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惊闻北京大学知名右派、数力系54级陈奉孝先生，于2025年1月22日逝世，享年90岁。本号转载作者长篇回忆文章《梦断未名湖》部分章节，以志追思。

第一章

被捕前后

01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我断定号召人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运动恐怕要转向了。后来各大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右派的文章，特别是到了7月份，对右派的批判变成了围攻，实际上已剥夺了右派的发言权。右派阵营迅速土崩瓦解，绝大多数”右派分子”纷纷举起了白旗，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大会小会作检查，违心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给自己扣上了各种各样的大帽子，而且互相搞起了检举揭发，为了自己能过关，不惜出卖朋友。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非常心灰意冷。

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实在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我想到外部世界去看看。那时候要想通过合法手续出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在国外又没有任何亲友，要想出国只能采取非法的办法。我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外国驻华使馆的帮助，于是我先去了印度大使馆。大使馆门口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任何一个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想进外国使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不仅人进不去，就是向大使馆打电话也不可能，因为电话必须通过门口的岗楼往里转，一个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给大使馆打电话，他根本不会给你往里转。

幸亏我的行动是在8月份，当时还没有下令抓人，后来就不行了。如果你往外国使馆打电话，不等你放下电话，警察就来了，我想可能是因为已有不少人想像我一样，企图寻求外国使馆的帮助，被当局发觉了。我被捕后遇到了两个人，一个是人民大学的何铁生，另一个是北师大的陆正，他们两个都是因为往外国大使馆打电话而被捕的。何铁生被判15年，陆正被判12年。后来陆正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一中队还跟我在一起劳改过，1960年他疯了。

我又去了英国代办处，情况跟印度驻华使馆一样，同样进不去。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贺永增，他说，你不妨到南斯拉夫大使馆试试，并告诉我，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后圆恩寺，不在东郊民巷（那时候大部分外国驻华使馆都在东郊民巷）。贺是老北京人，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南斯拉夫大使馆在哪里，甚至连后圆恩寺这条胡同在哪里也不知道。我按照他告诉我的路线去了后圆恩寺。这是一条小胡同，两辆汽车如果相向而行，刚刚能错开车。使馆门前同样有中国警察把门并设有岗楼。要想从大门进去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我发现离使馆门口约三十米左右的拐弯处，有一棵大槐树离使馆外墙很近，于是我就爬树翻墙进了大使馆。

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他看到我戴着北京大学的校徽，用中国话问我：”你要干什么？你为什么不从大门进来，爬墙进来是犯法的！”我回答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要请求大使馆的帮助，我知道爬墙进来是错误的，但从大门是进不来的，中国警察不允许。”于是他把我领进了一间办公室并叫来了一位官员（可能是大使馆的秘书），我对他说：”我是北京大学的右派，可能要被捕，我请求贵国大使馆的帮助，把我送到贵国或英国去。”

他看了我的学生证后对我说：”我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名字，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将你送出去。”我说：”能不能将我装进一只大木箱里，作为外交人员的行李运出去？”他笑了，问我：”你怎么会想到这种办法？”我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逃亡者》，二战期间，北欧国家的一些反抗德国法西斯统治的民主人士，就是用这种办法瞒过了希特勒党卫队的眼睛，上了轮船，最后到了盟国去的。”他笑了，说：”你太天真了！”

的确，我当时是太天真了，对于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一点也不懂，他们是不会因为帮助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的青年学生去担一定的外交风险的。不过他说：”我可以用我们使馆的车把你送出去，如果你自己从使馆大门走出去，那太危险了！”最后他用使馆的车把我和一个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一起送了出来，到北京动物园门口我就下了车。因为如果我同那位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回北大的话，肯定会被人发现的。

我为什么想到南斯拉夫或英国去呢？斯大林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国际（第三国际）以后，一直骂铁托是共产党的叛徒，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跟着苏联老大哥学，骂铁托是叛徒。可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开始修好，中国自然也跟着苏联走，开始修好中南关系。报纸上介绍了不少当前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情况，说南斯拉夫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工矿企业都有”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工矿企业的领导人都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当时我想，这样的社会主义可能比苏联式个人独裁的社会主义要好，既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消灭了剥削，人民又享有真正的民主权利，这可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

