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铭《邓小平帝国30年》自序：认识邓小平，认识中国

阮铭转自 博客来网

邓小平帝国30作者： 阮铭  出版社：玉山社 / 出版地：台湾出版日期：2009/09/18ISBN：9789866789588规格：平装 / 416页 / 15 x 21 x 2.08 cm / 单色印刷

　　今年（二○○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这个名不副实的「人民共和国」，可以裁为两截：前三十年毛泽东帝国，后三十年邓小平帝国。

　　毛泽东去世三十三年，邓小平去世十二年，两人虽盖棺，未定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幽灵，仍游荡在中国大地。要认识今日中国，不能不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尤其是认识邓小平。因为今天胡锦涛统治的中国，仍然是百分之百的邓小平帝国。

　　从毛泽东帝国到邓小平帝国，经过两次历史转折。

　　第一次是和平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否定毛泽东的「两个凡是」，确立邓小平的「四项原则」。

　　第二次是血腥的，从胡耀邦下台到天安门屠杀；这是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在血泊中奠定自己的绝对权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两个凡是」，标志毛泽东帝国的结束。主导这一历史演变的不是邓小平，是以西单民主墙为代表的社会自由民主力量，和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改革力量。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只是顺应历史潮流临时起意的急就章。三个月后，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才是邓小平帝国贯彻始终的政治纲领。

　　从第一次历史转折到第二次历史转折，邓小平花了十年时间，彻底清除了党内民主改革派。为何这么久？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有两个对手，同时也是两个助手。

　　一个是从政治思想文化到经济领域的全面专政派，主要角色有陈云、王震、薄一波、姚依林、邓力群、胡乔木、李鹏。

　　一个从政治思想文化到经济领域的全面改革派（即民主改革派），主要角色有胡耀邦、周扬、习仲勋、赵紫阳、万里、项南、任仲夷。

　　邓小平自己，是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专政派，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派。他需要民主改革派的智慧和勇气，为他清除全面专政派设置的重要障碍，开辟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道路。他又需要全面专政派的顽固与残暴，阻止民主改革派把改革开放扩展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

　　邓小平交替使用「两手硬」对付民主派和专政派，但事实上是有区别的，如他自己所说，经济上出问题可以让，自由化出问题不能让。在邓小平看来，全球自由民主化潮流（「国际大气候」）和社会民主运动（「国内小气候」），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场无硝烟世界大战」。因此反自由化必须采取专政手段，民主改革派虽然在十年中立下丰功伟绩，为人民所爱戴，却注定是悲剧下场。而邓小平最终以流血镇压奠定他帝国统治的基础，是其权力意志发展的必然。

　　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邓小平废黜胡耀邦之前，已经针对学生运动发出「不惜流血，天安门来一个抓一个」的指示。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公安部门将冒风雪来到天安门的学生，用车辆载送回校，避免了冲突。胡耀邦辞职下台后，邓小平打算大举清洗民主改革派，让王震、邓力群开名单。后来虽因赵紫阳设法缓解并中止执行，但邓小平以专政手段对抗国内外自由民主潮流的大战略没有变，只有何时出手的时机选择问题。正如他在天安门屠杀五天后（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所说：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个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这就是邓小平的大战略。他伸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对付的不只是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不只是因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被剥夺权力的总书记赵紫阳。他的主要目标，是滚滚而来的自由民主历史潮流，是他想像中那场「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硝烟世界大战」。

　　天安门屠杀完成了毛泽东之后第二次历史转折。胡耀邦、赵紫阳时期的民主改革派，或关进监狱，或罢官回家，或流亡海外。邓小平已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需要再玩左右制衡的游戏了。

　　第一次历史转折后的中国，曾经展现三种发展路径。

　　第一种，全面改革：顺应历史潮流与人民意志，结束一党专政的奴役制度，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现代宪政国家。

