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幸彤亲自出庭陈词，斥「唔系因为警察滥用权力，系国家容许佢哋滥用权力」，更称要令错误被检控的人获得公义。
香港支联会被指拒绝按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前副主席邹幸彤与两名前常委邓岳君及徐汉光，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被裁定罪成判囚4.5月。3人早前就定罪及刑罚上诉遭驳回、惟获批终审法院上诉许可，终院周三（8日）开庭审理案件。邹幸彤亲自出庭陈词，指警方指控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要求交出资料，而律政司方指只要警务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便可定罪，无人可挑战处长如何诠释「外国代理人」；她力陈「例如一只鹿，唔可以话有合理理由相信佢系马就系马」，并斥「唔系因为警察滥用权力，系国家容许佢哋滥用权力」，更称要令错误被检控的人获得公义。5名终院法官听毕陈词后，押后宣告判决。
邹幸彤由囚车押送到终院
正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案还押的支联会前副主席邹幸彤，早上由囚车押送到终审法院，而去年中已服刑完毕的前常委邓岳君和徐汉光则自行到庭。3人因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和支联会相关的资料，前年被裁定违反《国安法》实施细则，判监4.5个月，且受「23条」立法后的影响，判刑均不获三分之一的行为良好减刑。3人之后提出定罪及刑期的上诉，惟先被高等法院法官黎婉姫驳回；他们之后再向终院申请上诉许可获批。
审理案件的5名法官全为本地法官，分别为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霍兆刚、林文瀚，以及非常任法官陈兆恺，没有海外非常任法官参与。传媒被安排在距终院外约百米外拍摄囚车到场；惩教人员就在囚车及法院入口间，架设临时充气通道接驳，令记者难以拍摄到邹幸彤的面貌。而在开庭前，约有数十名公众人士排队轮候旁听，当中包括曾健成、李卓人妻子邓燕娥等。邓岳君及徐汉光到场后，徐提及有海外传媒日前发表了邹幸彤的一封公开信，他望大家「能尽量睇睇」，指邹因被囚「讲唔到嘢」，并重申本案重要争拗点为「有咩证据话我哋系外国代理人」。他又引述邹在公开信中指，整个控罪犹如「搞笑片」，指政权谎言如同肥皂泡，3人「落力」到终审庭就是要「笃穿肥皂泡」。
邹：警「合理相信」为外国代理人便可定罪「非常荒谬」
邹幸彤自行代表，采纳书面陈词，并于庭上作口头陈词，强调案件令人困扰，重申支联会非「外国代理人」。法官陈兆恺就指「外国代理人」非罪行，惟邹回应称此属诽谤，就算警方并非恶意，只是错误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但此指称并非小事，组织的独立性和诚信遭到攻击，被指为外国而非本国利益服务。而在邹发言时，首席法官张举能一度著她集中就法律论点陈词，邹就解释须道出案情及指出案件的后果。
邹续指，原审时控方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而条文为「警务处处长如合理地相信发出有关规定，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向某外国代理人或台湾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现时律政司一方却改变立场，指处长只要「合理相信」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便可定罪，斥非常荒谬、在法例中加入额外概念，且是「补救性」诠释，如法庭同意便是掩饰警方错误，如同帮助警方获得至上权力。
邹重申要令错误被检控的人获得公义
邹认为，法例不应晦涩难明，惟如此使用文字将令「文字变成某些人的权力」，「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为相信法治的人设下陷阱，令法治受损，强调警方应调查清楚究竟支联会是否「外国代理人」，惟现时却只需要指称，「法庭不应该被他们愚弄」，「例如一只鹿，不可以话有合理理由相信是马，就成为马」，并总结最近有国安案件，庭上问及甚么是「警察国家」，「呢单案件正正证明呢个情况：警方可以随意指控系外国代理人」，但发言即被首席法官张举能打断，指现时非谈论警察国家；而邹就回应，指不是因警察滥用权力，是国家容许他们滥用权力，重申要令错误被检控的人获得公义。
官质疑律政司如同要求法庭重写法律
代表邓岳君及徐汉光的资深大律师彭耀鸿也采纳书面陈词，并在庭上力陈，指控方必须证明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而非仅「合理相信」，法庭方可定罪。首席法官张举能一度问及，如处长只是合理相信某人为「外国代理人」，而非毫无疑问合理疑点地证明，便无法搜查资料；彭回应市民有权享有自由，而律政司可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7的权力，向涉嫌危害国安人士索取资料。
律政司方由助理刑事检控专员张卓勤代表，同采纳书面陈词，庭上陈词时就指，条文中「外国代理人」意指处长「合理地相信」该人为「外国代理人」，并非等于「外国代理人」，故控方毋需证明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
