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萨特发明了自由，又毁掉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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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女作家弗朗索瓦丝·萨冈在她的小说《你好，忧愁》里写了一句离经叛道的话，她说：我打算过一种卑鄙无耻的生活，这是我的理想。
当时萨冈才18岁，就已经因为《你好，忧愁》一举成名。那时正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尚-保罗·萨特名望如日中天的时候。不仅萨冈本人就是受到萨特思想洗礼的一代人，她的小说《你好，忧愁》所描绘的离经叛道的生活，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萨冈自己的人生就像她自己的小说一样放荡不羁。她随心所欲地飙车、吸毒、赌博、烂性、挥金如土、自我毁灭。可以说，萨冈和她的小说、以及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很多都是萨特思想的产物。
萨冈最著名的事迹就是迷恋萨特。她还登报公开发表自己写给萨特的情书，但是直到萨特人生最后两年，萨冈才有机会见到他。
那时候，萨特已经是风烛残年，而且双目失明。萨冈每隔一段时间就上门约他去咖啡馆。如果萨特再年轻几年，她可能还会做萨特的情妇。
萨特的情妇跟风流韵事多到数不过来，但是他影响力实在太大，不管行为有多惊世骇俗，没有人能阻止他为所欲为，甚至连法国总统戴高乐也要忌惮他三分。
萨特处处跟戴高乐作对，经常高调批评戴高乐。由于萨特公开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有人建议戴高乐逮捕萨特，但是戴高乐说：你总不能把伏尔泰关进监狱把？
法国人经常把18世纪比作是伏尔泰的世纪，也有不少人把20世纪比作萨特的世纪，萨特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那么，萨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萨特以私生活混乱闻名，但是与许多长相风流倜傥的知识分子不同，萨特不仅身材矮小，还长得很丑。由于小时候生病，他还有一只眼球歪在一边，看起来很古怪的样子。
假如我们只读他的小说、戏剧和哲学书，你会觉得萨特这个人相当枯燥无味，他甚至没办法好好讲故事。假如他现实中就是这样的人，显然不可能有迷倒万千少女的超凡魅力。
但是如果我们读他的自传和私人信件，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变得风趣幽默、妙语迭出，还经常情话连篇、文采飞扬，没有几个女人抵挡得住这种魅力攻势。
萨特其中一个情人叫比安卡·朗布兰。朗布兰后来写了一本书，她说萨特是个情话大师，连讲废话也像做智力体操。郎布兰是萨特终身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学生，郎布兰在16岁时就被波伏瓦引诱多次发生同性关系。后来波伏瓦还把她转手介绍给萨特，萨特毫不犹豫就夺走了她的初夜。
比安卡·朗布兰心怀怨恨地回忆这段畸形的三角关系，她说这种三角关系就像劣质而且油腻的鹅肝，让人感到恶心。朗布兰感觉自己作为未成年人遭到了引诱和性剥削，她怨恨萨特和波伏瓦无情地玩弄自己、伤害自己。
像比安卡·朗布兰这样的猎艳对象还有很多，其中有不少都是波伏瓦的女学生。波伏瓦很善于利用那些迷恋萨特的女学生。她勾引她们，与她们发生关系，然后又转手跟萨特分享这些女学生，分享完又将她们抛弃掉。这些女学生有的只留下一些绰号，有的甚至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现在，也足够惊世骇俗了。波伏瓦这种双性恋倾向没少给她自己带来麻烦。
二战初期，萨特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但是也被征召入伍，不久后，萨特所在的法军部队就被德军俘虏。当时波伏瓦在一所女子中学教书，她还写信向战俘营里的萨特炫耀，说她如何如何勾引女学生上床。后来波伏瓦因为与女学生的不道德行为被一些学生家长控告，学校只得将波伏瓦开除。不久波伏瓦还被吊销教师执照，终身禁止从事教育行业。
波伏瓦跟萨特一样，几乎每天笔耕不辍地写作，其中很多都是情书和信件。甚至萨特在德国战俘营里也没有闲著，他每天都在给情妇们写信，有时候一天写很多封信。萨特甚至觉得，除了跟情妇们不能见面之外，战俘营生活挺轻松愉快的。
波伏瓦跟萨特都喜欢在书信里分享性事。波伏瓦跟萨特一样情人不断，她也跟萨特一样善于讲情话。波伏瓦甚至还把跟情人的私生活细节也露骨地写进小说里。波伏瓦第一本小说叫《女宾客》，发表于1943年，其中的故事原型就是她自己跟萨特和科萨科耶维奇两姐妹的四角不伦关系。
当时萨特已经是名人了，这本小说很好地利用了萨特的名气。但是波伏瓦显然没有考虑丑闻会不会影响到科萨科耶维奇两姐妹，当时科萨科耶维奇两姐妹因为出演萨特的话剧，已经小有名气。
