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制造”杂志(The Made in China Journal) ：是一份开放获取的半年度出版物，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致力于报道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语世界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TikTok用户大迁移，小红书隐私和审核问题更严重
在美国TikTok禁令即将生效之际，数百万被戏称为“TikTok难民”的用户转战小红书，以此抗议美国政府。然而，福布斯专栏作家、人工智能专家杰森·斯奈德 (Jason Snyder) 撰文批评，小红书看似无害，但其实存在严重的隐私、审查和对民主的影响问题。作者指出，作为一家中国公司，小红书的隐私政策和内容管理策略受中国监管框架影响，每一篇帖子都需符合中国当局的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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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引用包括中国数字时代在内的资料指出，小红书会审查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内容，例如批评中国的网络政策或讨论新疆人权问题。这种操作方式使平台成为一个“温和的审查工具”，鼓励用户自我约束，规避争议话题。
此外，小红书的隐私政策允许广泛收集用户数据，包括地理位置、浏览历史和设备信息，并可能与第三方或政府共享。尽管平台声称此举旨在“提升用户体验”，但其数据使用的透明度问题引发了对用户隐私的担忧。
作者指出，小红书算法的更严重问题在于其潜移默化地塑造用户观念。算法倾向于优先展示国家认可的叙事，同时抑制可能被认为“有害”或“争议性”的内容。这种倾向导致许多用户逐渐适应“自我审查”的行为，避免提及敏感议题。
作者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小红书的年轻用户在讨论如何避免内容被删除时，分享了许多“如何遵守规则”的建议，这种行为无形中将自我审查和遵从平台规则正常化。与此同时，该平台还通过网红文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影响力。那些迅速成名的网红往往避谈政治话题，以保持平台上的高曝光率，而年轻观众则模仿这种行为，使得平台内的文化趋于保守和顺从。不仅如此，作者引用心理学家的研究表示，青少年的大脑发育尚未完全，特别是在控制冲动和批判性思维方面。该平台的算法利用这一弱点，通过奖励顺从行为和强化特定叙事，潜移默化地塑造用户的思想模式。
作者还指出，小红书的迅速崛起对民主社会的开放理念构成了威胁。“平台输出了一种新的控制模式，以数据收集、审查机制和算法偏向性为手段，逐步改变公众对言论自由和隐私的期望。”
最后，他表示，小红书的兴起不仅是一次技术创新，更是对全球社会如何应对数字化挑战的考验。它提醒人们审视平台背后的隐形规则和意识形态输出。“在这个由算法塑造的数字世界中，如何确保自由与隐私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社会能够以此为契机，加强监管、普及教育并鼓励个体行动，小红书的崛起或许能成为一个推动数字生态改善的契机，而非民主理念滑坡的开端。”
二、人权观察：讨论中国经济不再安全，中国言论空间再遭压缩
人权观察近日发布了2025中国人权报告。报告指出，“习近平主席统治中国已逾十年，为力求集中控制而在全国各地加强镇压。中国不存在独立的公民社会，缺乏言论、结社、集会或宗教自由，人权捍卫者和其他被视为批评政府的人士尽遭迫害。中国政府将文化和种族截然不同的西藏人和维吾尔人视为威胁，对他们实施特别严酷的镇压……外国政府明知中国政府人权纪录不断恶化，但并未就此与之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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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严密控制信息传播渠道，强化网络审查，公众信息获取受到极大限制。尽管一些社会议题偶尔引发公众关注，但批评政府的声音和敏感话题迅速遭到压制。例如，2024年1月，上海警方逮捕了摄制2022年白纸抗议纪录片的导演陈品霖（网名Plato）。另一方面，外国公民与流亡异议人士亦成为审查和骚扰对象。2024年9月，旅美艺术家高兟因批评毛泽东的艺术作品被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逮捕。
此外，人权观察指出，关于中国经济的讨论之前往往被视为舆论的安全空间。“以往受到容忍的话题被划入禁区。随着中国经济衰退，中国政府开始禁止有关其经济政策的评论，并处罚唱反调者。”例如，202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党委副书记、副所长朱恒鹏，仅仅因为在不公开的微信朋友圈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就“被失踪”。
人权观察还指出，中国政府持续推动宗教“中国化”，通过严格管控宗教活动和迫害“非法”宗教团体，削弱中国宗教的独立性。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法轮功信徒等群体遭到任意拘留、酷刑和定罪。此外，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和藏族，仍然面临严酷镇压。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遭受危害人类罪行，包括强迫劳动和文化迫害。西藏地区的语言、文化和宗教逐步边缘化。例如，维吾尔学者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失踪六年至今仍被任意监禁。
在人权观察的报告中，特别批评国际社会未能有效应对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记录，多国政府未采取明确行动与之对抗。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各方采取措施，包括推动企业供应链透明化、支持受迫害群体的权益，以及加大对中国政府人权政策的国际压力。
三、中国经济放缓与“历史垃圾时间”的兴起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官方对经济数据的操控和宣传力度不断加大。牛津大学潘迪生中国中心政治与国际关系系副教授帕特里夏·桑顿 (Patricia Thornton) 近日在中国领导力观察杂志上发文，指出尽管官方强调经济“光明前景”，但这种策略不仅未能消除公众疑虑，反而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并最终危及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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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特别向英文读者介绍了“历史的垃圾时间”这一概念，称其反映了民众对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据悉，该词来自一篇名为《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是广州《羊城晚报》编辑胡文辉。该词源自体育比赛中的垃圾时间，指在系统性衰退时期，无论个人如何努力，整体失败已成定局。此概念引发了广泛讨论，许多人将其与中国当下的经济状态联系起来。
文章指出，政府通过宣传强调经济的光明前景，但公众对这些信息普遍持怀疑态度。专家和经济学家呼吁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刺激消费和支持私营部门，但官方的回应以零散的微刺激措施为主，未能满足市场的期望。
另一方面，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导致资本外流和市场抛售。国内也出现了对官方经济政策的批评。许多分析指出，过度集权和信息不透明是导致“历史垃圾时间”概念兴起的主要原因。
他特别指出，一方面是官方主流叙事的“唱响中国经济”，另一方面是民间日益的不满，这两者之间的撕裂可能会冲击中国政权。
最后，这位学者指出，“垃圾时间”的本质是经济与政治集权的结果，可能导致文化和思想的进一步压抑。要摆脱这种状态，中国需要大胆的结构性改革，而非依赖宣传来掩盖问题。在经济危机面前，仅靠宣传难以解决根本问题。要真正重建公众信心，中国需要采取更透明、更全面的改革措施，以打破当前的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