　　第二种，邓小平的「两手硬」：开放经济领域，坚持一党专政，建立向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开放的新奴役制度帝国。

　　第三种，全面专政：回到毛泽东式封闭的旧奴役制度帝国。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这十年，邓力群所谓「逢双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逢单马克思主义扬眉吐气」，正是全面改革派与全面专政派「十年内战」的写照。

　　决定性的是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九年的两大战役，邓小平与专政派联盟，倒胡倒赵，六四屠城，全面改革派全军覆没，打断了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之路。

　　「六四」之后，邓小平「韬光养晦，冷静观察」，他看到柏林墙倒，东欧巨变，苏联瓦解，更加相信他的大战略使中国避免了苏联—东欧共产帝国毁灭之路。

　　邓小平的最后一招，是九二年南巡，主要对付全面专政派。民主改革派既已清除，就不能保留全面专政派这个后患了。

　　南巡回来，邓小平筹划中共十四大：废元老院（中央顾问委员会），黜鸟笼派（姚依林、宋平退出政治局常委会），逐「左王」（邓力群），连六十年老战友杨尚昆也必须断交，逼他同弟弟杨日冰一道交出军权。从此中国唯「邓小平理论」是从，这就是天安门之血的震撼力量。

　　邓小平最后这个大工程，是为邓二世江泽民和邓三世胡锦涛舖平道路。他从此无言，静心编纂邓选第三卷，自信可确保邓小平帝国「长治久安」二十年（一九九二 ~ 二○一二）。

　　这个在六四屠杀血泊中正在崛起的新帝国，对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自由，反民主，反平等，反人权，奴役本国人民；对外却向全球资产阶级大开自由之门，吸引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地产商、开发公司，源源涌进中国。国外资本与中国政府联手，掠夺农民土地与自然资源，损害生态环境，从亿万不自由劳工（农民工）身上共同榨取超额利润，使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工厂。

　　这是中国专制王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章法。毛泽东时代是秦始皇大一统帝国为体，苏联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用（毛称之为「马克思加秦始皇」）。邓小平修正为秦始皇大一统帝国为体，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用（邓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创新」在于，他打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打破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应称之为「邓小平模式」或「邓小平主义」，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控制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一九九二年以来，「邓小平模式」深得全球资本和自由国家政府的欢迎，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全球（重点是美国）展开强大的「银弹」与「统战」攻势，首先攻克了华尔街。后来成为华盛顿中国政策重要决策者和美国政府主导美中关系要角的佐立克（前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和鲍尔森（前财政部长），均出身于在中国投资获利的华尔街高盛公司。

　　今日美国的大企业、大财团，大学、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政府官员，主流媒体，处处听得到肯定「中国模式」的声音。这一点也奇怪。中国今天采取的，正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对人和自然粗暴掠夺的发展模式。这种反人道、反自然的财富积累方式，已经被人类进步的历史所淘汰。今天忽然重现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而且大开国门，让全球自由资本涌入分一杯羹。中国政府只需同合伙者瓜分全球制造工厂的庞大利润，把出口廉价产品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负责任地买回美国国债，就一切OK！这就是佐立克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合伙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真意。

　　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写道：「五十三年间，整个世界臣服于罗马权威之下。」我们可以设问，当邓小平帝国进入五十三年，二○三二年之际，世界会不会臣服在北京权威之下？

　　关键在于自由国家与自由人民今天对中国是否有真正的认识。

　　人类的进步，是自由战胜奴役的历史。但一旦自由民主力量失去警觉，奴役制度的崛起足以吞噬自由。二十世纪纳粹德国和苏联共产奴役制度的崛起，就是由于自由国家的妥协和纵容，导致巨大的历史灾难。

　　今天人类又面临新的奴役制度崛起。美国「自由之家」公布二○○九年自由度报告，全球一百九十三个国家，不自由国家有四十二个，不自由国家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在中国。这个数字表明，在中国结束奴役制度，是终结全球奴役制度，让世界走向完全自由的重要条件。未来二十年，中国究竟是走向自由，还是继续保持奴役制度并向全球扩张，关系人类与地球的前途命运。

