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沈昌文（中）来台发表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时，和郝明义（右）、蔡志忠（左）合影。1980年代沈昌文在三联书店总经理任内出版蔡志忠作品，掀起的轰动效应影响至今。（照片提供／郝明义）
那年秋天，北京天高风爽，阳光灿烂。
那家饭店大堂，却光亮不足，显得阴暗。
从外头走进来的人，有些背光，我设法看清他的面貌，揣测这是否我在等的人。
他不快不慢地走近，说：「郝先生吗？我三联书店沈昌文。」脸上带一点浅浅的微笑。声音不高也不低，音量很结实。他的头发是黑的，镜框后的眼神不显锐利，但让人摸不准远近。
后来，我谈起第一次见沈公的情景，老说当时见到了一位活脱脱武侠小说里「深蕴内敛的中年练家子」。
那时三联书店的同事虽然都称呼他「老沈」，我从开始就称他「沈公」。
串糖葫芦的神奇人脉
那是1989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
行前打探需要拜码头的人，各方讯息都指向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这个名字。
我很快就确认，那是个不只台湾，所有海外，以及中国内地各处要去北京的人，都要知道的名字。
不只因为三联书店这个重要的出版品牌，也因为当时他在主编的《读书》杂志紧密呼应甚至引动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脉动；不只因为他努力为中国各界文史作者、学者提供发表作品的机会，也因为他有本领在改革开放之后引进戴尼提、蔡志忠这些风动一时的畅销书。
沈公不是那种初见就热情四射的人，但他的深蕴内敛像个黑洞，不让人疑惧，而吸引人一步步接近。
对刚去中国的我，他的人脉广得很神奇。
谈起对中国（不只出版市场）的任何问题，讲起任何我想在大陆认识的人，出版界的人就不说了，文化、艺术，甚至某些政界的人，他都能在言笑间轻松送出答案。直似剑光闪动，只见烛芯短了一截的行云流水。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半基于好玩问他能不能介绍崔健，心想这他可没辙了吧。但沈公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我来看看」，然后没几天我就见到了这位中国音乐界的大腕。
比较熟了之后，沈公说他自己就是爱「串糖葫芦」，也就是趁著机缘把各方相干、不相干的人串联在一起。
并且因为他出身上海，所以很服膺十里洋场时代做什么事都「闲话一句」的气派。
这些都不只基于他的个性，也因为他就是有这种本领。
沈公眼神让人摸不准远近的另一面，也就是对人不分亲疏。
看著他交往的对象五湖四海，我也就一直谨守和一个武林高手相处的分际，保持客气的距离。
不过，后来我们毕竟是越来越亲近了，和别人不同的亲近。
计划经济下的出版人功夫
打从开始，沈公就给了我各方面的启发。
在出版的领域，他让我对中国出版的历史和当时的现况，快速抓到些梗概。
1990年代初，中国的出版市场和国际还没有接轨，书籍的许多印制条件也有待改进，然而我从沈公身上看到一个在计划经济之下做出版的人，受著种种限制，但他的马步可以蹲得多么扎实，内功可以练得多深。
我学著体会中国出版社里所谓一把手、二把手、三把手的种种微妙关系，也听到沈公在他一把手位子上要管多少台湾同行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政治课题就不说了，社内同事的住房问题、入党问题、婚姻家庭琐事，简直无所不包。
在那个中国社会和经济环境都在转型的阶段，沈公在三联书店总经理的位置上，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能在政治上犯错误，又要维持三联书店引动思潮的传统和风格，还得自行创利，压力很大。他引进的《戴尼提》固然造成巨大的畅销，但也有人不喜；他出版的蔡志忠作品固然造成万人空巷的热潮，也得来有人说他只会「卖菜」的评语。
