喇嘛喝过茶，到经堂去念经打坐。侍从们轻手轻脚地走动，轻声轻气地说话，唯恐惊扰他。
太阳升起后，夏宫里开始正常的活动。门口值夜班的警卫们换岗，侍从们来来往往，给噶伦和经师们送茶送饭，园丁提著水桶，为宫殿门前的花木浇水；在墙外安营扎寨的人们打著哈欠钻出帐篷，有的围著罗布林卡转经，有的对著宫殿磕长头。有人捡来枯枝点火煮茶，一道道青烟袅袅上升，融合在清晨的雾霭中。
路上开始有行人来往。林仁波切的仆人赤列朋措做完例行的杂事，走出仁波切的庄园，丹巴索巴也离开了住处。二人住在拉萨不同的地方，那天清早不约而同，都朝罗布林卡走去。这时候，一些民众代表离开罗布林卡，去德吉林卡的印度领事馆，借用那里的发报机给当时在噶伦堡的夏格巴发电报，通知他说西藏已经独立，请他通知印度政府和联合国，派人来调查。
上午，达赖喇嘛召集噶伦们到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金色颇章开会，讨论如何避免战争。「拉萨事件」已经爆发一个星期了，罗布林卡四周还有几千民众，一旦解放军动武，势必血流成河。前一天阿沛‧阿旺晋美派人送来几封信，其中有一封是写给噶厦的，这封信噶厦尚未答复。西藏政教的最高层讨论了半天，觉得唯一的办法是给谭冠三去信，请求他不要动用武力驱散人群，让噶厦再次努力说服民众撤离。他们给阿沛回信说，民众头脑简单，被情绪控制，但仍有可能撤离，噶厦会继续努力。目前民众事实上控制了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去军区很困难，形势好转后，他一定会去。他们还附带了一份密码，说再次来信最好使用密码。
把信送出罗布林卡颇费了一番周折。大门口的民众志愿警卫对官员们极不信任，所有外出的人都被盘问搜查，特别是从宫里带出去的信件。这封信如果被民众看到，一定会引起极大恐慌。噶伦们想了各种办法，最后，噶伦柳霞派一名仆人假装买东西，把信带出去，交给了阿沛。
3月10日以来，罗布林卡和工委之间已经无法直接联系，噶伦阿沛‧阿旺晋美成为两方唯一的联系管道。至今没有资料显示，阿沛当时是否了解中方的意图和中方的军事部署。1989年3月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十）中，收录了原噶厦政府秘书格杰巴‧丹增多吉的一篇回忆文章。根据他的回忆，3月14日，他曾受索康等三位噶伦的派遣去见阿沛，带去口讯：
因前天胜宝向人民代表颁发了指令，不准召开会议，将他们赶出了罗布林卡，同时还在想一切办法稳定局势。汉人方面有何动向，请指示。」另外还呈送了一本密码簿，并说：「以后向噶厦写信时请用此密码撰写。」我按此旨意，详细地向阿沛作了汇报。阿沛听完后说：「这次不是完了嘛，如诸地王决心这样干的话就是这种下场。难道汉人方面不作充分的准备吗？因我家住在拉萨大桥附近，能听到汽车昼夜不断地来来往往的声音。
从他的回忆来看，阿沛认为噶厦参与了「拉萨事件」，但达赖喇嘛并没有与他们「合谋」。而且，3月14日，军委已经给入藏部队发出了预先号令，阿沛显然不知情，他只是根据拉萨大桥上军车昼夜来往这一现象，判断军区在作军事部署。
阿沛匆匆写了张条子，表示信收到了，认为达赖喇嘛去军区的计划很好，还说将会写封更详细的信。
纸条带回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和噶伦们再次来到金色颇章开会，讨论如何回复。这时候，已经是拉萨时间下午一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多。
会议正在进行，罗布林卡北面突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此时丹巴索巴正在北门边，看到一发砲弹呼啸而来，落在离罗布林卡约200多米的湿地里，泥水飞溅。人们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又一声爆炸。
夏宫内外静默片刻，紧接著传来惊惶的呼喊：「砲弹！」「汉人开砲了！」「汉人要进攻了！」「要打仗了！」
黄墙围绕的内宫里，脚步声、呼喊声、拉枪栓声响成一片，警卫们有的冲向大门口，有的冲向达旦明久颇章。一名噶伦冲出金色颇章，跑到大门口，高声喊叫，叫志愿警卫队不要还击。
会议室一片死寂，空气仿佛凝结。所有的人同时想道：「开始了！」
局势显然已经不可逆转。
大家不约而同转过头，望著他们的领袖，会议室里最年轻的僧人。虽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但决定还是只能由他来做。
是走？是留？这是一个关系到西藏前途和命运的决定。这位未满24岁的青年僧侣脸色苍白，一手扶头，沉默不语。