不仅如此，波伏瓦还把自己跟美国作家纳尔逊·艾格林的性事也写进了小说。这本小说叫《名士风流》，发表于1954年。在小说被翻译成英语之后，艾格林读到气愤不已。
艾格林甚至在美国一家文学杂志上发文，质疑波伏瓦是道德有问题，还是脑子有问题。艾格林是美国作家，起初他对法国文艺界并不熟悉。波伏瓦在访问美国期间结识艾格林，两人迅速发展成了情人关系。波伏瓦还把艾格林介绍给萨特，萨特毫不介意他们的关系。
不仅如此，萨特跟波伏瓦还带著艾格林在巴黎到处参加活动，三人的半公开关系在巴黎社交圈炸开了锅，当时法国风气还没有那么开放，但是萨特跟波伏瓦一点不理会这些。
有一段时间，也许是为了躲一躲巴黎的流言蜚语，他们三人就结伴出国旅行，去了意大利、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
后来艾格林向波伏瓦求婚，希望波伏瓦跟他去美国。波伏瓦当然不愿意离开萨特，而且她跟萨特都发誓永不结婚。波伏瓦跟艾格林分手后，仍然给他写情书寄到美国去。
等到艾格林与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因为小说事件闹僵以后，他每当回忆起三人以前的经历，就感到特别怨恨。艾格林说，萨特和波伏瓦比皮条客跟妓女更懂得怎么利用别人。这个评论显然是相当刻薄了。
波伏瓦的人生在许多方面都折射著萨特的人生。二战结束以后，在波伏瓦结识艾格林之前，萨特在访问美国期间也发展了不少情妇，其中有一个叫多洛莉丝·凡内蒂，一个为美国政府工作的有夫之妇。不同于萨特的其他情人，凡内蒂更成熟、更有教养、也更有钱，萨特也更爱她。萨特每年都要飞到美国跟凡内蒂生活一段时间，甚至圣诞节也不陪波伏瓦一起过。等波伏瓦也找到一个美国情人之后，两人就轮番飞美国。有时候是波伏瓦前脚刚离开巴黎，萨特后脚就把凡内蒂接到巴黎。萨特甚至还把他跟波伏瓦共同写作的作品题词献给凡内蒂，这使得波伏瓦跟萨特一度经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关系破裂危机。
凡内蒂是波伏瓦一生都不愿意提及的女人，波伏瓦在回忆录和传记里都刻意回避提到这个女人。最后，凡内蒂离了婚来巴黎找萨特，她要求萨特跟自己结婚。这件事情让萨特非常痛苦，他显然更爱凡内蒂，但是他不能离开波伏瓦，而且他跟波伏瓦都发誓会永不结婚。
凡内蒂在巴黎穷追不舍，萨特只好跟波伏瓦逃到乡下去躲了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多洛莉丝·凡内蒂后来怎么样了，总之，她一个人离开了巴黎，但她的人生差不多被毁掉了。
有人将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式夫妻关系追溯到夏尔·傅立叶，因为他们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乌托邦性质。1967年，有一本书被雪藏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后在法国出版，这本书叫《新爱情世界》，作者就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夏尔·傅立叶。
傅立叶在这本书里猛烈抨击一夫一妻制度。傅立叶声称对爱情的永久忠贞是违背人性的，他甚至还说一夫一妻制度是对女性的绝对奴役。傅立叶甚至将一夫一妻制婚姻比作卖淫，因为这样的婚姻只会奴役女性，这样的婚姻最终只会造成对女性的迫害，而且导致女性普遍道德堕落。
傅立叶认为，既然女人给男人戴绿帽子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索性推行多配偶制度。傅立叶与世俗看法非常不同，他认为多配偶制度反而才是对婚姻忠诚的保障。也就是说，多配偶制度不仅解放人的天性，反而还会产生真正的道德。
傅立叶痛斥一夫一妻制度内含排他性的爱情观念，他指责这种爱情观念不但会制造独裁而且愚昧的男人，还会助长不知廉耻而且虚与委蛇的女人。
傅立叶要在他的空想社会里建立一种开放式的夫妻关系，在这种新型夫妻关系里，爱就像一种无限增长的社会纽带，这样整个社会就构成一个爱情系统，因为只有在性爱平等的情况下，才会有绝对的男女平等和真正的社会平等。但是我们仍然要注意，傅立叶在这里提到的爱情概念仍然有天主教色彩，其中既包括基于性关系的爱情，也包括社会友爱和博爱等等。
1960年代至1970年代西方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受到萨特和波伏瓦影响，也受到傅立叶《新爱情世界》的影响，法国尤其如此。当然，也可以说社会环境已经到了可以接受女性平权的年代，这才是傅立叶《新爱情世界》最终等到出版的时代背景。
但是在《新爱情世界》这本书出版以前，萨特跟波伏瓦不见得知道傅立叶对开放性关系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们跟傅立叶之间仍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在这种有著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开放性关系里，公开透明原则，不仅是忠诚的保障，还可以摆脱嫉妒困扰。但是我们又明显看到，萨特跟波伏瓦的开放性关系多少有一些反乌托邦的地方。