说实在话，我一点也不向往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对国民党政权，我更没有好感，因为我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那时虽然年龄还小，但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败与黑暗也知道一些。我向往的是社会公正。新中国成立后，连续搞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丝毫没有牵连到我和我的家庭，但我中学时代的同学的家长和老师有不少都受到了迫害。还有，那时的党员，总好像高人一等，老师都不敢批评党员学生，党群关系一点也不好，往往是大家在一起聊天，见到一个党员来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这种社会现象，在我一个青少年的心灵上一直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为什么也想去英国呢？据说英国是一个学术、思想最自由的国家。当年马克思不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学习研究，最后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吗？英国当局并没有禁止和迫害他。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想法实际上一方面反映了一个青年人对一个理想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自己的天真和知识的贫乏。

02

我从小就有点野性，这可能与我从10岁左右就开始独立生活有关。看来要想通过合法的办法出国是不可能了，我就开始筹划逃跑。反右运动变得激烈以后，流传着一种说法，国外有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援救会”，这一组织在东京、香港、伦敦等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办事处，它可以向从大陆逃出去的知识分子、知识青年提供援助。逃出去的右派学生如果想继续读书，它也可以提供帮助。这一消息是北京石油学院的周乐甫（现改名周振礼）先生告诉我的。后来被捕以后才知道，那不过是台湾国民党搞的一个特务组织，企图网罗从大陆逃出去的人，这与我想出国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我也幸亏没有逃出去投奔这个组织，不然的话，我就真成了叛国罪犯了。怎么逃呢？一开始我想向香港方面逃，可是有两个条件不允许：第一，我身上没有多少钱了，现有的钱连买一张到广州的火车票都不够了，何况这两天我还要吃饭；第二，我对南方的地理情况一点也不熟悉，也不懂广东话，因此只好放弃。

正好那时塘沽新港开辟不久，每天有外国船进出港口，我想我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上外国船。一个办法是我可以找机会混进去，再一个办法就是我可以下海游到外国船上去。那时我国规定的海岸线是十二海里，我会游泳，如果再买一个救生圈带上，我想十二海里游过去不成问题。于是我就偷偷买了一个学游泳用的救生圈，并把一些油印的大字报和学生证用蜡纸包好带在身上，准备到时候下海游泳。9月份北京的天气已经凉了，我身上只有一套单衣，为了办《广场》我把自己的除书以外的全部东西都卖了。刘奇弟给了我一件线衣穿。

9月16日上午大约10点左右，我去了谭天荣的宿舍，那时宿舍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的床铺周围贴满了批判他的小字报和纸条，有些是带有侮辱性的。我把要逃跑的打算告诉了他，他还替我担心说：”这样太危险了！”我说：”没有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了，不然的话，我们早晚都要被捕！”他没有再表示反对的意见。最后我把剩下的几元钱菜票给了他，他那时的经济情况比我还困难，每天吃的是米饭泡酱油，因为小饭厅的酱油是不要钱的。

我从谭天荣的宿舍出来往南校门走去，有一个细高挑戴眼镜、大约三十岁左右的人总跟着我，离我二三十米远。其实我早就知道我被盯上了，十多天前贺永增就告诉了我这一情况，我也早就发现学校里突然增加了一些新面孔，有的戴着教职工的红牌校徽，有的戴着学生的白牌校徽。贺告诉我说，这是北京市公安局派下来的人，专门盯右派中的活跃分子的。我也没有细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反正我断定我被捕是早晚的事。为了甩掉他，我先乘32路（即现在的332路）公共汽车到了北京动物园，可是他盯得很紧，我左转右转总甩不掉他。我从动物园出来就乘101无轨电车直奔前门车站，他也跟我上了同一辆车。我买了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上了火车，他也上了火车，而且跟我在同一个车厢里，相距三四排座位，我心里有点紧张。

到天津东站我下了火车，出了站就向对面一个饭馆跑去，他不好意思跑，就大步往前赶。我进了饭馆瞧着他快赶过来了，我就从旁门出去又跑向了火车站，这时正好有一辆从北京开往塘沽方向的车过来，没有买票我就挤了上去。50年代，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由北京开往东北的火车每隔15分钟就有一趟，我庆幸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

火车到塘沽大约晚上八点左右，那天正好全塘沽停电。我找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条，又问了饭馆服务员码头的方向，就直奔码头而去。我在码头上转了好几个钟头，主要是想看看靠岸的船当中有没有外国船，转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晚上没有电也看不清。再往远处看，的确有灯光在游动，我想那可能是游动的船，除了看见游动的灯光外，究竟是什么样的船，挂的什么国旗，根本看不见，这时我犹豫了。回去吧，我不甘心，但眼下情况如果下海向外游的话，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就在码头上来回地走，走累了我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下。

正好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很大的帐篷，好像盖着什么东西，外面用一些大石头压着，大概是怕风刮起来，于是我就向那个方向走去。走到帐篷跟前，刚想坐下，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两个人来，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挣扎着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注意你半天了！”我又问：”我究竟干什么了，你们抓我？”他们说：”到派出所再说！”

