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川普需要时间，需要勇敢地自我否定

 

我从少年时代就亲美，从未有过反美的阶段。美国对少年时代的我来说，如同一个传奇，一处桃花源。

 

二〇〇三年，我应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之邀，第一次访美。前后一个多月时间，我走访了美国十多个州的城市与乡村，写了第一部关于美国的书《光与影》。正如书名所说，我看到的只是美国的光与影，并未看到美国文明和美国秩序的根基。那时，尽管我偏向共和党——我在大学时代读到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后就成了古典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两党并无根本性差异，且相信美国的共和宪政体制稳如磐石。

 

二〇一二年，我与家人逃离动物农庄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来到人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美国。在川普奇迹般地出现前，我多少发现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政府的腐败、无能、软弱，但对美国政治并未念兹在兹，我首先关心的依然是中国的人权议题。

 

二〇一六年，川普刚刚出来参选时，我认为这个满口跑火车的商人就是一个笑话——可见我身上中国士大夫的遗毒和社会主义的遗毒不浅。认识川普需要时间，需要勇敢且痛苦地自我否定。那一年，就连范斯（James David Vance）都是「永不川普」的共和党人，轻率地以希特勒来形容川普，他的转变比我还晚。当然，没有人是先知先觉，即便是川普自己，此前也屡屡捐款给柯林顿（Bill Clinton）、希拉蕊（Hillary Clinton）乃至哈里斯（Kamala Harris，亲共侨领将其中文名字翻译为贺锦丽）等民主党人，川普成为「川普主义者」是在二〇一六年才完成的重大蜕变。二〇一六年夏，当川普以圈外人之姿战胜共和党党内所有建制派政客，我这才开始认真对待川普其人其言——我是华语世界最早断定川普会击败希拉蕊、当选美国总统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因为我跟龟缩在东西两岸大都会的菁英阶层不同，深入过基督教的美国、工农大众的美国、南部和中部的美国，那是主流媒体上看不到的「另一个美国」，也是支持川普的美国。

 

随著对川普的认识不断深入，我对保守主义价值的思考也日渐精进。二〇一八年圣诞前夕，我宣誓归化成为美国公民，我的归化证书上是川普的签名。二〇一九年，我出版了思想自传《我是右派，我是独派》；二〇二〇年，我出版了迄今为止我最重要的思想史三部曲《大光：宗教改革、观念对决与国族兴衰》；二〇二一年，我出版了全面批判左派意识形态的专著《美国左祸与自由危机》；二〇二三年，我出版了回顾十年美国生活的随笔集《此心安处》。每一本书都是我思想探索的脚印，也都是刮骨疗伤般去除左毒、驳左胶的历程——没有人生来就能对糖衣砲弹式的左派思想免疫，包括川普在内，每一个人都要壮士断腕般地「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才能离开通往奴役之路、踏上通往自由之路。

 

川普的出现，如同一面真善美的照妖镜，照出左派的假恶丑。在川普任内，我饶有兴趣地开始了「川普研究」——二〇二〇年选战期间，我先后出版了两本关于川普的专著《用常识治国：右派商人川普的当国智慧》和《川普向右，习近平向左》。这一年的总统大选，是我作为美国公民第一次投票选总统。然而，中国病毒疫情笼罩下全国范围内的选举舞弊夺走了本来属于川普的胜利，也让我在精神上遭遇沉重打击：美国的危机比我观察到的和写下来的更加深重，若保守主义的民情秩序不再，美国宪制很容易被颠覆。如果美国文明崩塌了，美国沦为共产专制国家，我还能逃到哪里去呢？

 

幸运的是，上帝的眷顾没有离开美国。四年之后，川普再度归来。于是，我完成了第三本关于川普和「川普主义」的专著《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写这几年美国发生的新故事，描述川普和「川普主义者」在美国国内的斗争及在美国国外的斗争，揭露被主流媒体和「深层政府」层层遮蔽的真相。美国曾经伟大，美国必将再次伟大，我的所有论述最后都回到「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所说的「美国秩序的根基」那里——这根基牢牢锚定在《旧​​约》中的先知时代，从古希腊罗马到基督教的中世纪和宗教改革，西方历史的演变过程时时都在酝酿美国秩序的种子：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罗马的美德与力量、伦敦的法律与市场……换言之，拯救美国的不是川普，而是公民美德的复归，正如美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所强调的那样：「唯有当人民是贞洁的，新共和国才可能生存。」

 