半晌，他轻轻吐出一个字：“Kuten”。
（二）
西藏国家神谕，第十三任乃穹神谕洛桑晋美带著几名助手，匆匆来到经堂，走进佛像旁边的小房间。
藏语Kuten，意为「神谕」，即「降神者」。在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神谕有重要作用。Kuten这个词的本意是「基础」，也就是说，神谕只是护法神的「身体基础」，他的作用是让护法神通过他的身体降临，回答达赖喇嘛或者噶厦政府提出的问题。藏区有许多神谕，其中最重要的是乃穹国家神谕。他所降之神，是护法神多杰札登。
乃穹神谕有悠久的历史。传说莲花生大师入藏的路上，一路「有力鬼神多有前来试道」，面对前来挑战的鬼神，大师「以身、语、意三密无边法力，收其命根，使其发誓听命」。建立桑耶寺之前，「莲花生大师降伏所有八部鬼神，令其立誓听命，建立鬼神所喜之共祀，歌唱镇伏鬼神之道歌，在虚空中作金刚部舞，并加持大地地基等」。
「八部鬼神」，即苯教信奉的瘟神、山神、地神、本土神、游神、龙神、独脚鬼，和作祟鬼。传说莲花生大师运用超凡的能力，调伏了十二丹玛女神，雪山长寿女神，降伏念青唐古喇山神等许多神灵，在「令其立誓听命」后，根据他们的法力，将这些神灵指派为佛教的护法神。最后，只剩下五个法力高强、桀骜不逊的神灵拒绝听命。莲花生大师与这五个神灵进行了一连串恶战，最终降伏了他们。
五神灵之一化为八岁小童，代表另外四个来见莲花生大师，表示归降，并愿效忠。莲花生大师拿起一枝象征霹雳的金刚杵，在小童头顶打下一个印记，在他的舌尖上涂了一点花蜜，然后封他为佩阿嘉颇（Pehar Gyalpo），令他们成为佛教护法神。由于佩阿嘉颇过于威猛，不能直接与世间接触，必须通过一些圣器作为「物质基础」，才能与他们沟通。莲花生大师将这些圣器安置在桑耶寺。即便如此，佩阿嘉颇也不能与人类相通，降神时，前来的只是他的主要助手多杰札登。这个传说只是有关多杰札登的众多传说之一。民间还流传著其他不同的传说。
佩阿嘉颇成为西藏政府的守护神，始自第五世达赖喇嘛。他亲自督建拉萨城外的乃穹寺，并且把佩阿嘉颇的圣物从桑耶寺迁至该寺供奉。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位期间，乃穹寺僧人从第五世达赖喇嘛指定的101人增加到115人。由于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与护法神佩阿嘉颇的特殊关系，每当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时，达赖喇嘛或者噶厦政府就会通过乃穹神谕来寻求护法神的指点。
过了一阵，洛桑晋美穿著降神法衣，在助手的扶持下，踉踉跄跄走出供他降神后休息的小房间。他身穿色彩斑斓的锦缎法衣，足蹬藏靴，胸前缀一面亮闪闪的圆型护心镜，背后斜插四枝三角旗，头戴装饰羽毛、骷髅和铃铛的高冠。这套法衣从里到外足足有八层，头上的高冠重达30磅，全身装束重达70磅。这套装束使神谕举步维艰，只能在助手的搀扶下蹒跚而行。
鼓号响起，僧侣开始诵经。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下，洛桑晋美渐渐进入迷狂状态。他甩开助手，踉跄几步，随即拔出宝剑，用尊贵的步伐缓缓起舞。他的身体开始膨胀，面容扭曲，眼睛凸出，呼吸急促，全身的重量仿佛全然消失。陡然间，他发出一声高喊。那声高喊不仅改变了在场所有人的命运，也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快走！快走！今晚就走！」神志迷狂的神谕抓起纸笔，清楚地画出一张路线图。助手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解开绳结，取下硕大的高冠，护法神脱体而去，洛桑晋美颓然倒地。
这时，已经是3月17日下午，北京时间4点多。
这天，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西藏局势。与会者的意见是：「最好设法让达赖留在拉萨，他若硬是出走，这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因为我们现在工作的立足点已不是等待原来西藏政府一些上层分子觉悟，而是坚决平叛，全面改革。」
（三）