就这样他们把我扭送到了不远处的派出所。出来一个像头头模样的人，他们指着我向那个头头说：”这家伙在码头上转悠了半宿了，不知想干什么！”那个头头接过话来就问我：”黑灯瞎火你在码头上转悠什么？”我说：”不干什么，看看大海。”他嘿嘿冷笑了两声说：”黑灯瞎火，半夜三更的你看什么大海！？”接着又下令：”搜他身上！”在码头上那两个家伙抓我时，因为没有灯光，他们看不清我身上带着什么，可是这回到了煤气灯底下，就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腰里系着用蜡纸包好的一些油印的大字报，还有一份《广场》、学生证和一个没有吹气的救生圈，鼓鼓囊囊的，这下坏了！他搜出我的东西和学生证一看笑了，说道：”你不是个小偷，原来你就是报纸上登的北京大学右派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骨干分子陈奉孝啊！”（那时还没有将”百花学社”称为反革命集团）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夜里没有电，我在码头上转悠，那里有许多露天仓库，他们可能是怀疑我打算偷东西或搞什么破坏才抓我的，结果却抓了北京大学的一个右派骨干分子，对他们来讲，这比抓一个小偷之类的当然收获要大得多。那个头头马上拿起电话跟塘沽公安局通了话，不一会来了一辆吉普车，从上面下来一个人，拿着一张逮捕证（我估计可能是现用打字机打的）叫我签字，我不签，那个人说：”你不签字就是拒捕，要加重罪行！”我也没有理他，我知道现在说什么话都毫无意义了。他们给我戴上手铐，塞进了吉普车里，里面早已坐着一个人，正是跟踪我的那条”尾巴”。

　因为夜深人静，吉普车开得飞快，大约在夜里两点钟左右，吉普车开进了北京市草岚子看守所。

第三章

宣判

01

4月底结的案，结案后不到一星期就押送到了自新路北京监狱看守所K字楼，等待判决。所谓K字楼，据说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志，如果遇到战争，在飞机轰炸时，看到K字形状的楼就知道是关押犯人的地方，飞机就不轰炸，这跟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差不多。在这里犯人从事粘纸盒、纳鞋底、折书页等劳动，伙食跟草岚子看守所一样，上午两个小窝窝头，下午两个小窝窝头。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犯人有钱的话可以登记买东西（犯人的钱、贵重物品如手表之类，统统由管理员统一保管，不允许犯人带在身上，防止逃跑时作为路费）。我还有一块多钱，就买了一瓶酱油和几块腐乳。在这里一共待了十几天，在这期间，我亲眼见到有些犯人不服判决上诉，结果都被加了刑。

大约在我到K字楼七八天后，管理员叫我的名字，我应声出来，他领我下楼到院子里，一辆囚车早停在那里，他这才告诉我是去法院接起诉书。我一上车发现张元勋、贺永增、赵清、林树国、谭金水都在上面，这时我才明白所谓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就是指的这六个人。管理员不许我们说话。到了法院不久即开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检察院的一位检察员向我们宣读了起诉书。

听了检察员宣读的起诉书，我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已经认定了我们的目的是”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而且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首犯。回去后我又仔细地看了起诉书，就起诉书的内容来说，跟我在草岚子看守所预审时交代的主要内容差不多，根据当时我国的宪法来衡量，这些根本构不成犯罪，而且内容十分混乱，究竟谁算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都说不清楚。譬如说，起诉书的前面说顾文选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后面又变成了张元勋；还说我介绍张元勋和李亚白参加了以我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但后来判刑时又把李亚白的名字去掉了，这真让人有点莫名其妙。有些内容是任意捏造的。譬如说谭金水和刘奇弟”研究打入兵工厂，企图夺取武装……”，这是他们两人的问题，怎么拿到这个”集团”里来起诉呢？再说，如果真有这么回事，那可是不得了的问题。”企图夺取武装”非杀头不可！而最后判刑时，谭金水却是教育释放，要知道，判刑时我们既没有要什么律师，也没有为自己辩护。不错，谭金水是坦白检举”有功”，但如果他真的和刘奇弟研究过什么”打入兵工厂，夺取武装”的话，他们二人恐怕都要被枪毙，政府再宽大，也不会将谭金水教育释放！

