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也有两个灵魂：一个建设者的灵魂，车同轨，书同文，发展了古代中国的交通、水利、文化；一个暴虐者的灵魂，修长城，修阿房宫，修坟，焚书坑儒，以言治罪。毛也只取其一，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是「只破不立」。
毛泽东用半个马克思加半个秦始皇，建立起他的封闭帝国。封闭秦帝国的是万里长城，封闭毛帝国的是意识形态的万里长城——毛泽东思想。
一个封闭的奴役制度帝国，靠高度集权奴役、压榨本国人民，也可以「崛起」于一时，陈毅不是说「宁可当掉裤子也要发展原子弹」吗？毛帝国正是在不但当掉裤子，而且砸掉锅子、饿死几千万人之后的一九六四年，原子弹上天；接著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中，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上天。
但是封闭帝国的「崛起」有其限度，毛泽东「全面专政」的意识形态长城，不但窒息了政治、思想、文化的生机，而且阻塞了资本、资讯、资源、货品、人员的流通，导致经济从停滞到「崩溃边缘」，于是有了邓小平改革。
邓小平对毛泽东，既有继承，又有变革。继承的是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闭，就是他自己概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完全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不但「完整、准确」，甚至比毛泽东还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帝国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从宪法中勾消。变革的是对西方自由国家资本、资讯、资源、货品、人员的开放。
邓小平的「两手硬」战略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让胡乔木替他起草了一篇发言稿。胡乔木在稿子中写了「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斗争，党内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了「我们务必要使阶级敌人的一切活动，在开始出现的时候就加以消灭」等等。这是坚持毛泽东帝国全封闭路线的凡是派、专政派的典型语言。
邓小平把胡乔木的稿子拿给胡耀邦，说：「这个不能用，乔木的思路不行了，你给我找人写。」那时邓小平的思路，是拒绝胡乔木代表的凡是派、专政派，而倾向胡耀邦代表的实践派、民主派的。邓小平废弃了胡乔木的稿子，在胡耀邦帮助下组成临时起草班子，按照邓小平当时的思路，完成了那篇后来被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突出了「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那时邓小平还明确支持「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西单民主墙。他说：「群众贴大字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
可以说，那时的邓小平，是和胡耀邦一起站在实践派、民主派的立场上，拒绝了反民主的凡是派、专政派。邓小平在听取胡耀邦汇报理论工作务虚会讨论情况时，还讲过更鲜明的民主言论。他说：
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以民主起家，反对封建专制。它搞民主超过历史上存在过的一切剥削阶级。无产阶级民主应当是民主发展的更高阶段，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好东西要大大发扬。过去无产阶级没有搞好，史达林犯错误，我们也犯错误。
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份子，有敌特份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份子和其他坏份子，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份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两种「思路」
同一个邓小平，两种「思路」，三次讲话。究竟何者为真？何者是假？
此后六、七年，邓小平的「看法和注意力」，在民主派和专政派之间，转过来、倒过去，时而主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时而主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
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下台，标志邓小平与党内民主派的最后决裂，也是邓小平帝国「反自由化」大战略的最后确立。之前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那场「大辩论」，专政派在邓小平支持下击败民主派。然后邓小平和专政派利用一九八六年底的学生运动逼迫胡耀邦提出辞呈。那次事件，可以看作一九八九年天安门悲剧的小型排练。当时学生运动虽因胡耀邦处置得当和平落幕，但仍使胡耀邦和党内民主派遭到清算。邓小平当时的讲话已经杀气腾腾，扬言「不怕流血」，「天安门广场来一个抓一个」！
邓小平和邓力群的对话
邓小平：新的稿子（指胡耀邦主持起草的〈精神文明决议〉草案）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邓力群：看了三遍，有四条意见。……邓小平：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你这次对决议草案提意见的方式不好（指邓力群把他和胡乔木的意见送给陈云等人）。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邓力群：你们两位之间有不同意见，我看出来了。陈云的主张，我宣传过；你的主张，我宣传过。宣传你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邓小平：明天开会，你就讲一句话，完全赞成这个稿子。邓力群：我不讲。
邓力群在《十二个春秋》自述中说：邓小平与我谈话时，当著面是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但与王震他们谈话时是说：「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但邓小平帝国的反自由化战略，与专政派陈云、李先念、王震、邓力群、胡乔木们不同。邓小平反自由化，主要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反，不能扩大到经济领域，影响他另一手开放。而专政派一直想把「反自由化」扩大到经济领域。邓力群主张：「自由化思潮泛滥，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形成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邓小平帝国的总纲领
由此可见，专政派要推翻赵紫阳，让坚持毛泽东全面专政的邓力群取而代之，是既定方针，有没有胡耀邦去世后的学生民主运动，都无可避免。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挑选谁来做邓小平帝国的继承人成了问题。邓小平一度属意李瑞环，拒绝了专政派的首选邓力群。最后达成妥协，邓小平认可了陈云、李先念共同推荐的江泽民。
江泽民执政之初，意识形态领域听邓力群、胡乔木指挥，提出「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经济领域听陈云、姚依林指挥，回归「鸟笼经济」。结果是两年经济大滑坡。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警告「谁不改革谁下台」，直指江泽民。江泽民慌忙拜托邓小平牌友丁关根求情，表示完全接受邓小平批评，同邓力群、陈云「保持距离」。
邓小平南巡讲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帝国的总纲领。
邓小平说：「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人在，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了，谁来保险？我出来后就注意找第三代，两个人都失败了，不是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
那时胡耀邦已去世，赵紫阳遭软禁，党内民主派已彻底清除。邓小平还放不下心，立此政治遗嘱，警告邓小平帝国的继承人：「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跟头」的胡耀邦、赵紫阳，绝不可「让」。
「防止『左』」呢？邓小平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指的是邓力群、胡乔木们，实际上也包括陈云、李鹏、姚依林和江泽民前期。但是不要紧，「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还是「左」比右好。
邓小平曾批评毛泽东，「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邓比毛更甚。毛选过刘少奇、林彪，选了又废，最后选上华国锋也未站住。邓选过胡耀邦、赵紫阳，也是选了又废。但最后一著比毛高明，他不但选定自己的接班人江泽民，还选定接班人的接班人胡锦涛。两个都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经过考验：一个在上海查禁《世界经济导报》，一个在西藏镇压藏民请愿，均威震国际。邓小平为防备江泽民「经济上出问题」，还指名「懂经济」的朱镕基辅佐江。
所以，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后，邓小平不需要再「出头」。他的帝国，从政治纲领到组织架构均已完整确立，足以抵挡「国际大气候」——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