　　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奴役制度国家，GDP不到全球百分之七，碳排放量已跃居全球第一，国民收入分配极端悬殊，大多数人民生活处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列，其政府却是世界首富，国家财政收入和军事装备开支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率激升。中国政府对内肆无忌惮地用专政手段压迫本国各族人民，对外与专制国家联合，遏止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颜色革命，迫使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退却。

　　从实力对比看，美国、欧盟、日本三大自由经济体的GDP超过全球百分之六十，是中国的九倍。无论军事、政治、科技、文化、软硬实力，自由民主国家都远远超过奴役制度的力量。邓小平的「多极化」战略，目的就是分化美、欧，分化美、日，分化美日与亚洲国家，利用自由国家之间的空隙，建购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以小搏大，扩张奴役制度的力量。

　　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反自由、反人权战略的妥协与纵容，并非由于中国奴役制度的强大与不可抗拒，而是由于对这个开放式新奴役制度丧失清醒的认识。

　　以台湾为例。这个自一九八○到一九九○年代完成民主制度转型的自由之国，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政治与经济奇迹，被誉为全球第三波民主国家的东方典范，国家竞争力居世界先进国家之列。然而今天的台湾政府，却把这个先进的现代宪政国家的未来，纳入依附奴役制度中国的错误轨道，不惜牺牲台湾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的自主发展，幻想从中国去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间」。

　　这将不但断送台湾人民走上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生存发展之路，而且助长中国奴役制度的力量，危害中国人民挣脱奴役制度锁链的斗争。

　　从台湾到美国，这种自由对奴役的妥协与纵容方兴未艾。那位华尔街出身的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最近同台湾出身、中国培养的副行长林毅夫，联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鼓吹中、美两国建立「两国集团」（G2），并成为「二十国集团」（G20）的「推动力」。

　　大家不妨想像：一个开放式新奴役制度的中国，一个曾经标榜「扩张自由到黑暗的角落」、今天纵容奴役制度的美国，两家（G2）「共管」世界，二十年后会怎样？

　　有人不是已经预言「中国必将取代美国」吗？那么邓小平的政治遗嘱，「南巡讲话」中的「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恐怕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喔。

　　要防止奴役制度吞噬自由，关键是改变中国，变中国奴役制度为自由制度。改变中国的前提是认识中国，认识邓小平。这就是写作本书的动机。

　　去年二月，温𪸩兄在电话中谈到，认识今日中国，必须认识邓小平，嘱我就此主题为香港《争鸣》杂志撰稿。动笔时发现，对中国这近三十年的历程，官方的撰述，故意抹去胡耀邦、赵紫阳等创造历史的人物；而民间的撰述，又把邓、胡、赵铸为一体（「三驾马车」论），均有违史实。为了去伪返真，不能不涉及历史过程中必须阐明的一些具体情节。这样写下来，「每月一题」，不觉就写了一年多。

　　台湾玉山社出版公司发行人魏淑贞女士得悉我在写这段中国历史，约定完稿后在玉山社出书。我们认为，认识中国，对台湾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台湾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台湾人民对中国的认识。

　　国民党既不认识中国，也不认识美国。蒋介石见过毛泽东，但见而不识。他未能正确记取国共内战的历史教训，以为在台湾继续国民党一党专政，就可以获得美国支持，「反共抗俄」、「光复大陆」；没有料到尼克森、季辛吉「联毛抗俄」，卡特、布里辛斯基「联邓压台」，对台「断交、撤军、废约」，想把台湾逼上死路。

　　台湾自一九七九年至整个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的历史表明，只是由于台湾人民不愿屈服在外来政权奴役之下，蓬勃兴起的台湾内部民主独立运动与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汇合，迫使国民党两届领导人蒋经国与李登辉认识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现台湾总统和民意代表由全国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完成了在台湾终结外来政权到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制度转型，才使台湾走上新生的自由国家之路，避免了被共产中国吞并。