在我拿到起诉书后的两三天，《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对当时全国两个典型案件的处理报道，看守所的广播喇叭也大声广播了处理情况（目的是为了给犯人施加压力）。一件是武汉市汉阳中学的校长王建国、教导主任杨焕尧因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并冲击县委、县政府，结果被枪毙了，还有一名学生被判15年。另一件是北京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因被开除学籍对北医的党委书记曲正不满，自制了一枚土炸弹，企图炸死曲正。可曲正没炸着（当晚曲正没在宿舍里），他却被枪毙了。同时《人民日报》还登了”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当时的匈牙利总理纳吉也被处死的消息。

结合国内外这些典型案件的处理，特别是汉阳中学案件的处理，我分析北大当时在整风期间”向党进攻”是打了头阵的，而”百花学社”又是被毛泽东点了名的，现在既然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处理肯定轻不了，我又被认定为”首犯”，弄不好会被判死刑，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考虑最多的是我的父亲和比我大五岁的姐姐。我从小没有了母亲，兄弟姐妹五人我最小，母亲去世时我父亲才50几岁，为了我他没有再娶。我在中学读书时不仅是全校的学习尖子，也是整个潍坊市的学习尖子，这一点当年的同学和仍健在的老师都知道。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住的老家潍坊市撞钟院前街没有一个大学生，而我却考上了名牌大学北大，父亲对我的期望是很大的，亲友和街坊邻居都对我另眼看待。现在我成了”反革命”，不久有可能被枪毙，我怕父亲他老人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姐姐也是一样，母亲死后，姐姐像母亲一样照顾我长大，为了能让我继续读书，她提前参加了工作，他们为我的付出，我是无法报答的，我思想非常苦闷。我写了好几封信，但因为还没有判刑，不知道结果，也不敢发出。

02

宣判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临走前我把剩下的几块腐乳都吃了，因为我估计我可能回不来了。当时的情况是，一个犯人一旦被判了死刑，立刻就给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回来关进像棺材一样的死刑号里，等待召开公判大会，通过镇压敌人教育群众。但是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我在一间小屋子里关了两三个小时才被叫出去宣判，这两三个小时简直把我渴坏了。为什么等这么长的时间呢？因为1958年抓起来的人太多了，宣判也要排号。

宣判是在一间地下室进行的，除了检察院的公诉人和法官外，还有《北京日报》的一名记者，此外再没有别人，记者还给我们照了相。判决书的内容与起诉书的内容几乎一字不差，宣判的结果是首犯陈奉孝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5年，主犯张元勋判刑8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3年，贺永增判刑5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2年，赵清、林树国各判处4年，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2年，谭金水因能主动坦白交待并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教育释放。

大多数人恐怕不知道”教育释放”是什么意思，它跟”无罪释放”有什么区别，实际上区别大得很。所谓”教育释放”，就是说你仍然有罪，不过罪行较轻并有检举立功表现因而从轻处理罢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坦白从宽”吧。”无罪释放”那是司法机关承认抓错了人才放的。放了以后要到本人所在单位恢复名誉并恢复原工作，没有工作的要给予适当的安置。可是在那个年代根本就没有”无罪释放”这回事。公安局明明知道抓错了人，可总要千方百计找你点小毛病，实在找不着，还会说你态度不好。请想想看，一个人明明知道自己被抓错了，他态度能好吗？最后放你时还要教训你一顿，这就是所谓”有错抓，没有错放”，”抓不着胡子揪眉毛”。

宣判完了还问我们上不上诉，我们六人都回答说不上诉。也许有人要问，你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罪，判你15年的重刑，你怎么不上诉呢？要知道，正像我前面说过的，在1958年，上诉是毫无意义的，上诉的结果只能加刑，不能减刑。上诉不是自讨苦吃吗？

宣判后我有两种突出的感觉。第一是”高兴”，甚至是有点”喜出望外”，因为临去前我估计有可能被判死刑，但实际只判了15年。当时我想，我虽不能像旧小说里所描写的，有些绿林人物临死前说的豪言壮语”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我毕竟只有22岁，15年后出来不过37岁，还是正当年，还能有所作为。

后来的劳改生涯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事实上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后，对当年的右派实行了摘帽、改正、平反的政策，我是一辈子也出不了劳改队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我（应该说是我们）能受此”宽大处理”呢？后来我琢磨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恐怕是得益于毛泽东定下的对右派”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因为”百花学社”是有了一定名气的，被毛泽东亲自点了名，不仅中国的报纸登过，香港、台湾和外国的报纸都登过。当时处理政治案件一贯遵循这样一条原则：越是出了名的处理得越轻。劳改当中我就遇到过不少右派学生，要论他们的”罪行”，比我的”罪行”要轻得多，但判刑都比我重。