在作出重大而困难的决策前请示神谕，是藏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请示神谕体现了藏人对世界和自身关系的理解。从人类学和宗教学的角度来看，神谕这一文化现象，是理解藏文明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西藏社会和历史的必由途径。因此，近百年来，曾经到过西藏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宗教学家，都对藏民族请示神谕的做法，抱持探索、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可惜，对于1959年来到拉萨的中国军人来说，这些文化现象只能凸显他们自己的「先进性」，藏人视为神圣的神谕，是他们嘲笑的对象。
半个多世纪后，在达兰萨拉法王府采访时，我问达赖喇嘛：「当您做重大决策时，为什么总会请乃穹神谕降神？您觉得他的预言可靠吗？」
「我今年70多岁了，请教乃穹神谕差不多有60年，」达赖喇嘛说，「我不记得乃穹说错过，一次都没有。」
「那么，」我接著问，「您觉得乃穹对您的决策有决定性影响吗？」
「不完全如此，」达赖喇嘛回答，「乃穹神谕的话只是供我考虑的因素之一。我还会参考其他因素。」
1959年3月17日那天，「其他因素」无疑就是那两发砲弹。达赖喇嘛的两部自传中都提到，那两发射向罗布林卡的砲弹是促使他做出决定的主要原因。参与决策的藏人在回忆录中，也都提到射向罗布林卡的砲弹对他们产生的震动，以及对达赖喇嘛出走的影响。1959年4月18日，达赖喇嘛一行到达印度后，向国际媒体发表了第一份声明，其中提到「两三发射向罗布林卡宫的砲弹」，使大家意识到达赖喇嘛面临极大危险，因而决定出走。
达赖喇嘛发表上述声明两天后，中国政府以「新华社政治记者」的名义，对国际社会公开发表〈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断然否定「两发砲弹」一事：
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三月十七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三月十七日，迫击砲朝著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砲」，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砲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砲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既然否定了朝罗布林卡打过两砲，自然没有必要提及开砲的原因。很多年来，3月17日中方是否朝罗布林卡发射过两发砲弹，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30多年后，「两发砲弹」之谜才被无意中破解。1993年10月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中，作者吉柚权首次披露，「两发砲弹」确有其事：
（17日早上）叛乱武装……连续三次向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进行挑衅性射击，密集的枪弹打坏了该站许多门窗，气焰非常嚣张。该站的经济警察曾惠山对叛乱武装的这种挑衅非常气愤，没有请示任何人就用60迫击砲还击了两发砲弹，砲弹落在罗布林卡北面围墙以北两百至三百米处爆炸……
作者虽然透露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罗布林卡开了两砲，但是没有说明运输站这样一个非军事单位为什么拥有60迫击砲，也没有说明何以「经济警察」可以操作砲。
1995年出版的《西藏党史大事记》延续了《西藏平叛纪实》的说法，承认一个名叫曾惠山的警察朝罗布林卡开了两砲：
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十六日突然向青藏公路拉萨运输站连续开枪射击。运输站处于罗布林卡、药王山、布达拉宫等叛乱武装据点的半圆形包围中，是叛乱集团之间的一个咽喉。十七日，聚集在罗布林卡北侧的叛乱武装又向运输站射击，并向运输站的油库、碉堡发射砲弹三十余发。该站经济员警曾惠山擅自以60砲向敌还击砲弹两发，落在罗布林卡北围墙以北的二百至三百米处。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党史大事记》中记录的这一事件日期有所改变，「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对运输站的「挑衅」从「17日早上」变成16、17连续两天。更重要的是，「叛乱武装」不仅朝运输站射击，竟然还发射了30余发砲弹。根据这一记述，3月17日当天，「叛匪」不仅打了第一枪，甚至还主动出击，发动了一场相当规模的砲战，而一直等待对方先动手的解放军居然没有反击。这段纪录中没有提到砲弹是否爆炸。