反共和反左是我一生无悔的使命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发生时，我只有十六岁，在中国西部的一个小镇上，从海外广播中听到枪声、惨叫和哭泣，从此发誓用笔来反抗中共暴政。后来，我因发表文章批评党国，在北大一毕业就失业，从此与人权斗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起为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奋斗。我们被媒体和学术机构封杀，成为故土的「隐形人」，相濡以沫者，屈指可数。

 

二〇〇八年，刘晓波因发起《零八宪章》被捕入狱。我在经历了非法软禁、秘密绑架和酷刑折磨之后，于二〇一二年一月逃离中国、来到美国。二〇一七年，刘晓波在狱中「被肝癌死」，我对中国的未来彻底绝望。我与刘晓波的命运，是热爱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命运的缩影。反共是一件必然付巨大的代价的事业。

 

反共必然反左。共产主义只是形形色色的左派意识形态中的一种。伟大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通常被当作同义词使用。俄国革命成功后，人们开始区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但这种区分只是政治手法的不同，两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建立一个以生产手段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体系。「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不会有空间容纳自由。在任何地方，如果政府拥有每一个出版社，便不会有出版的自由；如果政府是唯一的雇主，有权力给每一个人指派必须完成的任务，便不会有执业或行业选择的自由；如果政府有权力决定个人的工作地点，个人便不会有选择定居地的自由；如果政府拥有所有的图书馆、档案和实验室，并且有权力把任何人派遣到不能继续进行研究的地方，个人便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研究自由；如果政府决定文学与艺术由谁创作，便不会有文学与艺术创作的自由；如果政府有权力，把任何反对者流放到气候有害于身体健康的地方，或指派他承担超过其体力与智力的工作负荷，以摧毁他的体力与智力，便不会有信仰与言论的自由。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公民个人不会有多于军队里的士兵、或孤儿院里的院童，所享有的自由。」在此意义上，号称反共的左派，其实是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宛如金庸小说中左右手互搏的周伯通。

 

川普是雷根（Ronald Reagan）以后最坚定地反共和反左的美国总统。当新左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教义派推崇的阶级斗争转化为性别、种族和环保斗争，以「自由派」之名、以「进步主义」为幌子发动摧毁自由民主制度的攻击时，川普挺身而出与之抗争。川普在任期间，从来不惮于公开表达反共和反左的立场。他在二〇一九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直面那几名自认为是民主党社会主义者的国会议员，坚定地宣示：「美国永远不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全球领导人和美国人的演讲中，他谴责共产主义是一种致命的威胁。在全国共产主义受害者日的致辞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它无一例外地留下痛苦、毁灭和死亡」、「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诺平等、和平和幸福，但在实践中，它的结果只有不平等、暴力和绝望。」在二〇二三年的一次讲话中，他重申将遵循美国宪法和移民法的规定：「我们将阻止外国仇恨基督教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进入美国。」

 

 

反共和反左不仅在中国需要付出代价，在美国和台湾这样的自由世界也需要付出的代价。陈光诚在中国反对共产党屠戮胎儿的计划生育政策，遭受惨绝人寰的迫害，如同肖申克那样逃离监狱化的中国。他到美国之后，因受邀到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讲话支持川普，曾经声援他的主演蝙蝠侠的影星克里斯汀·贝尔（Christian Bale)与之绝交，以他为主人公的电影搁浅，主流媒体对他进行封杀——陈光诚当然不会屈服。我也有相似的遭遇：台湾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坦诚告知：「你反对同婚，我们不能因为出版你的书而得罪同性恋者及其支持者（即便你写的并非讨论同婚议题的书）。」二〇一九年，我在台中应人本基金会之邀作<川普主义与美中台外交之演变>之主题演讲，受到一名自称同性恋者的暴力袭击。可见，左派口口声声说多元和宽容，其实他们打压异见的方式跟共产党如出一辙，不仅要「取消文化」，还要消灭异己——对川普发动刺杀，从肉体上摧毁之。

 

中共特务用燃烧的烟头对著我的眼睛时，我没有放弃我的信仰和信念，左派的拳头和诽谤当然也不能。反共和反左是我一生的使命，而我的武器就是我的笔，如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所说：「我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

 

帮助台湾补上知识版图和观念版图的致命缺陷

 

解严前的台湾，即便在白色恐怖的压抑中，仍有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薪火相传。周德伟、蒋硕杰是海耶克「唯二」的华裔弟子（周德伟翻译了海耶克的《自由宪章》），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民主自由，在经济上主张遵循市场经济原理，为台湾之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伏笔。