我的第二个感觉是吃惊和气愤。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是谭金水把我们出卖了！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怪不得在草岚子看守所预审时，有些问题我不想谈，可审讯员却一再提醒我。原来早就有人作了交代和检举揭发。起初我还怀疑是×××，原来是谭金水！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要论”罪行”，谭金水并不比我轻，因为他也跟我一样，当年主要是在北大各系的右派之间搞串联，搞”组织活动”，而且是最积极的一个。我虽然是”百花学社”的”秘书长”，但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结果他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却把我们都出卖了。我能不恨他吗？由此我联想到报纸上登的那些社会上的大右派纷纷在报纸上作检讨并揭发别人情景，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半都是”软骨头”，是不可靠的。在预审期间我还尽量为谭金水和贺永增等人开脱，想不到他谭金水却出卖了大家，我还被蒙在鼓里！气愤之后我感到灰心。

当然，我现在早已经想开了，平反后，凡是问起过我的遭遇的同学和朋友，我都对他们说过：”对于过去，我谁也不恨，包括在劳改队里给我上刑、往死里整我的人，我也不恨。恨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是一个时代的错误，纠缠个人恩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以上这段话不少人都可以为我作证。至于谭金水，今天我更没有必要恨他，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我想当年他也是出于不得已，”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

从判刑到现在，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包括1979年到北大落实政策和北大的百年校庆，我都没有见到过他，说实在话，我倒真想见见他。如果他现在不愿见我，心中还有某些内疚的话，我倒想劝他把过去的事忘掉，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北大的同学，而且还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呢。

第四章

监狱

01

判刑后大约十几天，我就被调到了北京监狱的”翻译组”。中国的监狱、劳改队实际上是中国社会的缩影，这里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上至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党内犯了错误的干部，下至流氓小偷、地痞无赖，其中有具有真才实学掌握各种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也有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所谓”理论家”和人格低下的文人，有被冤枉的好人，也有罪有应得、货真价实的罪犯，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它可称为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也可称为是一个各色人等的大杂烩。最近又增加了一批由右派升级而成的”现行反革命”，真可说是样样齐全了。翻译组当然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反”，少数几个是”现反”，刑期都很长，其中无期、死缓的占多数。

在一般犯人眼里，翻译组的犯人是”高等犯人”，因为这些人不用参加体力劳动，岂不知这些人是被严格监管的，因为这些人都属于”阶级敌人”的行列。至于我为什么被调到翻译组去呢？我猜想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我懂点外语。我虽然不是外语专业的，但在北大读书时我曾翻译过两本数学书，其中一本当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已经答应给我出版，译稿也已寄去，但因我被打成右派，书没有出来。另一本译完了还没等交出版社，反右就开始了，我被捕后译稿不知下落。最近我才听张景中告诉我，我被捕后，这本书的译稿他曾为我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他也被送去劳教，辗转二十多年，早弄丢了。不仅如此，因为我还参加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翻译（这是我的”罪行”之一），所以也把我调进了翻译组。第二，翻译组虽然不参加劳动，但实际上是被严格监管的，所以把我调到这里来。其他原因我就猜不出了。翻译组的任务是翻译一些资料，当然译者的名字是不能出现的。我在这里誊写、校稿都干过，时间都不长，因为我在北京监狱总共不过两个来月的时间，由于我一直不承认自己有罪，就把我从这个不参加体力劳动的”优越环境”调到通州监狱去了。

在北京监狱时间虽短，却认识了两个特殊犯人，一个叫王德，另一个叫孙得高。

王德是北京市顺义县人，抗美援朝时当过志愿军，转业后因流氓打架被判刑三年，在北京监狱袜厂劳改。北京监狱袜厂是我国最早生产尼龙产品的地方，我国的第一双尼龙袜子就是北京监狱袜厂生产的，当时社会上一般见不到，主要出口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监狱关的大部分是被判15年以上的重刑犯，少部分是轻刑犯，而且这些轻刑犯都是刑事犯，按当时管教人员的说法，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人员。毛泽东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进班房，也有死刑，但这与对阶级敌人实行的专政是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像小偷、流氓、贪污犯等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犯罪之列，被看作是”自己人”。监狱袜厂的劳动分白班和夜班，重刑犯上白班，看管很严；轻刑犯上夜班，看管较松。那时北京监狱被称作是”模范监狱”，常有外国人去参观。

