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王超华是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在“六四”学运爆发之后，“她代表研究生院参加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成为常委、副主席，组织参与各种活动”。在“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后，北京市公安局通缉了21名学生，她位列第14位。后来，她流亡美国，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东亚系博士学位。目前，她在该校担任兼职助理教授，并且正在教授一门关于“六四”的课程。

她戏称，从天安门到中大校园，两度失去“民主女神”。

“我生命里两次经历这种失去，89年我虽然不在天安门广场，可是我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视，那个六四民主女神像是代表我们一代人向往的、美国的自由的象征。当时的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也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民主女神。”

“到了2019年，我第一天进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看到香港的民主女神，就好像她是你的一个老朋友，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种那么亲近的感觉，每年六四我都会到民女那里去纪念，每天也都会看到她矗立在校园，一直到2021年的Christmas Eve（圣诞夜）她被拆除……我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到长大成人当了老师，两次经历‘民女’在我的眼前消失，我觉得这种无助是非常的强烈的，觉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去争取，但最后却又一次次的失去……”

和王超华教授类似，何晓清教授也反驳了“六四”镇压是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如果你告诉大家说，我89年镇压六四是为了你们好，我如果没有镇压的话，中国哪里有那么好的经济发展？我们国家哪里有那么的富强？所以这个镇压死一些人，换得（中共）政权稳定，换来这些经济发展，用这种论述来‘辩证历史的道德意义’（debating the moral meaning of history），在这样的表述底下你可以看到，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人的生命、尊严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因为钱、权然后来牺牲掉？”

而对于“六四”以及“纪念六四”的意义，她表示守住记忆、传承历史就是最大的反抗。“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我们有对历史的记忆，而记忆和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反抗。因为有一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夺走的，那就是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和对真相的追求。中国知识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出走，但不论是六四一代、香港一代、还是白纸这一代的年轻人，只要能守住我们的记忆和历史，就是反抗的最大武器。

三、德国之声专访林培瑞：八九六四和“向前看”

林培瑞是美国知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荣休教授。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他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大陆办事处主任。6月5日凌晨，他把方励之夫妇带入美国大使馆。因此，林培瑞上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1996年以后，他被禁止进入中国。

“如果有这样的言论和声音的话，特别是在严格审查和严格压迫的条件下，也可能会用种种比较间接的渠道发表出来，也可能转到墙外发表出来。这是中国数字时代工作最关心和最注意的，我们把它搜集和存盘。”

德国之声还发问，“即便现在处于比较黑暗的时期之下，六四作为集体记忆一直都还是存在的，即便在比较年轻的世代中间。我们也许可以将之形容为一种韧性。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萧强表示，“我想六四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我说它是伟大的精神力量是因为，当年实际上在全国范围之内，当然核心是在北京示威的学生、天安门广场，你看到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真正的愿望和声音。当《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街上游行打著牌子说 ，不要逼著我们说谎；当北京的市民能够站在军车面前，近距离挡住戒严部队的士兵；当全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北京，上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不管是他们的绝食，不管是他们的坚持，这些最后是永远被历史记下来的见证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