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停止与第三方事实查证机构合作
Meta执行长兼创办人祖克伯在上周二宣布将停止与第三方事实查核机构合作，改为效法 X（原推特 Twitter）的社群备注（Community Notes）。这项宣布让美国保守派以及部分网友拍手叫好，这些网友中，有的对脸书的言论审查感到厌烦，有的质疑第三方事实查证机构的可信度；另一方面，Meta 的叫停查证机制也让传播学者与与国际事实查核圈担忧假讯息将更加泛滥。
虽然 Meta的新制将从美国开始，但迟早会烧到包含台湾在内的亚洲事实查核界，到底这件事对我们的资讯生态有何影响？
Meta与第三方事实查证机构──打假还是分担砲火？
Meta与第三方事实查证机构的合作起源于2016年，当时美国大选方落幕，社群媒体上有关选举的假讯息泛滥，以Meta为首的科技龙头被咎责（2018年被揭露的剑桥分析事件也显示，社群媒体上的讯息确实经过操弄，影响美国大选与欧洲政治），Meta被迫担起社会责任，故与 IFCN（International Fact-Checking Network，国际事实查核联盟）合作，委托经过 IFCN认证的第三方查证机构审查平台上的假讯息，将查证不实的讯息「贴黑标」并附上查核结果。
应注意的是，第三方查证机构的审查结果不会直接影响讯息的去留，查证机构没有权力删除用户的贴文，真正会下架贴文的是 Meta的社群准则机制。祖克伯日前的声明中提到，过多的审查与误删影响了言论自由，其宣布的第一项措施是「停止事实查核员」，却未说明Meta的社群准则到底是如何运作、由谁审查、由谁负责。社群准则的审查与执行完全独立于查证机构，却不透明，也因此有常有网友将社群准则审查与查证机构混为一谈，并将无故消失的贴文怪罪于查证机构，成为查证机构的非战之罪。
根据 Meta在2022年公布的资料，全球与之合作的第三方查证机构超过80个，涵盖60种语言，这些第三方查证机构均经过 IFCN 认证。IFCN的认证原则之一是组织透明度，因此查证机构的成员的姓名、经历须公开受读者检视，以示负责，但这样的透明度也为组织与记者个人带来读者甚至政府的骚扰或迫害；但同一时间，Meta对其社群准则审查机制没有相应的公正透明，更不用说神秘的演算法让猖獗的诈骗广告比查证机构的查证结果更容易推送到大家面前。
事实查核的局限──公正客观是可能存在的吗？
Meta终止与第三方查证机构的合作，其理由固然不充分，但第三方查证机构和社群准则确实不足以应付社群上的假讯息，不只因为 Meta本身的机制与透明措施有待改进，也因为事实查核本身的局限。
事实查核的主要任务是验证讯息，提供阅听众证据与完整资讯，自与 Meta合作以来，IFCN与各国查核组织已在新冠疫情、乌俄战事等国际事件中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与必要性。尤其因应新冠疫情假讯息而促成的「新冠病毒事实联盟」（CoronaVirusFacts Alliance），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获选巴黎和平论坛（Paris Peace Forum）全球十大解决方案。
然而，真相往往是复杂的，事实查核的求真与打假之路时常力有未逮。有些讯息是有明确是非答案的，如人、事、时、地、物、有没有修图、影片有没有被窜改等等；有些虽然主流科学界有定论，仍需与科学与时俱进，如风险评估、药物安全性等等；有些则是科学界的待解之谜，另外还有些牵涉到更复杂的文化与社会脉络。
严谨的学者往往也是怀疑论者，一个好的查核工作者也是。到底何谓真实？记者或查核工作者是否足够公正客观？公正客观是可能存在的吗？记者或查核工作者能不受自身信仰与价值观的影响吗？这些问题是许多查核工作者自问自省的日常，也是社会大众对新闻媒体与查核组织的质问。传播理论已告诉我们，新闻媒体再现的真实受限于社会文化、本身的组织结构、隐形的偏见等多重因素构筑的框架，事实查核工作者即使再严谨，也难逃这些因素的影响，顶多只能接近「真相」，真相似乎也成为难以抵达的「理型世界」。这种先天的限制，让查证机构常被批评搞错重点、打擦边球。
以群众共笔的打假措施──赋权还是卸责？
Meta宣布效法 X 采取的社群备注，在此先不讨论 X 是如何在易主后一步步成为假讯息大本营，只讨论社群备注的运作机制，这项机制允许用户为贴文提供补充资讯，包括用户查证的结果或补充资料。理论上，社群备注是一种开放式协同作业，每个人都可以贡献一己之力，读者也能获得更多元的资讯；但实务上，不是每则备注都会被公开，还是会经过某个机制的筛选。
X 透过演算法评估备注是否有用，决定该备注是否会公开，评估是否有用的标准之一是该备注是否获得不同政治立场用户的共识，而评估政治立场的方式则是根据用户过往对其它备注的评价。社群备注试图达到超党派、跨立场的共识，X 声称这不是多数决，但是，100名阴谋论者的意见是否同等于100名科学家的观点呢？
科技大老板们透过社群平台赚得腰缠万贯，因而被期待负起更多社会责任，他们被期待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要有效控管平台上广为流传的不实讯息。群众对 Meta既有查证机制的不满，一部分是不满于其演算法、社群准则审查与第三构查证机构握有的权力，另一部分则反映了日趋两极化的社会与新自由主义的浪潮。
采取群众协作的查证机制，可以说是一种赋权，但群众协作的查证机制要有效运作，需要够多有资讯判读能力的热心公民，如果Meta跟X没有提供足够多的资源来推广媒体素养教育，即是企业责任的转移与推托。
用户不只是受众，也握有把关资讯的权力与责任
当我们将视线从查证机构身上转到阅听众，我们每个人都需自问，我们对查证机构的期待是什么？又我们将视线从社群平台移开，看向整体社会，我们对资讯生态的期待是什么？
台湾的事实查核生态圈是由查证机构与群众协作的查证平台互补、合作，除了台湾事实查核中心、MyGoPen等与 Meta合作的第三方查证机构，还有由公民工程师发起的「Cofacts 真的假的」专案，该专案即是以群众协作的方式验证讯息，类似维基共笔的形式，协助其它用户查证可疑讯息，虽然偶尔会有用户以内容农场或相对不可信的网站当作证据，但整体来说，仍让受假讯息困扰的阅听众们有了更多评估真伪的依据。
这些查证机构与群众协作平台以 LINE作为管道，让台湾大部分的民众能够在收到可疑讯息的第一时间求证。但无论查证机构还是群众协作，都跟不上源源不绝的假讯息，因此无论是采用何种机制，都需同步搭配媒体素养与资讯判读教育。因此台湾事实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真的假的，以及以街头行动一对一与民众接触的「假新闻清洁剂」等单位，长期透过工作坊、讲座等方式来推广媒体素养教育，为的就是给阅听众鱼竿，教他们钓鱼，而非依赖其它单位提供的鱼。
无论科技老板的查证机制如何运作，身为现代社会的数位公民，每个人都需要意识到，科技扩大了三人成虎、道听涂说的伤害，我们不只需要查证来自亲朋好友、网路名人、新闻媒体的每一则讯息，更要审慎对待自己发表或分享的资讯，无论是在公开版面或私人群组。讯息的查证与把关不该是特定组织或机构的权力，也是每个人的责任与义务。
作者为台湾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