首先是这种开放性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性关系所牵涉到的其他人就像没有独立人格的傀儡，那些人要么只存在于萨特和波伏瓦的个人传记中，要么只存在于经由他们书信或其他形式写作所呈现出来的想象世界里，也就是说只存在于他者的凝视之中，并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
萨特还有无数个情人，那些人甚至都叫不上名字，但不管是谁，那些人在萨特和波伏瓦的开放性关系中，没有选择权利、没有发声权利，他们甚至不由自主，就像完全没有自己想法和感受的傀儡跟玩物。
最终，在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关系里，只有萨特和波伏瓦是自由的，其他人与其说是自由的，不如说是受到了自由的奴役。当然，这里的自由指的始终是别人的自由，是萨特和波伏瓦独享自由，是其他人不自由。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放在这里未免有一点讽刺，因为对于其他情人来说，萨特跟波伏瓦才是其他人的「地狱」。
其次是这种开放性关系不仅没有萨特崇拜者想象那么和谐，反而还是不道德的，尤其是萨特和波伏瓦并不考虑自己我行我素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道德危机。萨特和波伏瓦除了交换男女学生用于滥交之外，还将情人安插在自己的作品里。萨特的话剧通常都是由他自己的情妇来出演的，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女演员科萨科耶维奇两姐妹。
萨特和波伏瓦不见得真的尊重科萨科耶维奇两姐妹，相反，他们嫌弃两姐妹懒惰、不思进取、没有什么思想，甚至没有什么恒定的兴趣。他们先是引诱姐姐奥尔加·科萨科耶维奇加入他们的混乱性关系，不久后萨特又盯上了奥尔加的妹妹旺达，跟著又把这个妹妹引诱到手。
后来为了摆脱这两姐妹，萨特又把奥尔加转手给自己的男学生，而这个男学生还是波伏瓦的长期情人。萨特甚至还把另一位著名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拉进来，加入他自己跟旺达的三角关系。结果不久之后，萨特又与加缪失和翻脸。
为了安抚和补偿两姐妹，萨特就安排她们出演他自己写的话剧。奥尔加后来公开袒露心声，她说自己与萨特和波伏瓦的畸形关系对自己造成了严重心理伤害。像奥尔加这样公开站出来的，还有比安卡·朗布兰和娜塔莉·索罗金，她们都声称自己受到了严重心理创伤，尤其郎布兰和索罗金都是波伏瓦教过的女中学生，她们在未成年的时候就遇到这种性剥削。后来在索罗金父母控诉之下，波伏瓦被终身吊销教师执照，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伏瓦被学校开出以后再没能够转到其他地方教书。
在这些畸形关系中，萨特和波伏瓦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欣赏或者爱情，而是为了满足自私的情欲，但是被哲学家冠以自由的名义就显得高尚许多了。
当然，要说甜言蜜语地诱骗，对于萨特来说恐怕是信手拈来，甚至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曾经向多少情妇许诺会离开波伏瓦，跟她们结婚。可以说，萨特要追求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自由选择，往往是以情妇们不自由和被迫选择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就像一场空想社会主义实验造成的后果，其结果就是不但使自由贬值，还使自由变得相当虚无。
最糟糕的还是人们对自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至于根本不再相信自由。这是萨特的哲学观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1946年，萨特发表哲学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本书开始纠正其早期的绝对自由观念。这本书指出，人必须为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一切行为「承担责任」，因为自由和责任密不可分。但是萨特并没有在实践这一理念上做出多少改变，他把美国女人多洛莉丝·凡内蒂扔在巴黎，自己跟波伏瓦躲到乡下去，这无论如何看起来也不像是为自由选择承担责任的样子，那就更不要说那些被他抛弃的情妇，还有出来控诉他的情妇。
当然，你可以说，哲学家并没有义务要实践自己的哲学理念；但是如果他自己实践反而证明了自己哲学理念的荒谬特点，那么他自己就是自己哲学理念的最好的反驳者。
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特点，甚至也体现在萨特和波伏瓦的政治热情中，不仅显得大义凛然、故作高深，甚至还表现得相当不成熟。
