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米尼剧团（Rimini Protokoll）也曾来过澳门，他有为我们带来过这样的希望吗？

当时里米尼剧团在澳门艺术节中做了一个带著观众在城市四处集体移动的作品，任由耳机中的声音导航。那个作品中所呈现的澳门，我还依稀记得：声音带我们去了很多被遗忘的角落，那是我们平时很少驻足停留，停下思索和看路人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特别的提醒，与历史记忆或现实有关的，令人心里一暖。但那样的游走，也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因为很多城市，都会有这样的被遗忘的角落，但足以提醒我们生活原来的样貌。

有什么地方、何种时刻、哪些事情的发生，会让人们觉得「这是让我引以自豪」的呢？

作为澳门人，我们有曾为什么信念而感到是一个「共同体」吗？

这是我一边看里米尼剧团的《这不是个大使馆》时，一边围绕思绪的问题。

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曾使我们产生强烈身分认同的需要吗？有哪些日期、年份、事件，是我们想一直记住的？我们的记忆有任何共同与可汇聚之处吗？有哪些历史时刻、记忆，曾经形塑今天的我们？还是，根本没有被别人知道是谁的需要？不作声，不被注视地存在就好？我们唯一的共同，可能就是对安于沉默的认同？

澳门人长期丧失的社会参与权利，对社会决策的无权介入，犹如透明的存在，资讯的幼稚化与安逸化，人们的政治倦怠已非朝夕。让我想起最近一位朋友说的：这些问题我们早已没人在讨论了。还有常听到的一句是：你原以为的同温层早已经不再同温了。

如果此刻，有同样一个讨论「身分认同」——包括地方／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及其相关的作品即将要排演，那会是敏感的吗？可以上演吗？朋友的回复是，那当然可以上演，只是很可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不同背景人们那些关于认同的故事将会如何被诠释，端看落入何人之手，如何被塑造。

在现今这个世代，在地球的某些地方，谈及「认同」可以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然而，在另一个语境之下，即使排除了人身安全的考量，谈及「认同」仍然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充满著一些隐形却又显而易见、难以跨越的界线。

看完演出后的某天，突然收到一位久未联络的前辈传来讯息，附上两张相片，打开一看，竟然是N年前人们自发进行的「守护路环」行动。不想这样说但却是真的：这是可一不可再的回忆。澳门人，是会走出来的，是会发声的。

最近又有自然生态保育的争议发生了，即使现在已不可能有这些公共参与，改变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但仍然有人愿意紧守岗位，继续发声与争取，直至不能。

每一个体，每份工作背后都有一份道德责任，是这个，让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这样的认知，构成每一个体的认同。周保松曾在《我们的黄金时代》中写道：「在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个人的力量都很微薄；但对每个个体来说，他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对他以及他生活的世界，却有著无比重要的意义。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微小与重要，努力活出人的尊严，也许就是我们应做之事。」

但有时，人们选择不想知道这些。无法谈及认同很可能是因为，认知本身已成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