 

在「自由中国」群体中，殷海光反共最力，因为他的武器是他翻译的海耶克的巨著《到奴役之路》。还有跟殷海光一样重要的《自由中国》杂志撰稿人夏道平，夏氏晚年撰文批评胡适及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之思路，认为真正的自由不在其中。他从米塞斯那里发现宗教与理性不仅不矛盾，而且高度融和。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自由与宗教：一个自由经济学者成为基督徒的心路历程>，他说这个题目来自于米塞斯。

 

台湾的经济成长得益于海耶克的自由市场理论，而非凯恩斯的计划经济理论。台湾一波波的企业、组织、人物，带著雄心壮志抢攻全球市场，他们发挥海洋民族的冒险精神，积极拥抱世界，打造台湾对外贸易的「日不落军团」，正如台湾学者谢斐宇所论：「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最大特色是分散化生产的中小企业体系。……许多中小企业专精于生产流程的特定阶段，并与其他生产阶段的中小企业构成互补关系。这些中小企业协力网络，构成了所谓台湾奇迹的基础。」

 

在此意义上，台湾的成功之道与美国有相似之处。拉塞尔·柯克认为，美国的成功之道似乎可以概括如下：宗教信念派生出有秩序的自由观；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则为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发挥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保障。而晚近三十年以来，「反民主的全球化」正在摧毁美国的成功。

 

台湾解严之后三十年，台湾的经济奇迹与知识界的主流思想却渐行渐远。知识界和文化界乃至政界，西方左派思想大行其道，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成为绝响。台湾的书店里，傅柯（Michel Foucault）、萨依德（Edward Said）、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杭士基（Noam Chomsky）等左派知识分子的著述满坑满谷（未来我将写专著批判这些人物），却极少人阅读保守主义大师的巨著——比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与美国和解》、《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海耶克的《自由宪章》、《到奴役之路》，米塞斯的《全能政府》、《反资本主义者的心境》，拉塞尔·柯克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保守主义思想》……台湾甚至没有翻译出版过一本柯克的著作，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在中国被捕之前，曾跟我讨论出版柯克著作之事宜，我帮他联系了译者。可惜，富察失去自由后，柯克至今无缘与台湾读者见面。

 

美国对台湾的生死存亡如此重要，但台湾对美国的了解和认知却存在著致命的缺陷：完全漠视作为美国秩序根基的保守主义思想。在此背景下，大部分人对川普和「川普主义」的崛起瞠目结舌，感到匪夷所思。于是，对于不曾知晓和无法理解的事物，只有予以否定乃至谩骂，才能维系既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最具代表性的，是纸本的《思想》杂志和网上的「台湾美国观测站」。前者主要聚集中生代知识分子，二〇一二年四月出版过一期「解读川普现象」专辑，所发表二十多篇中、港、台、美华人知识分子的论述，只有一篇出自肯定川普的作者之手，其他所有文章的都是反对川普的，显然编者的立场并非其标榜的客观中立；后者由一群新生代知识分子主持，但与其说是「台湾美国观测站」，不如说是「台湾美国左派观测站」或「台湾美国民主党观测站」，对川普的攻伐完全囫囵吞枣地照搬自《纽约时报》和CNN。

 

台湾出版界大肆推出从柯林顿、希拉蕊、欧巴马、米歇尔（Michelle Obama）乃至拜登（Joe Biden）、哈里斯的自传、传记，迄今为止却没有出版过一本川普的自传或传记，岂不怪哉。实际上，美国左派和民主党对台湾向来是口惠而实不至，美国右派和共和党对台湾的支持才是实实在在的——从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到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再到川普皆如此。然而，即便在台湾的台派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依然「以左为美」的左派，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左派的那一面吞噬台派的那一面，「左独」与「左统」殊途同归。正是在这样一种扭曲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台湾市面上看不到一本原创的、正面论述川普和「川普主义」的著述——仅有的关于此一主题的三本书都是由我这个外来者撰述的。

 

我爱台湾，台湾赐我以跟生命一样宝贵的出版自由。我对台湾的回报之一，或许就是帮助台湾弥补此一知识版图和观念版图上的重大缺陷，让「右独」在台湾有一席之地。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倾向保守主义、是川普的支持者，读了《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你对川普、「川普主义」及其背后美国秩序的根基会有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如果你此前对保守主义一无所知或充满误解，不喜欢川普乃至是川普的反对者，只要你抱持开放的心态，读了《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后，即便你仍然不愿改变你的观点，但至少这本书不会让你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