此外，在那个主渠道出版社根本不把民营二渠道放在眼里的年代，沈公又带我对二渠道有了很多了解。我很好奇他怎么有这些门路。后来得知他虽然贵为三联书店总经理，但赞同一些二渠道年轻学者编辑的西方学术文库，慨然允诺立场开放的合作出版，为支持二渠道民营出版立过典范。
总之，我在中国结识的第一个出版人就是沈公，很幸运。
沈公让我看到中国出版界一个高标，也影响了其后多年我和中国出版市场来往的基调。
这么多年来，台湾很多人在中国走过买书号出书的路，我从没做过。一来是我不想走这类落人把柄的路；二来也因为我觉得认识沈公，不走这种门路也罢。
【图略】沈公喜欢借饭桌来「串糖葫芦」，2012年我也在台北帮他串了几桌。这一桌有南方朔和杨渡。（照片提供／郝明义）
共产社会国营体制的实相
沈公也让我对中国社会的一些特别情况有了直观的机会。
有一次，沈公带我去友谊商店买一台传真机送他的作者。看好机种、价格之后，沈公留下一张空白的三联书店支票，就离开了。
我很惊讶，就问沈公难道不怕商店乱填金额。
「怎么会，我们都是国营机构啊。」沈公哈哈一笑。
沈公说，反正大家都是国营机构，不怕对方乱来。他要自己填金额的话，还得计算税金之类，写错了还麻烦。交给对方写，对方敢乱填，最后自有双方国营机构的主管单位出面查证、解决。
我见识了共产主义国家里，大家都是国营单位体制的实相。如果连友谊商店和三联书店都因为是国营机构而难分彼此的话，那中国所有出版社、书店之间的关系，当然就更不在话下。
出版、印刷、发行、零售都要听出版总署的，出版总署又要听中宣部的，真是上下内外，浑然一体。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
「打擦边球」与「跪著造反」
来往中国多年，我始终保持一个原则，不主动找政治话题来谈。和沈公也是。但沈公还是指点了我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19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一本《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很多人说毛泽东仍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光环，这下子以后我再去中国可能有麻烦。七嘴八舌的很多分析。
我问沈公。他听了之后，说了一句话就不但让我安心，也让我开窍：「只要不是批评现在当政的人，谈过去的事没什么问题。」
沈公也跟我说过，中国有一个差点就开放出版的时刻。
改革开放之初，随著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在松绑，出版也是。曾经担任中共建政之后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倡言成立形同民营出版的产销合作社；人民出版社也准备了「东方出版社」的副牌，准备当开放的试点。
沈公说：就在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刻，中共的元老陈云说话了。陈云讲了一句话：「你们都忘了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吗？」
开放出版的事，就此封箱；中国其他行业再怎么开放，出版不在其内，形同国策。
不过，即使此后出版仍然一直在共产党紧紧掌控之中，也设了重重禁忌，但是中国的出版和言论尺度还是持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像《读书》之得以出现，正是代表。
听沈公谈一些兼有官职和知识分子身分的人，如何为他们杂志巧妙而迂回地创造空间；他们实际工作的人又如何善加体会，细加运用，是很动人的。