萨特跟波伏瓦起初是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二战初期，德国都已经闪击波兰了，萨特还认为战争不会波及到法国，可见萨特对于政治的认识并没有超出他的时代。在战俘营里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不是怎么结束战争，也不是国际正义，而是每天给情人写信和写小说，他甚至感觉战俘营里的日子过得很愉快。这样的人，你怎么能指望他从战俘营出来以后就领导社会思想和抵抗运动？
我们在不少萨特传记中都看到了这种暧昧表述，就好像萨特从战俘营一出来就变成了热衷于政治的剧作家，甚至有人说他的话剧成了法国抵抗运动最强有力的象征。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当时巴黎处在德国军事占领之下，萨特能不被逮捕也是奇迹。
二战结束以后，法国知识界集体左倾，萨特和波伏瓦也不例外。起初萨特跟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关系密切，但是萨特不愿加入法国共产党，这让法国共产党十分恼火。
1948年萨特话剧《肮脏的手》被认为抹黑了苏联和无产阶级，尤其是波伏瓦在1949年出版女权主义名著《第二性》之后，苏联共产党对女权主义深恶痛绝，法国共产党也跟萨特关系紧张起来。
与此同时，罗马教廷也将波伏瓦《第二性》列为禁书，在此之前，萨特还有一系列著作都被罗马教廷列为了禁书，他们二人把法国天主教会也得罪遍了。可以说萨特和波伏瓦在法国社会遭到左右夹击，但是声名鹊起。
话虽如此，萨特和波伏瓦的左翼立场仍然十分坚定，他们一边反对美国霸权，一边反对苏联霸权，但是对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却给予很大热情，甚至斯大林死后，他们跟苏联关系也并没有那么恶化。萨特访问苏联期间，苏联政府还专门安排克格勃女间谍给他做情妇，但是他可能到死都不知道那个情妇是克格勃女间谍。
1962到1966年期间，萨特还是每年到苏联跟那个女间谍幽会。可见萨特本人其实缺少基本政治洞察力，甚至没有警惕性。
1956年匈牙利革命之后，萨特最终跟法国共产党切割，但是仍然与世界上其他各国共产党联络频繁。1955年萨特和波伏瓦访问中国，1960年又访问古巴，他们显然受到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盛大欢迎，而且显然还被这种政治安排迷惑住了，这使得萨特和波伏瓦对中国和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粉红色幻想。
后来遇到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萨特依据他自己的哲学个性肯定是要公开表态支持的，结果这一主张又险些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队内部成立的反独立组织，不仅要刺杀戴高乐，也对萨特和波伏瓦下达了追杀令。这样一来，尽管萨特还没有被暗杀，但已经被当成了自由斗士，被当成为自由殉道捧上神坛。
1966年，一贯谴责美国干预越南内战的萨特跟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等人筹建了著名的罗素法庭，用于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萨特甚至要求戴高乐将罗素法庭开在法国，这当即遭到了戴高乐婉拒。
当时法国才刚刚离开北约，如果又开设罗素法庭挑战美国，无疑会令法国处境相当难堪，但是萨特显然意识不到这一点。萨特只能求助于瑞典，尽管他1964年才因为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羞辱了瑞典，但是瑞典政府仍然大大方方地接受了萨特请求。
等到1968年效仿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法国五月运动期间，萨特和波伏瓦惊讶地发现，最激进的法国年轻一代已经开始反对他们了。这时候，他们忽然意识到，不知不觉之间，他们已经过时了。
可以说，萨特和波伏瓦的政治实践是相当粗浅而且流于表面的。哲学家和作家并不见得具有与其思想相匹配的政治敏锐。单就其将追求自由当成一种政治事业来说，这显然是不成功的典型。他们不但遭到社会左右夹击，连年轻世代也抛弃了他们。
这些过于激进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自由观念洗礼，自由对于年轻人来说逐渐变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变得空虚而且没有意义。后来这成为新一代结构主义思想家批判萨特的一个理论锚点，而萨特更深层次的影响又延续到后现代主义各个思想流派之中，直到意义和价值被抛进了无尽的虚无，尽管萨特并不是这场虚无运动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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