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生于一九五四年，以当年流行的词汇来说，他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这句话意味每个人、每件事都重新开始，就连中国，现在也成了「新中国」。旧社会有阶级：地主与农民，资本家与工人。现在在共产主义红旗下，人人平等。
在现实生活中，高华与其他数以千万计的人一样，属于一种新阶级：一种有政治问题的贱民阶级。高华的父亲曾是替共产党工作的敌后地下电台作业员。20照理说，高华应该因此像习近平一样是「红二代」，或是拥有「红色血统」的人。但事实上，共产党对于曾经投入地下工作的理想主义人士有种近乎病态的怀疑。这类人士几乎都因与国民党同谋而遭迫害，理由是根据共产党诡诈、多疑的心态，这些地下工作者若是不通敌，又怎能生存？共产党喜欢用的，是那些远离前线、躲在延安向毛泽东卑躬屈膝的人。就这样，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倾运动中，高华的父亲沦为斗争目标。他被贴上右派标签，下狱关了几年。时年两三岁的高华就曾伴著母亲，乘巴士长途跋涉赴监探父。时逢大饥荒，人人都饿著肚子，高华一家人的日子更不好过。
一九六三年，高华考进南京外语学院，但因共产党人所谓「阶级背景」而遭学校拒收。后来他虽进了一所普通学校，但他父亲的问题仍然不时被人提出来，老师们也因此不让他与其他学生往来。三年后文革爆发，高华无意间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他若留下来很可能被活活打死。他父亲后来逃离南京，躲到几百公里外的山东省亲戚处避难。没隔多久，高华看到住家附近墙壁上贴了许多缉捕他父亲的告示。
高华逐渐长大，开始将他的家族悲剧与二十年前那场「延安整风运动」连在一起。他曾在毛泽东选集里走马看花式地读过这场运动。不久文革爆发，学校与市政府高官纷纷落马，指控人写了许多材料，说这些高官曾在延安斗争会上招供犯罪。当年只有十几岁的高华搞不懂这许多事，但他可以感觉到延安整风的血腥暴力。他幼稚的心灵隐约察觉，吞噬他人生的暴力关键就在于这场整风。他本能地发现，延安这场暴力已经成为共产党的原罪，它使共产党扭曲变形，使共产党非得透过暴力与高压手段才能运行。
他目睹的残酷血腥令人发指。其中一件事的恐怖回忆尤其让他挥之不去。他有两个同学是对兄妹，与他们的父母住在间残破的小屋里。两兄妹的父亲被打成反革命，不能工作，他们的母亲是普通女工，一家人穷困潦倒，而且经常遭人辱骂。一天，这位母亲终于忍无可忍，撕毁了一幅毛像，还大骂毛泽东。她被捕处死。学校里每个人，包括高华、她的两个孩子与她的丈夫，都被迫站在路边，看著那位母亲戴著手铐脚镣押赴刑场。高华日后反讽地写道：「这就是所谓『接受教育』」。
家成为高华的避难所。他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只能整天看书。他的母亲早已是惊弓之鸟，把家里大多数书籍烧了，但他从火堆中抢救了几本书，包括杨绛翻译的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Gil Blas)，范文澜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的《诗选》(Selected Poems)，还有一本《唐诗三百首》。日后在回忆幼年生活时，高华写道：「这些书给了我许多温暖，让我在黑暗的隧道中看到远处一簇光。」
在一位老先生暗助下，高华对中国命运的认识飞速成长。当时他家附近有座仓库，里面锁了几千本遭查禁的书。看守仓库的老先生很和善，让高华与高华的一位友人借出阅读。两人仔细选几本书，藏在背包里走回家。到下星期，两人回到仓库还书，再借几本带走。高华就这样读了几百本禁书，包括丁玲的小说与王实味的文章。丁玲与王实味都于二十五年前在延安遭毛泽东清算。当文化大革命随毛的死亡而告终时，大学入学考试重新实施，阶级成分不再成为入学考虑要件。一九七八年，二十四岁的高华考进全国顶尖学府南京大学。但他随即知道自己要研究历史，特别是延安整风那段旧事。他开始搜集回忆录、文件与其他有关材料。
高华也听演讲，建立自己对如何成为一位史家的观点。在听完一场有关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演讲后，套用高华的话说，他「心绪激动，久久无法平复」。在「报任安书」中，这位二千年前的中国大史家向友人解释自己何以必须完成《史记》。写《史记》是他的神圣使命，无论是否遭到宫刑，他必须完成它。高华清楚记得范文澜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就是高华从母亲的柴火堆中救出来的那本书)中提出的警告：真正的历史学者必须愿意「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最后，高华「甘坐」了不只两倍时间。经过二十二年苦功，他于二○○○年出版了近九百页的经典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九三○至一九四五年》。这个红太阳是毛泽东，高华在书中以严谨的手法描述了毛如何利用一连串血腥整肃崛起的过程，而这种过程随后成为共产党掌权后的标准运作模式。