所以沈公介绍人给我认识的时候，最爱强调谁谁谁是个「自由主义」；他聊天最兴高采烈的，就是谈他在出版，以及主编《读书》的过程中如何一次又一次打「擦边球」，在一些禁忌议题的边缘上行走的经历。打擦边球要打得有惊无险才高明，这固然要赌一些运气，但更多的是要有胆识，有见解，还有一些幽默。
相较于有些人主张知识分子就当「敢言」，沈公这种擅打擦边球的作法，有人称他是「跪著造反」。
不论这么说他的人是褒是贬，沈公毫不以为忤，一再转述。的确是，对他来说，「打擦边球」就是为了「跪著造反」，而「跪著造反」最重要的武器也就是「打擦边球」。因此沈公引述「跪著造反」之语，是带著一点自得的。
大家都是一家人和「一仆二主」
在都是国营体制之下，在都归出版总署和中宣部管辖之下，中国各个出版社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演变，我们台湾人很难想像。
以三联书店来说好了。
这个1949年前就卓有声名的出版社，到中共建政后新成立旋即遭到撤销，1954年才又得以成为人民出版社底下一个「三联书店编辑部」。三联书店的招牌刊物《读书》杂志，是在1979年创刊的，但当时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的刊物，由人民出版社代管。至于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家出来，真正开始独立经营，是1986年的事。
而沈公和他两位关系密切的领导，陈原和范用的关系，都是从他1950年代初进人民出版社的时候就建立起来的。
陈原，人称原老，是语言学家，是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室的成员之一，1954年起兼任「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到改革开放开始，担任商务印书馆的首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但同时也是《读书》创刊主编。
范用，人称范老板或范公，在1949年之后先在出版总署、中宣部工作过，调来人民出版社，历任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等职位，在《读书》创刊时，实际贡献很大。
三联书店还没独立出去的时候，范用兼任总经理，但是到1985年正式独立前夕，他却因故退休，改由沈昌文担任了三联书店独立后的首任总经理。
沈公从工作的第一天，就一直受范用的领导，所以他说自己在组织上是范用的系统，但是他在思想和观念上一直同陈原比较一致。
这样，当沈公在三联书店成立了编委会，范用和陈原两位老领导又都在内，他就面临了日后自嘲「一仆二主」的局面。
沈公在他的回忆录《也无风雨也无晴》里，有一段著墨不少。
【图略】《也无风雨也无晴》书名的出处是苏东坡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封面的图，是同事沈帆画的。沈公很喜欢这张看来像是舍荒老人的图，后来就印在他自制的名片上。（图片提供／郝明义）
《读书》以创刊号上〈读书无禁区〉一文发生轰动性影响，也同时成为另一派力量想要「打棍子」的对象时，两位退休的领导给了沈公不同的建议。
范用跟沈公说要「敢于讲话，不怕封」，说国民党时代封过三联书店的刊物，结果更壮大了三联的声名。
而陈原则认为历史条件改变，今非昔比，情况已经不同，要怎么说话可以研究，但不能走「不怕封」的路。
就当家者的立场，沈公同意陈原的见解，也从此发展他「跪著造反」的路线，结果也引来范用说他没出息，认为沈公辜负了他的一手提拔。
沈公跟我讲过一段六四期间的事。
那天，三联书店开会，范用在会中慷慨激昂，主张大家都要联署上街的声明。开会的人传阅声明，沈公说他很犹豫，但是在范用的注视目光之下，也只得勉强和大伙一起签了名。
这份联署声明传到当时也在开会的陈原面前时，陈原拿在手里看一看，微微一笑，就传给下一位。
沈公说：「别人再给他，他就再微笑传回去。如此来回三次。他始终什么话也没说，也什么都没签。」
我问沈公，六四后来秋后算帐，那大伙签的声明没事吗？
