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语境中,「揽炒」与「最后一代」这两个概念仿佛遥相呼应地浮现于不同的地理与制度背景。表面上,它们源于截然不同的情境,一个是来自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的激烈抗争口号;一个则是中国封城期间无力而冷静的日常对话。激烈与冷漠看来是一个相反的概念,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它们其实是同一种情绪的变体,那就是对未来的否定、对体制的绝望,以及对主体性残余空间的挣扎。
两种表述一种未来
「揽炒」一词在香港出现于2019年的街头。它既是一种战略语言,也是一种心理宣言。「揽炒」即「揽住一起死(同归于尽)」,不只是破坏性的威胁,更是一种理性的算计——当制度无意改革,和平手段无效,「同归于尽」便成为弱者对强权最后的对价。
这并非单纯的自毁,而是一种诉诸「提升代价」的策略意志,是希望透过极端手段打破僵局的政治动员语言。这样的语言,有著强烈的主体性,即便其后果可能是毁灭性的。
相比之下,「我们是最后一代」一词出现在2022年上海封城的背景中,表面冷静,语气近乎顺从。但这句话的震撼力在于它的绝对性与终结性。在被公安带走前,一位市民面对盘问时淡淡地说出这句话,不是抗争,不是辱骂,而是对体制未来的否定式结语。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一种把身体从国家机器抽离的微型反叛。拒绝繁殖意味著拒绝延续,意味著对民族叙事、国家发展、家庭伦理的彻底退出。这不是政治动员的语言,而是生存哲学的转向。
殊途同归
这两者之间的异同,实际上构成了一场关于语言与绝望的对话。在香港,相对开放的社会条件让青年得以用激进语言表达对制度的控诉;而在中国,强力维稳与言论审查的情境下,群众就只能选择将抗议折叠进日常语言与身体决策之中。然而,看似对立的两者其深层意义却惊人地一致,一种来自世代剥夺与前途幻灭的共同绝望,以及对个人努力与社会回报失衡的结构性认知。
这些语言并非纯粹厌世的产物,也不是对「生活」的逃避,而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重新定义。当青年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甚至受够了「996」而不拼搏,他们其实不是「懒惰」或「自私」,而是在用退出的姿态,抵抗制度对于「成功」与「责任」的单一叙事方式。
无论是「揽炒」还是「最后一代」,都不只是情绪发泄,更是语言层次上的政治行动,一种在高度不平等社会里仍企图保留主体能动性的方式。
港中青年的挣扎
「揽炒」与「最后一代」不只是地区性的现象,而是一场世代共感的政治表态。当社会的未来想像不再由人民共同书写,而由少数权力与资本决定,当个体被迫在「服从」与「退出」之间二选一,那么,这些语言,无论是高声喊出还是低声吐露,都成为时代真实情绪的见证。这场来自香港与中国的双重表态不是一场简单的投降或失败,而是一种世代在瓦砾中寻找尊严的挣扎。或许我们无法即时回应这些绝望,但我们必须记得,语言的出现从来不只是叙述现状,而是揭示何处出了问题,理解「揽炒」与「最后一代」,便是理解这个时代真正的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