1995年内部出版的《平息西藏叛乱》中，对「两发砲弹」的说法与《西藏党史大事记》基本相同，虽然没有提到发射砲弹者的名字，不过指出他不仅是警察，还是民兵。也就是说，面对罗布林卡的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其实是一个半军事机构。
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对这件事的描述又加入了新的内容：
17日……叛乱武装增加了挑衅活动，不断向解放军驻地、地方企事业单位进行射击。其中，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萨运输站遭到射击的子弹最密集，拉萨油库挨了30多发砲弹，油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下午3时许，运输站民兵、经济警察曾惠山违反军区规定，擅自用60迫击砲向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还击了两砲。砲弹落在罗布林卡以北围墙外二三百米处。
照上面的说法，3月17日「叛乱武装」已经开始向拉萨市的各解放军驻地发动了全面进攻。如果确有其事，那么1959年4月的新华社评论为什么对此只字未提呢？那时是最需要向国际舆论说明「平叛」理由的时候，竟然只字不提连续两天30多发砲弹攻击拉萨油库这样严重的事情，无论如何是难以解释的。
和所有此类冲突一样，谁先开枪开砲，谁打了第一枪，直接影响舆论对各方行为之合法性与正当性的评判。1959年4月，是世界舆论对中国军队在拉萨「平叛」的正当性质疑最强烈的时候，如果「叛乱武装」确已在3月17日就先发动了进攻，新华社评论必然会提出来以证明平叛之正当性。1959年4月不提，到2008年突然出现，那就只能证明，时至2008年，宣传中仍然需要设法对五十年前「平叛」的正当性寻找理由，作出辩解。
在形势极其紧张，上至中央军委，下至军区司令部都在加紧调兵遣将的时候，居然有民兵「违反军区规定」擅自朝罗布林卡开砲，这本身就是个严重事件，恐怕没有任何一支军队的指挥官能够容忍这样的事情。事后违令者即使不受军法处置，至少也会对事件本身进行彻查。然而，从上述不同时期的描述来看，这一事件如果不是没有调查清楚，就是只公布了部分讯息。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境外出版的藏方资料中，均未提到17日上午，藏人曾对运输站进行过密集的「挑衅性射击」，或者开过砲。当时达赖喇嘛还在罗布林卡，藏人这样做无异惹火烧身，给达赖喇嘛带来极大危险，因此很难想像藏人会主动向解放军驻地和各单位射击。然而，如果没有某种原因，曾惠山突然朝罗布林卡发射砲弹，似乎也说不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或许只能等到更多的资料面世，才有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两发砲弹客观上打破了双方对峙的僵局，形势急转直下，促使达赖喇嘛作出决定。他相信，如果民众不再有保护的目标，他们很快会离开罗布林卡，自行解散。他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避免大规模流血。
（四）
在人类历史这部大书里，有无数强邻入侵，小国覆灭，国君带领臣属仓皇逃走的故事。这些故事充满野心、阴谋、霸道、无奈、惶恐、惊险、苍凉，因此，「逃亡的国君」成为文学、戏剧和电影的常见主题。1959年达赖喇嘛的逃亡，不过是无数类似故事中的一个。但是，当这种中世纪常见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而且是在冷战高潮的世纪中叶，故事的地点一边是神秘的西藏高原，另一边是同样神秘的中国大陆；其主角一个是老辣的红色帝王，另一个是年轻的雪域「神王」，这个故事就有了不同的意义。
表面上，整个事件隐含著「红色中国」与「白色雪域」，「共产主义」与「宗教信仰」，昔日宫殿「中南海」与当日宫殿「罗布林卡」之间的秘密较量，但这较量的背后又隐含了「专制」与「自由」、「民族霸权」与「民族自决」等现代主题，其过程惊心动魄，跌宕起伏，极大地刺激了世界各地人们的想像力。
