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丹佛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许成钢教授的巨著《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的中文版于2024年11月于台湾出版，立刻引起各界注目，不仅迅速再刷，不同立场的机构也接连举办多场座谈讨论这本书，显见这本著作的重要性。在阅读这本书过程感觉深受启发，在此讨论一些对本书的心得与看法。
习近平作为不是突变，是中国深层结构的影响
这本书的核心论点如同书名所标示，是以制度基因的概念探索中国持续至今的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这个视角有几个意义。首先，从近三十年各界常抱持中国将会随市场开放而走向政治改革的错误期待，也因此许多人完全误判习近平时代各种人权的紧缩、任期制度的废除等开倒车的行为。许教授将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定位为过往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的延伸变形，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一个更贴近中国共党统治现实的理解，也就是指出习近平时代看似退化的政治变动，反应的是中国更深层制度结构，而非个人所造成的一时性现象。而许教授所点出中共极权统治的最终基础是暴力，不仅呈现在中国战后频繁的斗争，香港过去几年的发展也凸显出这个面向。
第二，许教授从制度经济学派以及Kornai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洞见出发，建构了标示制度发展逻辑的制度基因概念，将制度基因定义为自我复制并决定制度演变的基本制度成分，聚焦在产权、人权与政治决策权的长期制度变化，以此来回答关于中国为何与西方产生制度大分流而无法产生宪政民主这个大问题。从这个长时期制度基础的视角出发，许教授将当今中国现状连结到中华帝国各项制度的历史发展以及从苏联共产极权发展的结合。
综合中国传统与移植苏共经验的精深研究
虽然余英时先生也曾经准确地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明代以降皇权发展与现代极权主义的结合，不过他的分析仍大抵上聚焦在思想上的理解。许教授这本著作的特色则是从更具体的现代制度与社会科学出发，一方面阐述中国既有制度包括科举与郡县制的影响外，同时深刻剖析了苏联共产党走向史达林主义的过程，以及中国共产党如何援引苏共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结构，而更明确地将当代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起源标示出来。
由于笔者对这段苏共以及中共发展的历史较为陌生，读起来有很大收获。在此同时，许教授也以制度基因的概念对照了西方从罗马以降宪政秩序的发展，对照出中国历史上为何缺少宪政民主的基因，以及中国为何产生与东欧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个分析对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具有相当启发性。
第三，在制度基因的思维下，许教授对中国未来持续的成长抱持保留甚至悲观的态度，原因就在于缺少对人权与财产权的保障下，无法继续维持现有的成长。近年中国蓬勃的电子商务遭到政府打压、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以及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在凸显出现有区管式极权主义下成长模式难以为继。制度基因的命题也被用来回答了中国过去30年间高成长能否维系的关键问题。
许教授对台湾的观察远胜诸多海外华人
尽管基因会予人命定无法改变的印象，许教授的用法比较接近社会学所指称的制度逻辑或制度基础建设，而非指涉无法后天改变的特征。然而改变并不能透过单一政策或零星的制度，而必须藉著社会启蒙的努力改变整体制度基因。许教授书中也以台湾为例说明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如何得以深耕。在这点上笔者认为许教授对台湾民主化的观察也有别于一般海外华人的观点。
许多海外华人即使肯定台湾民主化成就，常忽视台湾社会自身的历史而将台湾民主化单纯归功于蒋经国。许教授在制度基因架构下，意识到台湾社会早从日本时代开始就已然产生不一样的制度深层结构，而战后发展也必须考量到私人产权与公民社会提供了自主空间并催生了反对运动。这个观点诚然还有许多历史细节需要讨论，不过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台湾史近年的成果。
如同任何一部重要著作，许教授对中国历史以及现状的诠释必然引发许多商榷与辩论，包括对中国经济现况的评估、中国历史的理解、共产党在暴力之外的正当性基础、人权与产权间的扞格，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以及各项国际因素对中国的因素。举例而言，许教授强调的是制度的激励相容性，而正当性的课题遭到忽略，在理解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是否足够，笔者认为有商榷空间。中国长时期的经济成长，尽管有其根基性的问题，一定程度也提供统治正当性。而国际因素特别是海外资本、留学生以及出口导向产业发展对中国的长期影响，是否完全让位给内部制度基因的影响，这些课题也有更进一步讨论空间。
今日中国与30年代日本有太多类同处
尽管许教授强调因篇幅限制没有讨论日本二战前军国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日本研究者，笔者认为如能将日本军国主义或者说法西斯时期与今日中国进行对照，可以得到中国走向很多重要的线索。诚然由于中国本身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的主要受害者，各界鲜少从这个面向论及中国当代的变化，但笔者认为对日本法西斯时期几个重要的历史特征在今日中国也同时出现，值得在今日作更深刻观察。
首先，二战前日本民族主义的基础从前一个阶段的「受西方压迫」的角度，转而成为向外扩张压迫的帝国荣光。从这角度来看与今日中国的战狼外交有惊人相似性，恐怕不能光视之为拙劣外交手段，而应视之为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深层的展现。其次，日本在二战期间民生凋敝，但在造舰、造机等军火工业科技持续进展突飞猛进，甚至在今日都还可以看到遗绪。
中国近两年民生经济确实如同许教授所指出，在产能过剩以及房地产崩盘等既有体制长时期副作用下陷入停滞困境，但不可忽略的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以及长期工业发展的技术累积下，与军事相关的科技持续取得进展。中国是否逐步走向当年日本法西斯的道路，无疑是台湾必须抱持警戒持续观察的课题。
观察中国不能政经分离
整体而言笔者认为这是一本值得台湾所有人一读的好书，在今日台湾有几个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近三十年来台湾民间对中国的讨论高度都聚集在经济课题，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常抱持自然而然带来政治改革的不切实际期待，就是抱持侥幸心态觉得可以将市场与政治体制分开而避开极权体制的课题。这本书对这两个倾向都提供了明确且深刻的反驳，凸显出中国极权主义的特性。
台湾没有回避或误解中共政权极权主义基因的空间，需要严阵以对，这本书是很好的起点。其次，借用许教授制度基因的概念，笔者认为中国当前不仅缺乏宪政民主的制度基因，更是有意识地试图拆解其他国家特别是台湾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长期来看对台湾媒体的操控、校园的笼络，对宗教的介入、对司法的摧毁干扰以及对选举的干预等，可说相当有意识地试图改变台湾社会的制度基因，也因此许教授著作对台湾社会的意义不仅在于理解中国发展的限制，也在于回过头来警惕台湾社会。
作者1974年生，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前后任职于中山大学与政治大学。在专业领域内外广泛涉猎以追求知识上的自由，习惯从多样方法与视角观察社会事务，笃信对在地与世界的批判性认识是公民社会重要基石。著有《屏东县志—产业经济篇》、《不待黄昏的猫头鹰：陈绍馨的学术生命与台湾研究》以及其他论文。
书名：《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作者：许成钢出版社：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时间：202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