沈公说他也很焦急，问了范用怎么办。开始范用没回答他，问了两次后，要他别管了。原来那个声明范用后来并没有送出去。
这个故事，沈公讲了不只一遍。
每次讲，他对陈原和范用都不下任何评语，但每说到陈原接过递给他的声明，再三微笑传给下一位的那一段，他都会跟著颔首微笑；再讲到范用说他后来并没把那个声明送出去，他又会再颔首微笑一次。
进入「打招呼」时代
沈公常讲他在1996年1月1日怎么得知自己在前一天退休的。
他说那天早上接到电话，电话那一头跟他说：「沈昌文同志，你已经在昨天12月31日傍晚6点退休了。」
沈公的个性和形象，都从退休开始出现些微妙的变化。
之前，虽然也海派，他的沉稳内敛多些；之后，他就交游更广，言谈更无所禁忌。宴席上，他说编辑的工作就是要「谈情说爱」、「坐以待币」 等金句，妙语如珠，举座皆欢。
在工作上，我和沈公也因此出现了两个阶段的关系。
他在三联书店任内，担任我的顾问；他退休那年，我也正好要创业，想在中国市场多探索一些可能，所以就邀请沈公一起工作，成为同事了。
大致从沈公退休时开始，中国政府对出版的控制也进入另一个阶段。
之前，有命令，有肃杀，有边界，所以有擦边球可打。那之后，进入「打招呼」的阶段。
沈公说：他接到的通知他已经退休的电话，就叫作「打招呼」。
之前，党和政府会传达正式命令或通知；之后，转为私下打一通电话的「打招呼」。不必正式通告要禁什么书、封杀什么人，上级单位只要对出版社的领导打个招呼就好。而这个领导将来有没有出路，就看上级眼里的他是否识相，愿意接受打招呼。
大致和软性打招呼的年代一起开始，中国对民营二渠道的立场也有了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国营出版社把民营二渠道不是视为不法，就是不屑一顾。
第二个阶段，大致是沈公说开始「打招呼」的年代起，为了应对加入WTO，国营出版社要集团化、上市，造大船出大海。于是容忍民间二渠道以「工作室」身分存在，把这些工作室的产出当作国营出版集团的资源。
这些游戏都已经不是沈公自己所熟悉的了。但感谢有沈公的指点，我多少能看出点趋势的变化。
当然，我也感谢他介绍于奇给我，让我多了个不同世代的得力助手。
和沈公、于奇在北京一起工作的日子，是我人生中很美好的回忆。
看清「战友」和「火力」的重要
除了对中国出版市场、社会的了解之外，我最感谢沈公指点了我为人处世的一课。
那年，我要离开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在一件事情上被人家设局，事后很不甘心，想要反击。闻风而来，愿意提供「火力」支援的人不少，该如何取舍，一时拿捏不定。
正好我去北京，就请教沈公。
饭店屋角有一柱立灯，沈公坐在沙发上听我讲了一大圈之后，几乎没经考虑就大致说了这么一段话：愿意提供你火力，想借你的手来打击对方的人，肯定不少。但是你用了某人的「火力」，就等于承认此人是你的「战友」。不过，你想要打击敌人是一回事，但你也得考虑自己是否真的乐意和此人是「战友」，是同一阵线。
这段话对我真有警醒作用，受益良多。
一般人在气急攻心之下，只想打击自己痛恨的对象，所以有任何支援火力都照单全收，不会考虑这些火力的来源。沈公的话，让我冷静下来，开始衡量究竟是反击的快感大，还是事后可能因为和一些价值观不同的人沾上边而懊悔更大。
我检查了一遍，发现是后者。我还真不愿意就此和某些人当「战友」。于是就婉谢了许多火力支援，也把反击的事放下，从此不再回顾。
这真是我人生比较明智的决定之一。
行动之前，先评估战友是谁，先看清支援的火力来源，也成了我日后行事的重要提醒。
气功、羊蝎子、臭
沈公也是个追星族。追邓丽君。
和中国1970、 80年代很多人一样，他从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就为之著迷。
他说每天清晨起来，最快乐的事就是自己在书房里，把邓丽君的歌放得很大声，然后一面手舞足蹈，一面开始剪刀、胶水齐飞，整理各种资料。
他是个道地的资料控，讲解过一些心法给我，端地是说来简明扼要，但不是人人都能实践。