因此，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出走这件事，在国内外演化成许多不同版本。这些版本有的是小说，有的是演义，有的是宣传，有的是想像，当然也不乏神秘化和戏剧化的解说，使达赖喇嘛出走这件事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首先，出走人数到底有多少？国外的叙述中通常避免提及具体人数，其原因在于，当晚离开罗布林卡的准确人数至今还是个谜。由于时间非常仓促，出走的安排虽然由帕拉统筹，但具体细节其实是由不同的人负责，因此，就连当事人的回忆录中，也没有说明3月17日夜晚，包括侍从和警卫在内，到底有多少人离开罗布林卡，研究者只能根据各种资料研判出大致的数字。
中国出版的书中，往往给出各种来源不明的数字。《西藏平叛纪实》中，作者提到跟随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的人数有600多人：
……叛乱武装以解放军开砲射击为借口，又以保护达赖安全为理由，当晚深夜挟持达赖从拉萨河南渡口逃向山南方向，叛乱武装的上层集团六百余人随行。
《平息西藏叛乱》中有一篇题为「西藏平叛综述」的长文，谈到达赖喇嘛出逃时，也用了「600余人」这个数字。
当时拉萨河然马岗渡口，即中方文献中所说的「老渡口」或「南渡口」，只有一条最多可载30人左右，形同一只长方形大木箱的木船，3、4条牛皮船，每条最多可载10人，这还不算带去的若干匹马。渡船往返一趟至少30分钟。以每小时渡过70人计，600多人渡河恐怕要费一整夜的时间15。而且，600多人离开罗布林卡，哪怕是分批离开，也很难不惊动墙外民众，或者引起中方军队的注意。
也许是注意到了「600余人」这个数字不合理，在《西藏解放史》中，出走人员的数字大幅减少，从600余人减少到150人，并且提供了上述资料中没有的细节：
15日，……上层反动分子加紧筹划劫持达赖出逃的工作：拟定了一个150人的随行人员名单；物色了7名年龄、相貌同达赖相似的僧人作替身，准备了与达赖喇嘛相同的衣服；选定了出逃的路线等。
3月15日当天，在拉萨找到7名与达赖喇嘛年龄相似的僧人并不难，但无论何时何地，要同时找出7名与达赖喇嘛年龄、相貌都相似的人，恐怕并非易事。该书没有提供「替身说」的资料来源，实际策划者帕拉和库松代本的回忆录均未提及「7名替身」这一细节。「7名替身」之说或许有好的戏剧效果，但这种无法考证的资料很难认定为史实。
该书没有说明150这个数字是否包括仆从和警卫。离开罗布林卡时的警卫士兵是临时安排的，并没有在3月15日拟定。而达赖喇嘛本人的传记和藏人的回忆中都说，跟随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只有80余人，其中有些是途中加入逃亡队伍的。
1997年，当年在塞班岛训练阿塔和洛泽等人的CIA教员罗杰‧麦卡锡出版了一本书，其中提到达赖喇嘛出走时曾安排了两支伪装队伍，用来迷惑追击者。他注明该资料来源于贡保扎西和阿塔访谈。可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参与达赖喇嘛出走的策划，贡保扎西见到达赖喇嘛是他自己逃到印度之后；阿塔则是在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将近一周后才赶上逃亡队伍，而且两人自己的回忆录中均未提及此事。很有可能，所谓两支伪装队伍，只是帕拉安排在达赖喇嘛队伍前后负责掩护任务的，罗杰‧麦卡锡误解了掩护队伍的目的。
根据藏方参与者的回忆，两发砲弹爆炸后，民众代表马上来找噶厦。他们认为砲弹显示中共军队在测试大砲，很可能过一两天解放军就会进攻罗布林卡。他们强烈要求噶厦安排达赖喇嘛去其他国家避难。
乃穹神谕降神后，走与留已经不是问题，怎样走、去哪里才是问题。
噶厦、基巧堪布噶章‧洛桑仁增、卓尼钦莫帕拉、库松代本朋措扎西等人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噶厦传达民众代表提出的要求，并讨论了出走的人员、时间和路线。计划能否成功，关键的一点是不能惊动驻守在罗布林卡外面的民众。一旦惊动民众，立刻会有大批人自愿护送达赖喇嘛，势必引起解放军的注意，如果军队出来拦截或者追击，无疑会是一场恶战，根本违背了出走的初衷。
为此，会议决定，事不宜迟，必须当晚离开，随行人员除了达赖喇嘛的家人之外，3月10日之后一直在罗布林卡的三噶伦、两位经师、帕拉、库松代本、基巧堪布噶章，以及少数政府上层人士同时离开。为了不引起注意，这些人将分成三批过河，每批之间相隔约一小时左右。