1956年有一天，犯人王德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明天有外国人来参观，他利用上夜班的机会将一个窝窝头拿回了宿舍去，他也不睡觉，在监舍里趴在窗子上瞧着外面的动静。果然快到开饭的时候来了许多外国人，由监狱长领着往犯人食堂走，这时这位王德老兄穿着一个小裤叉，披着一件劳改棉袄，手里举着一个窝窝头就往外国人群里跑，一边跑一边喊：”你们看看呐，你们来参观时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给我们（犯人）吃好的，你们走了我们吃的是窝窝头白菜汤！”跟随这帮外国人的中国保安人员和监狱的管理人员上来拦他，但当着外宾的面又不好把他怎么样，许多外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他们自己也有翻译，事后不会不清楚）。一位监狱的管理人员还对外宾说：”这个人是个疯子！”这下可好，等外国人走了，立刻给他砸上脚镣、戴上手铐塞进了小号。三天后就开全体犯人大会宣布加刑15年，罪名由流氓打架变成了”现行反革命”。要知道，这是在1956年，这一年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气氛最宽松的一年，对犯人的判刑也是最轻的一年，这件事要是发生在1957年以后，非枪毙不可。另外也因为王德毕竟是当过志愿军，原犯罪是流氓打架，属”自己人”范围，如果一个”反革命”犯再来这么一下，即使在1956年，脑袋也得搬家。后来王德跟我一起调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四分场。

北京监狱是中国的模范监狱，犯人的食宿条件比其它地方的劳改单位要好得多，对犯人的管理方式比其它劳改单位也文明得多，即使这样，这里面也是充满着假象。头一天接到通知，明天外宾要来参观，那好，一个下午停产打扫卫生，车间、食堂、宿舍被打扫得于干净净，犯人每人发一条新毛巾、新床单，被褥叠得整整齐齐，食堂开饭时是四菜一汤、大馒头，十人一桌。这样的劳动、生活环境比一般的工厂、学校要好得多，外国人走了呢？就完全不是那回事了。

另一个人叫孙得高，山东莱阳人，父母在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过胶东游击队，后来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他参加了海军，是海军少尉。50年代初共产党大力号召学习苏联老大哥，跳舞是苏联人的主要娱乐活动之一，于是我国的机关、工厂、学校、部队等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举办舞会。孙德高迷上了跳舞并在舞会上交了个女朋友。交女朋友是要花钱的，他挣的那点军饷不够花，就向战友借，但借了又没有钱还人家，人家多次问他要，他还不出。有一次一位借给他钱的战友当着他女朋友的面问他要钱，他觉得这伤了他的面子，结果把人家打了，于是被关了禁闭。他又把禁闭室给砸了，并打了看禁闭室的战士。本来关7天禁闭就算了，这下可好，被军事法院依破坏军纪罪判刑3年。他更火了，继续胡闹，又被加刑到7年并转到地方，进了北京监狱。这下他更灰心了，女朋友也吹了，自己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而今天为这么点小事就判7年徒刑，这辈子算完了。于是便破罐子破摔，顶撞干部、抗拒劳动、骂监狱长，又被加刑到15年。他干脆就豁出来了，越闹越厉害，监狱长找他谈话，他打了监狱长一个嘴巴。这还了得！犯人打管教干部那是犯死罪的，要是换一个没有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背景的犯人，动手打管教干部，非枪毙不可。但考虑到他毕竟是烈士遗孤，原罪也较轻，又不是反革命这样的阶级敌人，因此对他宽大处理，加刑到死缓，塞进了小号，一关就是三个月。在小号里每天给他三两八钱的苞米面窝头（或稀粥）吃。”三两八”是什么意思呢？听一些早进监的犯人说（管教干部也透露过）是一位法医研究出来的，一个人只要不干活，躺着不动，每天吃三两七钱五的苞米面就饿不死，四舍五入成了”三两八”，这也算是”人道主义”吧。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社会上的人都吃不饱，劳改队犯人的生活能好吗？犯人当中又有犯了错误的”犯人中的犯人”，被关起来不劳动，还能让你享受跟一般犯人一样的待遇？于是便决定只给”三两八”吃。说来也奇怪，有人被关小号最长达一年多之久，竟然没有饿死！我本人在兴凯湖劳改农场就被关过好几个月也没有被饿死。这位发明”三两八”的法医真应该得”诺贝尔生物奖”！但这种长期饥饿的滋味可真难熬呵。上刑只是皮肉之苦，是短时间的，而这种饥饿却是长时间的。凡是1959年到1961年在北京劳改单位被关过小号的犯人，一提起”三两八”没有不害怕的。孙得高被关了三个月实在受不了啦，要求跟监狱长谈话，监狱长问他：”怎么样，孙得高，你想谈什么？你服不服？”他说；”报告监狱长（犯人跟干部谈话，前面必须加’报告’两个字，过去孙得高从来没喊过报告），我服了！在敌人的机枪面前我没有低过头，现在我饿怕了，我服了，我低头认罪。”监狱长笑了，把他放了出来，这回可真地成了皮包骨头了。后来孙得高也到了兴凯湖劳改农场并且跟我在一个中队。我们在一个中队呆了4年多，后来他被调走了。