再接下来，他每天的行程就是去搭公交车，去潘家园淘宝，找旧书刊。然后就是去亲近热爱的「傅小姐」──复印机了。大量复印他收集的资料，给一些人当「内参」，是他的乐趣之一。后来网路发达了，他则开始用电邮传送。
沈公也热爱吃喝。这应该归功于两点。
一是他练气功，身体底子好。沈公少年时期体弱多病，因为练了蒋维乔的气功方法而得益。他几十年气功练下来，大小周天、任督二脉都打通，平常聊天就不时两手交握，左右大姆指来回交搓。所以不只精神恒常饱满，头发一直不染也乌黑。
有一次他用办公室的浴室冲澡，别人冲澡开心会唱起歌来，沈公让大家听到什么是武侠小说里的「长啸」。于奇说他是练成了气功的三花聚顶。
第二是他有一位当医师的贤内助白大夫。白大夫知道沈公在外吃喝百无禁忌，每天关注他的身体情况，随时调理他需要服用的保健药品。沈公有这个凭仗，就更加吃得天南地北。
所以，想到沈公，就不免想到和他一起的吃喝。
从1989年北京夜里找不到什么吃的地方，到沙滩出现第一家「二十四小时都有饭」；从凯宾斯基的啤酒，到三里屯的酒吧。
猛地说起来最难忘的，还是去吃羊蝎子那次。
那家店是一面吃羊蝎子，一面把骨头吐到地上。所以店里地上到处都油腻腻的。
沈公很得意地说：吃羊蝎子就得这样！还加一句：「这就要喝小二！」
我难忘那家店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有件事后来怎么都想不通：当时我还不坐轮椅拄拐杖，怎么走得进地上那么油滑的店里？
【图略】2012年沈公来台发表回忆录《心无风雨也无晴》。在诚品书店看到他的书堆已经卖得「变矮」，沈公很愉快。（照片提供／郝明义）
沈公是宁波人，爱吃腌的臭苋菜梗，所以在饭桌上特爱讲那些腌菜要臭到什么程度，腌缸里要看得到白白的蛆等等。大家要拦他，他才乐呵呵地转移话题。
不吃臭苋菜梗，他就爱吃有臭味的美食。凡有台湾同事来，他就要推荐炸玉米窝头片涂上王致和臭豆腐乳的美味。
结果引发过一场惨剧。
那年冬天，台湾有几位同事去北京。听他怂恿，其他人都掩鼻避之，有一人却勇敢地尝试了。勇敢的人不但吃了，还喝了杯可乐。所以稍晚她们几人一起搭计程车出门，车子一颠簸，喝可乐的人打了一个大嗝，全车人包括司机都惨叫起来。
沈公真是喜欢逢人推介各种奇异的饮食。
2013年，因为反服贸而中断联络
2013年7月，为了反服贸，我从写第一篇文章起，就决定不再去中国了。
前面说过，中国官方对民营出版曾经有过两阶段的立场。最初，是对「二渠道」或者打压、或者睁一眼闭一眼的阶段；再来，是对民间「工作室」容忍利用，以便国营出版集团造大船出大海的阶段。
而当时，已经进入更高明的第三阶段。
有些国营出版社已经体会到不需要自己做大，而是提供养分让「工作室」做大，把民营公司做大、做集团、做上市，再往海外伸足。国营出版社，及终极主导他们的中宣部，隐身在重重的商业包装之后，幕后掌控就好了。
这样做，最聪明的就是中国可以透过分身进入海外市场，却不必相对地开放国内市场。而当时，早在服贸协议还没签之前，他们透过资助和投资等方式，就已经在台湾有一些相当活跃的代理人和合伙人。一旦服贸协议生效，他们可以更正式地往台湾投入资金和资源，两岸出版业的不对等竞争，以及后果，都可想而知。
我们政府完全觉知不到这些。甚至连人家出版社都是国营，最上游的大老板是谁的本质也意识不到。中国的出版社早就成长为出版、印刷、发行、零售各个环节一条龙发展，多头一身的巨物，我们政府竟然以为这些环节像台湾一样是各自独立的存在，可以分割谈判，还相信签下服贸协议有助于换取中国未来开放出版。
至于对岸为了一手保护自己出版市场不要对外开放，一手又要走出海外，已经演化出多么精细的攻守途径和方法，根本不在我们政府的意识范围之内。
用天真到像一张白纸来形容，不知算不算最客气的。
而我写了许多文章，虽然只是批评自己政府的愚昧，却也决定从此不要再去中国。
我立刻和许多人都不再联络。不必让大家为难。
其中，当然包括沈公。
不只没再通电话，连电邮我也再没写给沈公。
我知道那里对一切联络的掌控有多严密，也可以想像他应该已经接过不少「打招呼」的电话了。
这样，沈公和我断了5年联络。
偶尔，想起和沈公在北京的种种，恍若隔世。
中间，只有从共同的朋友那里听来一些消息。
