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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九一一，究竟算得上是一個「歷史拐點」，還是東西中美盛衰點？
但是至少可以問三個問題：
二〇一一至一四年，我在歐洲、南亞、台北、北美飛來飛去，深有感觸的一点是，西方生活方式难道未被顛覆吗？伊斯蘭恐怖攻擊雖未得逞，但令西方舒適的生活有限化，安檢已成常規，每次進出機場皆須掃描身體行李、去下腰帶、脫掉鞋子、拿出電腦手機，瑣碎不堪，卻人人習以為常，而這一套通行全球，未聞有任何飛機被炸毀空中，亦屬奇蹟。
安全課題由地方性、區域性轉為全球流動性，恐怖威脅施加於全球任何個人，等於綁架全人類，這是世紀魔王如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都未能做到的，西方價值核心個人至上亦在最基本層面受到挑戰，這還不是生活方式被顛覆嗎？反恐除了訴諸武力別無他途，也陷入以暴易暴弔詭，至今看不到解決之道，基督教文明可謂觸底。
二、「韜光養晦」與「战略机遇期」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
然而此刻美国的对华政策，又正中鄧小平下懷，其潜台词，是尼克松的一句话：取消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最大的受害者并非中国，而是”仰息自由市场的人们”。这句话要翻译才能懂，即西方「自由市场」离不开中国廉价劳动力，这几乎如同资本离不开利润一样。
这里可以做一个比拟式的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羅斯福令美国的制造业，充當”全球民主兵工廠”，这种规模，在不到一个世纪后，尽数被东方的一个共产党政权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