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澳经济基础经历巨变 上层建筑岂能死水一潭？

过去二十多年，澳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令本澳的经济基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特区成立二十多年来，本地的政治体制，包括行政长官与议会的选举和组成却有如死水一潭 。（相片：新闻局）

有朋友看了笔者关于特区的回顾与前瞻的言论，不太明白我为何如此强调政治陷闷局的问题。许多人可能认为，不管政治是死局闷局，只望经济发展，澳门人能分享经济成果就不错了。只是，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用共产党老祖宗马克思的话来说，经济基础与包括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是相互作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亦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这种说法一般人可能不太容易明白。但作为共产党人（不包括挂羊头卖狗肉，或那些连马列著作也没看过几本的「共产党人」）是应该一看就明白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人类社会由两部分构成，其一称为经济基础，其二称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被认为指代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指的是社会中与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上层领域的东西，如文化、制度、政治权力结构、社会角色、仪式、宗教、媒体、国家等。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认为，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思想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构建的整个思想大厦中最具特征的思想之一。

过去二十多年，澳门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令本澳的经济基础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特区成立二十多年来，本地的政治体制，包括行政长官与议会的选举和组成却有如死水一潭。

回归前，第一届行政长官由二百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到第二届按基本法规定的「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由三百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行政长官，再到2014年的选举委员会由三百人扩展到四百人。这个从二百、三百到四百，人数增加了，但基本方式不变，这几百人的产生排除了绝大多数澳门居民的参与，不单没有普及直选，连间选也不是。事实上，间选是人们没法直接选领导人，最少可以选那些有权选领导人的人，这才叫间选，若像澳门这种一般选民连选都没机会选的，不叫间选，叫胡閙。然而，这几百人的产生完全是社团闭门推举，公众无从过问，连《基本法》所规定的「具有广泛代表性」都无法体现。

至于立法会，同样是「黄肿脚，不消提」。回归前，立法会是由八个直选、八个间选和七个委任所组成，简称8、8、7，直选占34.78%的议席。第一届直通车顺利过渡，直选比例维持。到特区第三届立法会，直选议席上升到41.37%。这不是特区的民主进步，而是《基本法》所规划的。《基本法》订明第二届立法会的三种议席比例是10、10、7，第三届是12、10、7。到了第五届立法会经过「＋2＋2」的修法，议席组成比例变成了14、12、7，直选成份微增至42.42%，仍在议会中占少数，直到今天。

事实上，任何议会都以直选议席的增加作为民主进步的标志。可惜，澳门民主的「循序渐进」是二十五年来增加了7.64%。整个议会结构不变，仍然由间选和官委所把持大局。若说这就是议会民主的「循序渐进」，未免进得比蜗牛还慢。

还有，回归前的殖民统治时代，澳门还有两级议会，而两级议会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是由市民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只是，一回归，特区政府就曲解《基本法》，将市政机构铲除，顺带连有民选成份的两个市政议会也被铲除，成了一个变种的「民政总署」。及后虽然拨乱反正，重设市政机构，但却再无民选成份的市议会了。所以，《基本法》第二十六条虽然订明「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不论是在行政长官选举，抑或二级议会收缩为一级议会，即现时只得立法会，都是削弱乃至根本无法体现市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

或谓：「回归前都无得选澳督，议会的直选比例都系咁低，你又无意见？」其实我是有的，九十年代初修改澳门组织章程时，我是反对过立法会的「2、2、2」方案，要求增加直选比例、增加民主成份的。此事俱往矣，澳葡时代已是明日黄花，但不能以澳葡时代民主成份少，特区也就应当少。因为澳葡时代是殖民统治，特区时代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是澳门人当家作主的时代。

不拥有多一点民主，如何让澳门人发挥当家作主的精神？如何体现澳人治澳？怎么还把我们拖回殖民地时代呢？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说，本澳的经济基础二十五年来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这个上层建筑却纹风不动，这种矛盾冲突导至社会不稳，是马克思老先生所认定无法避免的。你信不信共产主义老祖宗马克思的话？抑或让澳门的实践来证明马克思这套学说是胡说八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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