大家都说沈公生活依旧，还是常去潘家园，还是常坐公交车到处乱逛；餐宴照去，吃喝依旧，精神好得不得了，唯一就是耳背越来越严重。
听著朋友的形容，沈公颔首微笑，双手交搓姆指的神气，就在眼前。
「你说这不是很享受吗？」
2018年春天，我突然接到沈公在纽约的女公子来信，说沈公会在那年夏天去美国，想见我一面。
大喜过望。
我安排了行程，阔别5年后，和沈公在一家义大利餐厅见面。
那一天本来我以为和沈公会有很多话要说。
过去沈公虽然不怎么谈六四，但是对1949年后，一直到文革的种种经历倒谈了不少。他会讲他是多么忠贞的共产党员，各种斗争都相信党是对的。毛泽东发动各种运动时，半夜发表一个什么文稿，大家都要激动地上街游行等等。
我听他活龙活现地描述那些场景，也听他说过林彪之死对他造成多大冲击。
连永远的林副主席都会背叛党和国家，这使得他对过去所有坚信不移的事情都产生了动摇。
也因此，沈公常说他感谢邓小平，不论别人怎么评价，他认为中国文革之后的发展，以及他所能过上的日子，都是这位总工程师的功劳。
而我每次问沈公，文革有没有可能再次卷土重来的时候，他都会微笑，也摇摇头。
所以那天要去见沈公之前，我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问他对这几年中国的看法。
只是见面之后，那天是我和沈公话说得最少的一次。
主要是，一见面就觉得，不必多问了。
另外，沈公确实耳背得厉害。虽然他仍然精神奕奕，但是必须靠著他耳边很大声地说话才行。他自己一开口，音量也非常大。
沈公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我说趁五四100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个出版计划。
「你有什么书，有什么资料要找的，就告诉我吧！」在那家义大利餐厅里，他声若洪钟，然后又加了一句，「我愿意永远帮郝明义工作！」
我问他家人怎么不试一下助听器。她们说再好再贵的都买了，但沈公都说适应不了，不肯戴。
「其实戴一戴就会习惯，但是他就是不肯。」她们说。
「沈公，你怎么就不试试呢？」我靠近他耳边大声说。
这时沈公又使出他那个可能是跟陈原学来的颔首微笑的绝招了。
那天，他对助听器这个问题就一直保持微笑和沉默。他不回答，谁也没办法。
直到餐后上甜点的时候，沈公突然对著我又中气洪亮地说了：「我早上出门，搭上公交车就坐到总站再坐回来。我可以一路看北京的风景，练自己的气功，别人说些什么我可以什么都听不到，你说这不是很享受吗？」
我听了之后，忽然觉得听懂了，就大声地回他：「享受！享受！真享受啊！」
永不服老，直至三花散顶
去年底，于奇告诉我沈公前阵子腿肿、腹水，住院检查。
一周后出院，于奇去看他，沈公要她录一段影片给我。
几经辗转收到影片后，我看沈公对著镜头还是中气十足地说：「郝先生，我等你来北京吃辣的啊！」沈公从初识我开始，就一直封我是台湾最会吃辣的台湾人。
然后没几天，得知沈公去世。
我和于奇通电话，听她所知道沈公去世前两天的情形。
沈公回家后仍大致如常生活。元旦前后，北京遇上寒潮降温。但沈公还是坚持要出门自己去买胶水，好回来剪贴整理资料用。
去世的前一天，他没有像往日一样在家喝啤酒。他大女儿看他气力很弱的样子不放心，就留下来在他家里陪他。半夜去看他还睡得很熟。到早上再去看他，身体微温，人已经走了。
我们两人得到的共同结语，就是这真是个永不服老的人。
年纪再大，他也不怕喝醉摔跤。
风雪再大，也拦不住他出门准备工作。
他一定要尽情把自己的生命之火燃烧到彻底的干净。
绝不留下任何牵绊。
他不肯戴助听器，不只是因为他图个耳根清净，也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让自己跟任何老化的象征相联接。
沈公不只享受生命，不只是不服老，还根本就是鄙视老化。
他根本没法接受自己戴助听器的形象，更不会等到自己可能要用手杖、用轮椅，甚至必须别人照顾的那天。
所以他必须用气功把自己的状态保持到最好，然后在无法持续的时候，就三花聚顶也三花散顶，把所有的精气神一次耗用殆尽。