　　台湾的民主发展，是对中国奴役制度的最大挑战，不但打破了从邓小平到胡锦涛的「统一」梦，而且为中国人民终结奴役制度走向自由民主提供了新典范。二○○五年胡锦涛颁布《反分裂国家法》，遭到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主席连战到北京与胡锦涛签署《连胡会公报》，背叛蒋经国晚年和李登辉的民主拒共战略，替胡锦涛的《反分裂国家法》背书。连战在北京大学演说中提出「联共反台独」。所谓「联共反台独」，就是国共联手，试图颠覆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终极统一」的政治纲领。

　　国共联盟不敢公然宣布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共产奴役制度纲领，用「联共反台独」或「不独不武」之类模糊概念混淆视听，欺骗舆论。然而谁都知道，一个独立国家，不一定是自由民主国家，却可能是一个奴役制度国家，像中国。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一定是独立国家，自由国家人民不可能接受外来政权的奴役统治。所以连战和国民党的「联共反台独」，就是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反国家，出卖台湾人民的降共纲领。

　　二○○八年，分裂的台湾人民让国民党轻易赢得立法院和总统大选。一年多来，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国家主权，都已大踏步倒退。这是全世界看到的事实，纽约「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报告》和国际舆论均有记录。最近马英九又以总统身分任国民党主席。未来几年，台湾人民必须清醒面对国民党政府加速实施「联共反台独」纲领，把民主台湾送进共产中国怀抱的严重威胁。

　　玉山社在此刻推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让读者清醒认识今日邓小平帝国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奴役制度本质。为了防止获得自由的台湾人民再次沦于外来政权奴役统治，必须不分省籍、族群、语言、党派、颜色，牵起手来，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也不容倒退。

　　最后的疑问是：认识了邓小平，认识了今日中国，中国人民就能结束奴役制度，走向自由吗？

　　为什么不能？三十年前，中国人民认识了毛泽东带来的历史灾难，否定了「两个凡是」，结束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涌现出胡耀邦、周扬、习仲勋、赵紫阳、项南、任仲夷等一大批全面改革派和西单民主墙的自由战士群，一度把中国推进到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前沿。是邓小平的反自由化大战略，清除了党内民主改革派和自由民主人士，镇压了学生民主运动和人民维权运动，摧毁了中国人民走向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历史进程。

　　邓小平帝国的崛起，是利用人们对邓小平神话的迷信。江泽民、胡锦涛的「笔杆子」，把全面改革派创造的一切历史功绩归于邓小平，把邓小平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的一切罪责归于李鹏、李锡铭、陈希同、邓力群等几个小人，想当年「凡是」派把毛泽东的罪责归于「四人帮」一样。江泽民、胡锦涛的「枪杆子」，把一切不同声音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因素」，消灭于萌芽状态，导致在今日中国只有一种声音：

　　——认同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普世价值，主张全面改革之路，被指为「邪路」。

　　——否定普世价值，否定对外开放，主张全面专政之路，被指为「老路」。

　　——唯有对内专政，对外开放的「两手硬」，才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路」。

　　三十年来，尤其是「六四」屠杀后的二十年，这条富国强军、残民害天的开放式新奴役制度之路，已经给中国的人民生活、自然生态带来巨大不幸和破坏。写这本书，旨在重新认识中国这三十年的历史，破除正、邪颠倒的邓小平迷信，让自由民主改革力量携起手来，从三十年前改革先驱们的成功与失败中记取历史教训，以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气，顺应人民意志和历史前进潮流，完成这场自由战胜奴役制度的「无硝烟世界大战」，把地球上最后一个奴役制度大国，改造成为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绚丽、灿烂的自由之国。

　　谨以此书献给一切为自由贡献力量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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