02

大约在1958年8月份，我被调到了北京市通州监狱。通州监狱前后换了好几个名字，我被调去时叫”通县新生鞋厂”，因为犯人以生产手工纳底的布鞋为主，另外还生产擦屁股用的豆纸（就是草纸，北京人叫豆纸，现在生活提高了，这种东西早就不见了），后来又改名为”新生造纸厂””新生小五金厂”等等。那时凡是带着”新生”两个字的单位都是监狱或劳改单位。

通州监狱有男犯人也有女犯人，男、女犯人分两个院关押。监狱共有纳（鞋）底、绱鞋、制帮、造纸四个车间，女犯都在纳底车间和绱鞋车间，男犯人多半在造纸车间，老弱病残在制帮车间。男、女犯人严禁互相串监，这条纪律非常严，如有违犯，轻者戴手铐脚镣关小号，重者加刑。女犯人干活的车间与男犯人干活的车间隔着一个很宽的院子，让你搞搞什么”眉目传情”之类活动也不可能。全监狱只有一个叫李文成的男犯人被允许到女车间去，因为他是个电工，不管哪个车间的电灯坏了他都要去修理。有一天正好是大礼拜休息，他到锅炉房去修线路，烧锅炉的是个女犯，两人在一张破床上搞起名堂来了，正搞着听到外面”咯登咯登”走路的声音，那个女犯人说：”坏了！管教来了！”吓得李文成光着屁股抱着衣服就钻了床底。这位女管教可能是闲得闷得慌了，找这位烧锅炉的女犯人对她进行”思想教育”，实际是闲聊，一坐就是两个多钟头，李文成在床底下大气不敢出，憋坏了。说起这位女管教，她的形象大概跟《水浒传》里的孙二娘差不多，满脸横肉，从来没见她笑过，非常厉害，犯人没有不怕她的。

这几个车间当中制帮车间和造纸车间是最脏的。制帮的过程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破布，用水洗洗，然后用糨糊一层层粘起来，最后粘上一层好布，凉干后做鞋邦用。那些破布上屎、尿、血迹等什么脏东西都有，因为这项劳动比较轻，因此多由一些老、弱、病、残的犯人来干。

造纸车间更脏，原料都是捡来的烂纸，里面擦屁股纸、妇女的月经纸都有，在一个大池子里用火碱水泡烂，再用清水洗洗，打成纸浆，犯人用抄纸的帘子一张张抄出来。我调进来登记完了（犯人每调换一个单位都要登记姓名、年龄、案由、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等等，这是惯例），就分到造纸车间。一进车间我就想吐，这里完全是原始劳动，条件比起北京监狱来差得太多了。每个犯人都有劳动定额，完不成定额要受到惩罚，轻的批评教育，重的要关禁闭、记过，如果认为你是”消极怠工”，会依”抗拒劳动”的罪名被加刑。另外还有管生产的干部和犯人质量检查员，如果检查到你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像上面写的一样，轻者批评教育，重者关禁闭、记过，如果经检查多次不合格，会依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每年都召开犯人奖惩大会，在大会上每次都有犯人因”抗拒改造”、”破坏生产”的罪名被加刑的。也有受减刑的，这多半是那些家庭出身好、劳改期间能”积极靠拢政府”（即经常向干部打小报告）的刑事犯，”现反”受到减刑的几乎一个没有。

03

我来的当天就惹了一个大麻烦。犯人晚上睡觉的监号是上锁的，每晚都有值夜班的干部巡回检查。这天夜里大约十二点左右，监号的门突然被打开，一位管教干部拿着手电筒（其实监号里的电灯是不允许关的，主要是黑夜里怕犯人搞什么名堂）满屋里一照，问：”哪个是新来的犯人陈奉孝？”我马上从被窝里爬起来答道”报告管教，是我！”他命令：”穿上衣服出来！”我赶快穿好衣服出来，心想半夜三更叫我出来干什么呢？我刚来半天，又没犯什么错误，更不可能是调动，我一边走一边琢磨。

