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水池一带，有部分旅客在附近手信店购物。
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没甚么折腾，转瞬便尘埃落定。岑浩辉先生从终审法院院长成功转轨出任行政长官。澳门人惯于沉默，特别是对这种没有公众参与，而早就知道结果的选举，基本是冷眼旁观，看人唱戏。但却又保持一贯有顺风车不搭白不搭的心态，怀有一定希望，特别是面对目前如此严酷的经济环境下，变，总好过不变。所以大多数人还真的想看看新特首上场可以拿些甚么方案出来帮到澳门解决经济问题。
说澳门面对严酷的经济环境，并非危言耸听。看看当前澳门商界一片愁云惨雾，各行各业都叫苦连天。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二十五年来最差的时刻，最惨是看不到出路或尽头。老板叫苦，打工仔更艰难。对后者来说，澳门经济状况不佳，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而十八万外雇的重压亦令本地打工仔透不过气。工作职位被大量占用，失业者、就业不足者固然惨情。即使是工作得保，也因为在各行业中充斥大量外雇而令本地人缺乏议价能力。老板一句「你唔做大把人做」就足以令承受着生活重压的打工仔收声。
对雇主来说，外雇是他们压低经营成本，挣扎求存的杀手锏。只是，聘用外雇本身也是双面刃。用外雇固然可以压低工资成本，但与此同时，外雇作为一个从外地来澳门打工的人，莫说有近十万外雇是居于珠海，早出晚归，除了基本生活所需外，根本不会在澳门消费。而即使居于澳门，这些外地雇员背后有家人在家乡要养，他们在本地区必然是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消费。当一个社会有接近一半的劳动人口是不太愿意在地消费的非本地人时，当然也就对本地消费市场构成沉重的打击。而饮食零售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必然又是直接被打击者。这个回力镖又打了回来。
近年，澳门经济不景，不少人都归咎于人们北上消费，连贺生都呼吁澳门人在周末「留返一餐」在澳门食。只是，北上消费一直是澳门人的生活习惯。澳门与珠海只是一关之隔，在关闸马路这边，仅几分钟步行就到达拱北的迎宾南路，连交通费用也免，实在方便。再加上澳门人占半数以上是从中国内地移居来澳，对内地的生活模式熟悉而亲切，绝无半分违和感，到内地消费是如鱼得水。而内地的价格也有其优势，所以澳门人北上消费并非自今日始。那为何人们又突然又怪责北上消费呢？很简单，因为过去同样有大量的北上消费，但因为内地来澳游客量大、消费高，本地人的北上消费相对比重较低，因而大家都没意见。换句话说，南下消费的量大，北上消费的量小，还有甚么可埋怨的呢？如今不同，南下消费弱了，北上消费的流失就令人眼红。
或谓，疫后澳门的旅游业也恢复得不错呀，根据当局统计，今年首三季的入境旅客共19,928,168人次，按此推算，全年入境旅客有望超过二千六百万人次。但与2019年访澳旅客人数的39,406,181人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少了三分一就是少了三分一，这不是一个小数。更重要的是，同是内地游客为主，游客的消费模式的变化才更要命。过去十多年，内地经济腾飞，尤其是2014年以前，出国游客挥金如土，奢侈品的消费令全世界都瞠目结舌。疫情之后，这些一度财大气粗的中国大妈身影猝然消失，代之是「特种兵式旅游」的年轻人。他们重视的是「打卡」，奉行的是少消费甚至不消费旅游。这对澳门这个以旅游业作为其中一个龙头产业的城市来说，这种旅游模式的改变，无疑是灾难。
游客多了，人流也不少，但由于消费模式的改变，看的人多，真正掏腰包的人却少。
有人说过这样一件事，在中区某面家，午饭时间来了四名游客，占了一张枱。但四人只叫了一碗云吞面，然后就轮流摆拍，拍到满意后四人才分享了这碗面之后离去。可能是再去下一间目标食店再重复同样动作。这些年轻游客不一定是穷游，也不一定真的没钱，而是他们就是这样的消费模式，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资源，尽量去更多的地点「打卡」。只是，对于食店的经营者来说，这就欲哭无泪了。四个人进来占了一张枱，正常最少应有一百多元的消费，现实欲仅做了三十多元的生意。这样的游客再多，都不会增加多少的收益。
至于各种高档场所，如名店林立的大型渡假村，乃至游客区内的各种零售店，情况同样惨淡。游客多了，人流也不少，但由于消费模式的改变，看的人多，真正掏腰包的人却少。如今最常听到生意人说的一句话，就是「旺丁不旺财」。这几乎成了个死局。
笔者不知道未来特首到底能有甚么奇招、怪招、大招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但短时间内，可能又只有再派一轮消费券，指定在澳门消费，以此来挽救本地经营者目前的经济困境。只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没有一个城市或国家，可以靠政府长期派钱来延续经济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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