高华在这本书的附录中谈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写作过程、动机与研究方法。他得在不能接触官方档案的情况下进行资料搜集；由于这个题材过于敏感，打从一开始他就看不到政府文件。他提出的研究补助申请屡遭拒绝，他既无缘晋升，也不能转入另一大学担任较高教职。他得用身为临时讲师的薄薪支付买来的每本书，每份影本。与海外历史学者不同的是，他没有研究生替他跑腿，没有研究津贴让他放下教职、专心投入写作，没有世界级研究图书馆供他使用，也没有「同行评审」(peer-reviewed)a报告帮他精进思考。
高华对相关外国作者很熟悉，几次香港之行也让他获益匪浅。每在走访香港期间，以收藏大量来自中国的书籍与文件而著名的「大学服务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s Center)都成为他的主要驻足之处。21但他发现，大多数外国作者，特别是极力吹捧毛泽东的那批老一代作者，没能把握一个重点：共产党所以迷恋暴力与高压，毛泽东是主要关键。许多外国作者在溯源的努力上不够深入。有些人认为中共的问题源自「反右倾运动」或「大跃进」。或许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或许因为他们不愿表现得过于反共，没有人胆敢指出问题源头来自延安时代。高华是自学成功的学者，有自己搜集的一套文件与回忆录档案。这些文档有时并不完整，而且脉络指向也很错乱，但它们无需切合任何传统，既不需要以中国境内容许的那种政治化历史为师，也不需要遵照海外流行的常规知识。就凭借这些资料，他做出如今为人广泛接受的结论。
他就坐在他家那间小公寓的厨房餐桌边，一根根抽著烟，一杯杯喝著茶，一笔笔写下这本巨作。整个九○年代，高华写史的消息逐渐传出，他的名声也愈来愈响。慕名者蜂拥前来南京，访问这位现代司马迁，这位甘于贫穷却要写一本反传统史书、颠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作家。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共产党治下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著作，绝不夸张。
十年后，高华因肝癌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英年早逝使得他完成第二本书的梦想化归泡影。据友人说，这第二本书的主题是延安整风中沦为毛泽东控制工具的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掌权后的倒行逆施。
但就若干方式而言，他的一生志愿已经完成。他的书破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神话：中国共产党是理想主义者为拯救中国而建的一个纯净的兄弟之盟。他的书告诉世人，共产党是一群臣服于毛泽东淫威下，充满野心、相互争斗不休的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虽说在中国是禁书，但经香港中文大学于二○○○年出版，印了二十二刷。它已经译成英文，而且有线上版本。今天，无论在中国国内或海外，任何撰写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人都会参考这本书。
这本书叙事很紧密、很冗长，而且很艰涩，读起来并不轻松。高华假定读者认识出现在书中那些多得数不清的人物；他没有做背景说明，只是像一道雷射光束一样射向毛泽东。但他的成就令人叹服，他不仅改写了延安神话，还对整个共产党运动提出质疑。他是一位中国史学者，在中国工作，在共产党引为圣土的延安挑战共产党。
不过，这样的著作也正是当代打击地下历史学家之战的核心所在。习仲勋认为，共产党党史无论美丑都应该如实传世，但他的儿子从习家这场与过去的斗争中，学得另一个教训。习近平的父亲曾是历史牺牲者，而他现在想控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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