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有膽，我們在探索自然世界的過程，會承擔過多的風險，經歷太多無謂的傷亡。膽氣，要有見識作為輔助。有膽識的冒險者，才能真正成為一名探險者。」──張元植〈登山，不是說走就走的旅行〉
2024年6月27日，台灣登山家張元植在沙木尼（Chamonix）攀登墜落的消息，在戶外圈傳開。對所有認識元植的朋友，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他凡事小心謹慎，不會讓自己越過那條無法回頭的界線。
對於熱愛他的親友，這難以承受之重，再次向人揭示了探險的本質，與生命的無常──探險，其中必定包含了「風險」。無論做好再萬全的準備，有著多妥善的規畫，都無法百分之百排除意外的可能。否則不會驅動那麼多年輕有抱負的心靈，站在已知的邊界，想把人類的集體經驗與眼界，憑藉自己訓練有素的身體再向外拓寬一點。
他的出現，讓「登山家」的風貌活了起來
隔天，元植遇難的新聞，登上許多主要媒體的版面，各大社群平台泉湧出悼念他的文章。一個登山家之死──這件事在長年欠缺探險文化，學生的夢想志願清單不太可能出現「登山家」這個職業選項的台灣，慢慢發酵了起來。
台灣，終於來到了這一天──肯定一位登山家的重要性。但讓人哀慟的是，35歲的元植，正處於攀登生涯的巔峰期。回顧他就讀全人中學以來的攀登歷程，每一個階段的進步──不論體能、技術、判斷力，加上他一再強調的「膽識」，都呈跳躍式的發展。
不過10年前，普遍被認為台灣攀登者遙不可及的目標，如大橋拉斯北壁（Grandes Jorasses north face，2023年由攀登家楊礎豪、黃淵暐完成台灣首攀）、喀喇崑崙山脈的川口塔峰群（Trango Towers），甚至一座8,000公尺巨峰的新路線，在元植和身旁一票互相砥礪、精進的新一代攀登者共同向上的能力曲線中，不再是痴人說夢。
元植常說，台灣的攀登進程落後「西方世界」大約50年，也遠不及鄰近我們的日本。他的早逝，讓好不容易接上近代攀登脈絡的台灣，頓失一顆清明的心靈。他是心思細膩的思考者，懂權衡、善布局，替登山這項技藝注入智識的底蘊。有文有武，是大探險家的特質。
他也是節奏明確的行動者，一旦思索完畢，下一步就要去實踐。而元植離開更留下一個巨大的空缺──台灣忽然少了一座專業登山社群與「大眾」之間溝通的橋梁，少了一個讓人信服的解說者。從小到大，他熟讀各類登山文獻，熟知各種術語和典故。從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到台灣的深山，好學的元植，在文字和圖片中神遊過那些冰雪地，再用自己的雙腳深入想像的疆域，把種種新鮮遭遇，研磨成切身的學問。
卸下一身技術裝備，回到平地，他坐在電腦前，又有無人可及的耐性與熱忱，透過平易卻精準的語言，將山裡的美麗與凶險轉化成一個個啟發人心的寓言，甚至是語重心長的忠告。
這是元植的死，為何激起那麼多漣漪的主因──來自開明並充滿愛的家庭，加上全人中學的體制外養成，鍛鍊出獨立自主的能力，他身上絲毫沒有自我膨脹的習氣。少年時代在園遊會募款爬山的他，和成名後無氧登上8,000公尺巨峰的他，本質上是同一個人。
元植在青年人心目中，重新塑造了「登山家」的風貌，不再是高高在上，網路筆戰時，他甚至可以很「鄉民」。高的是他的視野，而不是他的姿態。張元植，是屬於我們的登山家。
一個活得沒有破綻的人
但5年多的相處，足以深深了解一個人。在我眼中，元植是一個活得沒有破綻的人──他說的，跟他做的，是一致的。
一個人活著，或多或少在某些可以退讓的地方會有所妥協，也許為了讓別人，或是自己好過一點。妥協到什麼程度，不會喪失自我？讓步到什麼階段，不會跟自己過不去？元植不說違心之論，也不迴避衝突。他真誠對待周遭每一個人，心胸寬闊，不預設任何立場。
我這輩子，沒有認識第二個像他這樣的人，活得自由自在，磊落光明。他把人生活成那個最好的版本，而那個版本，就是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理想中的自己。一個善良、慷慨、樂觀、強壯、勇敢的人。
一個完全的人。
群山之島：尋找張元植
導演程紀皓從全然的登山門外漢，因為拍攝這群探險家，捕捉到這幾年台灣登山文化的轉變。他在險峻的高山環境中，經歷到許多難以言喻的時刻，許多層意義上，自己也成為一個嶄新的人。
2019年，我和他同為K2 Project團隊的一員，那場由山岳愛好者詹偉雄先生發起，猶如一場微型社會運動的募資案，把元植和阿果推上了前線，也讓我和程紀皓後來的作品，擁有新的格局。這部影片上映前，我們進行了一場談話，談元植代表的精神，影像想保存的價值；談探險，如何一棒接著一棒。
以下是我與程紀皓的對談：
陳德政（以下簡稱陳）：你跟元植是在什麼時空相遇的？
程紀皓（以下簡稱程）：2017年有一個展覽，找我去拍山的東西。我發現協作都背很多東西，第一次認識元植，就看他背了一大堆東西，在前面走，好像都不太累的感覺。那時只知道他是協作，還不知道台灣有所謂登山家的概念，即使有，他們那個圈圈其實都很小。
陳：在那之前，你好像從沒爬過山，會擔心自己上不去嗎？還是就把它當成一個工作？
程：可能因為不了解，所以就去了。其實爬山本來就會累，然後拍片本來就是一件需要體力的事，所以這兩件事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它就變得有點好像理所當然。
陳：那一趟行程，你跟元植的交集多嗎？
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爬上中央尖山的時候，元植說：「欸！好穩喔，這個人是不是滿適合爬山的？」他那時走在我後面，會看我的腳點。他們那種爬山爬久的人，其他人怎麼爬、身體的狀況，他們看一眼就知道。他當時覺得好像我滿適合爬山，就像我們之前聊過的，他很會鼓勵人。現在講起來很慚愧，回顧元植的歷程，才知道原來他早些年，在2012、2013年就開始8,000公尺計畫，可是我是2017年才認識他，已經是4年後的事情。
陳：2019年詹偉雄先生邀請你加入K2 Project募資計畫，過程中你出力甚深，所有動態影像都是你輸出的。當時，你是以什麼樣的心態加入那個募資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