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第2(1)：「警务处处长如合理地相信发出有关规定，是防止及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所需要的，则可在保安局局长批准下，不时藉向某外国代理人或台湾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按指定方式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惟首席法官张举能就指律政司是要求法庭重写法律，强调此为立法机关的功能；律政司方回应时就指并非要求法庭重写，而是按条例全文解读意思。
《实施细则》另赋权法庭可向指定人士送达命令要求交资料
不过，常任法官霍兆刚亦质疑，立法者把「合理地相信」放在条文第一部分，而非放在「外国代理人」前。律政司方就指条文或有「暧昧」之处，强调香港没有「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处长为防止危害国安事件发生，「合理相信」该人为「外国代理人」，才引用条例赋予的权力要求该人交出资料。
常任法官李义就指，理解《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为警务处长肯定该人为「外国代理人」，如不肯定该人是否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可根据附表7的权力向原讼法庭申请，向指定人士送达命令要求提交资料。
律政司方再回复，指由于警务处长仅「合理相信」该人为「外国代理人」，故在附表5下可索取的资料范围较窄；仅律政司可引用附表7的权力申请，而非警务处长，而附表7不局限于针对「外国代理人」，而是涵盖所有怀疑危害国安人士，可索取资料范围亦很阔。惟律政司方亦承认，如法庭裁定控方需证明支联会为代理人，现有证据不足以维持定罪，认为法庭应接纳控罪元素是警务处长合理地相信一个人或组织是「外国代理人」即可。
律政司方重申可以司法覆核纠正错误
首席法官张举能又关注，如该人可证明自己并非「外国代理人」该如何，律政司方指可就案件提出司法覆核，惟遭常任法官李义质疑律政司方是否回避控罪元素；律政司方只重申，该人可以司法覆核纠正错误。
资深大律师彭耀鸿就表示，若如控方及法官黎婉姫判词指，经司法覆核处理本案争议，需负担巨大讼费，且司法覆核非旨在裁断事实，无法盘问证人等，且亦会造成拖延，而国安案件应从速处理。
官指法庭难决定处长是否合理相信 质疑审讯是否公平
就3人获批的上诉许可，理据之一涉及「实质及严重的不公平情况」，牵涉议题为下级法院就处长有权依赖公众利益豁免权（PII）的裁定，是否有误及或导致上诉人未能获得公平审讯。对于控方原审时以公众利益豁免权为由，以涂黑色方法遮盖极大部分文件资料，资深大律师彭耀鸿陈词时就形容，本案原审为「卡夫卡式」审讯，指被告不获告知涉及的时、地、人，彷如被蒙上双眼及绑器双手，程序极度不利，根本无法辩护。
律政司方就回应，为保障资讯，律政司一方不会确认因公众利益豁免权而被删减的内容是甚么。常任法官李义就指，文件中牵涉的其他组织名字全被遮盖，律政司方回复，指法庭或会觉得缺少某些内容或不够具体，同意资料零碎，但指原审裁判官检视后，已相信警务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惟法官李义就直言，法庭难以决定处长是否合理相信，质疑审讯是否公平。
邹强调如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 警方不难证明
律政司方再指，3名上诉人均为支联会干事，自会知道被遮盖资料内容，但李义法官即打断质疑问：「他们要自己估控方指的组织是甚么？」律政司方再解释，3人至少可按自己猜测内容向证人提问。不过，首席法官张举能质疑3名上诉人在于原审时，如何得知律政司删减了的资料，以及如何能根据资料为自己辩护；而法庭又如何根据有关资料裁定处长「合理相信」支联会为合理代理人，直言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资深大律师彭耀鸿就回应，指邹幸彤于原审时盘问证人多个问题，证人却拒绝回答，原审裁判官没有修订邹的问题，而是由证人全权决定是否作答，直指是完全放弃控制权。邹亦陈词指，当时国安处证人以涉及侦查危害国安事件为由，选择不回答问题，故即使当时猜到被掩盖的资料亦无法盘问。她续指，在原审作供时成功证明支联会非「外国代理人」，但原审裁判官并没有分析或质疑其供词。邹强调，如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警方不难证明，又提到香港作为国际城市，设有许多银行，直言「好多外国代理人公开在香港营运」，而该些活动亦完全合法。
终院5名法官听毕双方陈词，宣布押后案件判决。而在散庭时，多名旁听人士高呼「生日快乐」，邹幸彤被惩教人员带走时就笑著回应：「多谢大家嚟呀，新年快乐！」
上诉委员会就三项涉及重大而广泛的重要性法律问题批予上诉许可，包括：
问题一：附表5第3(3)条所订罪行的构成元素为何？尤其是，控方是否必须证明支联会实际上是附表5第1条所定义的「外国代理人」，而非仅须证明处长有「合理理由相信」其为「外国代理人」？
问题二：香港特别行政区诉邹幸彤一案中的「相同人士」测试，是否禁止申请人以挑战该等通知及其送达的有效性作为抗辩理据？
问题三：该等通知能否有效地要求提供在《国安法》颁布，或附表5制定前已存在的资料？
案件编号：FACC10/2024、FACC11/2024
编辑：施芷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