从罗布林卡去山南有两条路，一条从罗布林卡南面的然马岗渡口渡过拉萨河；另一条路从罗布林卡北面的公路到曲水或贡嘎。讨论后决定选择第一条路线。这条路并非没有危险，河对岸就有解放军驻地，即八一农场，但是相对而言危险比较小，就算被解放军发现，他们也得先过河才有可能拦截；即便惊动了民众，大批人马过河亦非易事。
人员、时间、路线选定之后，接下来就是具体细节的筹划。噶厦将此事交由帕拉办理。帕拉和库松代本朋措扎西详细讨论了离开罗布林卡的细节，决定由朋措扎西安排达赖喇嘛的护送和警卫，功德林札萨和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负责达赖喇嘛一路的安全，还研究了达赖喇嘛家人的出走方案。
所有的安排必须在不到半天的时间内完成。
代理噶伦柳霞、大秘书土登降秋、布达拉宫的代表曾谆‧罗桑顿珠等人去布达拉宫的宝库，取出大金砖1块、象牌金币50枚、西藏金币40枚、金螃蟹2只、金钟1只、印度卢比141,267余盾，作为路费。
功德林札萨找到协助看守北面的丹巴索巴，嘱咐他保密，然后指示他去准备几匹好马。经过些许周折，丹巴索巴从罗布林卡马厩总管处得到5匹马，但是无法弄到适合的鞍具。
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噶厦和罗布林卡马厩的马匹都不能用，将几十匹马送过拉萨河目标也太大，因此功德林札萨指示他的管家，到拉萨河南岸的功德林察格庄园准备马匹。
帕拉通知达赖喇嘛的私人厨师携带厨具和餐具去然马岗，并头顶佛像发誓，不将此事透露给任何人。
贡嘎桑天的小队得到消息，要他们晚上到然马岗等待。天黑后，他们离开哲蚌寺附近的隐蔽处，潜伏在然马岗一带。
朋措扎西找到第二代本俊巴‧多杰才旦，通知他安排一些士兵持精良武器等在河边，并在渡口的左右，以及两边的路上安排第六代本的士兵警卫。他还指示第四代本多卡色‧索南多杰和警卫营如本索南扎西，次日夜晚带领警卫营100多名年轻力壮的士兵作后卫，以防解放军追击。也就是说，第一代本，即达赖喇嘛警卫团，并没有担任出走时的安全防卫。朋措扎西将守护罗布林卡的责任交给警卫团如本色新‧洛桑顿珠。但警卫团如本色新‧洛桑顿珠回忆文章中，这一情节有些出入：
3月8日（按：原文如此）下午拉萨时间八时许，代本朋措扎西十分紧张地来到营部，把如本、甲本们叫到贡布康说：「今天有重要话给你们讲。为了防止外传，大家要对神发誓。」大家向众怙主发誓后，他继续说：「由于时局的原因，达赖喇嘛坐卧不安，提出暂到外地避难。去后，你们如本、甲本们要把军营内外事务搞得万无一失。」……最后他具体布置道：「现在随行骑兵将去领取所需装备，准备出发，他们的军饷请如本、甲本立即提前发给。你们的家眷最好搬到农村去，如果时乖命蹇你们也逃走。」说完就仓促地回罗布林卡寝宫去了。
色新‧洛桑顿珠回忆文章中的日期相当混乱，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那天是藏历2月初8日，下文中提到「当晚拉萨时间10时许，达赖喇嘛、达赖母亲、姊姊次仁卓玛等及随从经罗布林卡警卫营部，从日马岗（按：即然马岗）逃出拉萨，由于我忙著给随行骑兵发军饷，行前未能见上达赖喇嘛」。由此可见，文中的这个「3月8日」显然是与西历和藏历的混淆。文中没有说明「随行骑兵」的人数，但透露出达赖喇嘛走时，他们还在领取军饷，那么这些人应当是在达赖喇嘛走后才出发的，与朋措扎西回忆录中所说的「次日夜晚带领警卫营100多名年轻力壮的士兵作后卫」相符。
傍晚，拉萨时间5点左右，即北京时间约下午7点，帕拉派僧官则康堪穹土登才巴去德吉林印度领事馆，给总领事齐巴捎了个口信：「您知道局势很紧张，说不定达赖喇嘛不得不离开拉萨。我们还会继续跟中国人谈判，如果谈不成，除了印度我们别无去处。请向贵国政府通报。」齐巴要求帕拉提供达赖喇嘛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土登才巴再次去印度领事馆，捎去帕拉的答复：细节尚未决定，一旦离开拉萨就无法与领事馆联络，因此预作准备。齐巴答应据此通报印度政府。
太阳缓缓西沉，天色越来越暗。白天的混乱终于平静。
河边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正在宫内巡视的库松代本朋措扎西吃了一惊。他看看腕表，将近10点了，第一批人将要离开罗布林卡。按照预订计划，达赖喇嘛的母亲和姊姊，也就是朋措扎西的妻子次仁卓玛将带著阿里仁波切，假装去一座尼姑庵，走出罗布林卡南门。朋措扎西快步朝她们的住房走去。
花园里安详宁静，宿鸟归巢，鱼沉水底，绿色经幡在轻风里拂动。那是个多云的夜晚，星星时隐时现。罗布林卡墙外的民众有的坐在地上，有的钻进帐篷，准备度过又一个难眠之夜。
——转自博客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