在他满90大寿的时候如此离开尘世，实践了他期盼的无疾而终，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不是很享受吗？」
也无风雨也无晴
2009年在北京。我们几度要求沈公好好写出他的回忆录都黄牛，这一天大家一起在饭桌上押著他签下承诺书。这应该是第二份，当时拍照存证。沈公身旁是同事徐淑卿。（照片提供／郝明义）
2009年在北京。我们几度要求沈公好好写出他的回忆录都黄牛，这一天大家一起在饭桌上押著他签下承诺书。这应该是第二份，当时拍照存证。沈公身旁是同事徐淑卿。（照片提供／郝明义）
沈公走后，回顾和他来往这30多年，最感欣慰的，还是为他出版了《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本回忆录。
当年邀他写回忆录，有多重理由。
他目睹自己家庭从富裕而败落，经历上海从十里洋场到进入社会主义，很有时代感；他个人从1949年前在一家银楼当学徒，到考进出版社当校对，再一路成长为出版界的标志性人物，过程很励志；在他一路成长的过程中，由秘书而编辑而管理者，对不同领域的工作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他学习与见识的许多政治、文化、学术界人物，有太多精采的轶闻和传奇；他经历1949年后的种种运动，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版路程的实际开拓者之一，必定对这段出版史有很深刻的观察和总结。
最后，他还是资料控，想必可以整理出一些他人忘记或视而不见的资料，让人拍案惊奇。
沈公最初都是打哈哈，不当一回事。
请他吃饭、喝酒，邀著其他朋友一起游说，也不成。
像是要栓住孙行者般斗法良久，最后终于说动他了。但是到实际写出来，又是漫长的路程。
同事共同押著他签下不只一张承诺书，还是一拖再拖，不知何时才会真正兑现。
这样熬了至少应该有个10年吧，沈公终于交出了书稿。
交稿后又顾虑这里敏感那里敏感而一再删节、调整，最后终于在9年前，在台湾出版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新书发表时，他还和家人一起来了一趟。
回头读这本书，虽然知道他还是隐去了许多地方，但发现所有当初邀他写书的理由都有相当完整的回应。
这本书不只写出了沈昌文个人在大时代里的足迹，不只写出了三联书店的历史，也写出了中共建政之后的社会环境，还有思想、文化界许多不同领域的人物面貌。
更重要的，是沈公透过注解、关键时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书信，留下了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不只有助于读者勾勒过去的一些样貌，也可能有助于理解当下，甚至对未来有一些想像。
谢谢沈公。
再会。
在沈公的回忆录里，他整理了一些关键时刻的重要政策文件和书信，留下一些线索。这些线索不只有助于读者勾勒过去的一些样貌，也可能有助于理解当下，甚至对未来有一些想像。 这是1954年4月的「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改进人民出版社工作状况的报告」，也是因为这份报告，当时在查封状态的三联书店得以在人民出版社内部成立为「三联书店编辑部」。再过32年后，1986年三联书店才正式独立。（图片提供／郝明义）
这是胡愈之在1979年6月的信。胡愈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所以沈公在回忆录里说，改革开放之初，看到这一位一手操持出版业整体苏式国有化的领导人，竟然倡言成立「群言堂产销合作社」，形同新的民营出版，大吃一惊。 只是曾经一度开放出版的迹象，后来因为陈云说了一句「你们都忘了共产党是怎么起家的吗？」而从此封杀。（图片提供／郝明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