他把我领到管教科，我喊报告进去。像审判台一样，有一个看来是个头头样的干部（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管教科的隋科长）在桌子后面坐着，桌子上有一张写满字的纸，他正看着。离桌子大约四、五米远的地方，地下放着一个小板凳，一看就知道是为我预备的，我朝小板凳走去，刚想坐下，他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奉孝！””犯什么罪？””现反。””什么文化程度？””大学文化程度。”他突然拿出手枪猛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训我：”你登记表怎么填的？你是北京大学的右派，也是反革命集团’百花学社’的头子，你为什么填文盲？你态度极不老实，还想欺骗政府？！”我看他拿出枪来唬我，也有点火了，我说：”报告管教，我不就是把文化程度填错了吗？就算我故意，这点错误也判不了死刑吧？就是我真被判死刑，也要经法院，你也不敢随便拿枪打死我！你拿枪干什么？”我这么一讲不要紧，门外的武装人员立刻冲进来了，这位管教下令：”把他铐起来！”武装人员马上给我戴上背铐，他又下令：”给他砸上脚镣，打打他的反动气焰！”武装人员马上出去拿来一副大脚镣来就给我砸上了，然后就把我塞进了禁闭室。我心里琢磨”这个地方这么厉害！我刚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在草岚子提审过三十多次，可没对我这样过。”

我为什么填个”文盲”呢？因为反右以后，不仅在社会上知识分子受到歧视，在监狱里受的歧视更厉害，尤其是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的犯人，始终被看成是犯人中的犯人。我并不是不知道，这样登记并瞒不过管教人员，我是想瞒过同监犯人，因为登记表是犯人大组长拿来叫新来的犯人登记的。这回可好，偷鸡不着蚀把米，全监狱的犯人没有不知道我这个新来的犯人是北京大学”反革命集团”的头子了。刚一进来就被戴上铐镣关了禁闭，这家伙肯定是个”危险分子”，被严管的对象了。

因为戴的是土铐子，一晚上我的两只手就被勒得肿得像个小馒头似的。第二天上午开饭时，扔给我一个小窝头叫我趴着啃，两只胳膊向后捭得像断了似地痛，哪里还顾得饿呢！还算不错，他们可能考虑我初次进监，没尝过这种滋味，先这么教训我一下，到了下午就给我摘下背铐，换成前铐。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合法的”刑罚的滋味。我又想起了在草岚子时的杨百万，他戴了一个多月的背铐，手腕子全都磨烂了，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04

1958年的夏天，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学校都掀起了一场大炼钢铁的高潮，监狱、劳改队也不例外。这倒把我给救了，因为那时要求人人都参加，这不仅是一场经济活动，而实际上成了一场政治运动，于是仅蹲了一个星期的禁闭室就把我放出来参加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女犯人坐在地上用锤子砸运来的破铜烂铁（其中有不少是从老百姓家里搜集来的尚能用的铁炊具），通州监狱里一天24小时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真是一首壮烈的交响乐。壮年的男犯人管来回运料，而我和另外一个犯人则守着一个用破砖头垒起来的土高炉，一连干了一个星期，累了就坐在地上打个盹。

尽管累得人困马乏，犯人们却很高兴。为什么呢？在大炼钢铁期间，吃饭不定量，可以敞开肚皮吃。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平时又吃不到多少油水，犯人肠胃的皮都薄了，一下让你随便吃，不少人就不知道饥饱了。头一天就撑坏了十几个人，这下可把犯人医务室给忙坏了，忙着给这十几个犯人灌硫酸铜水，让这些家伙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时间一长非出人命不可。其中有一名叫张典荣的犯人，一顿就吃了13个半窝窝头（每个大约有半斤左右），因为吃得太多了，疼得在地下打滚，把胃给撑破了，没有抢救过来，死了。表面上看是吃多了撑死的，实际上是饿死的。

第二天措施改变了，到开饭时，犯人去领窝窝头，政府干部在旁边看着，每人只给两个，个别大个子身强力壮的犯人给3个，这实际上都能吃饱。一个星期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原料了，大炼钢铁也就结束了，又恢复了原来的定量，这下更觉得饿得慌，因为在这一个星期内，犯人的胃都给撑大了。

造纸车间有两个犯人大组长，一个叫李振福，一个叫韩荣。李振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牢头和打手，韩荣的罪名是”包庇反革命”，人心眼还不坏。因为他家世代开纸坊，懂技术，所以也让他当大组长，管生产。有一天他偷偷对我说：”你怎么敢顶撞隋科长呢？要是他一枪把你打死了，说你抢他的枪，又没有证人，你不白死呵！”这是肺腑之言，我记住了，后来在二十多年的劳改当中，我跟管教干部顶起来的时候，都是当着许多犯人的面，我想，他再野蛮也不敢当着这么多犯人的面把我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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