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长官岑浩辉及一众官员出席庆祝澳门特区成立25周年酒会。
粤语的缺席：新任高官记招改用普通话惹起争议
12月20号下午，在欢送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一连三日的视察行程离澳后，新任特首岑浩辉联同一众当天早上刚刚宣誓就职的新一届主要官员出席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招待酒会。酒会后一众主要官员接受传媒采访，这亦是他们在上任后首场记者招待会，但这11名高官一改过往的传统，均使用普通话发言，取代市民习惯的广东话。
其中，有几位官员勉强读稿时普通话也不甚流利、发音不准确。此举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被市民认为是「两制」进一步退缩的讯号，甚至有留言称，「呢个真喺冇得忍（这个真的无法忍受）。」
临时起意的语言转换映照附庸化的地方治理
在网络上，澳门市民纷纷惊讶于语言的转换，仿佛能从中感受到重大的政治变迁正透过语言浮现在人们面前。一如岑浩辉上台时所带给本地人的政治讯息，这位具有深厚的北京背景的新特首标志著澳门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这些似乎都让本澳居民感觉到，在新一届主要官员首场记招时这种语言的转换是一个深思熟虑下的结果，然而这一切其实不过是临时之举。
如果我们仔细地重温当天的直播片段，酒会结束后，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困惑地问记者：「广东话？」随后镜头外传来声音：「普通话，有央媒在场。」语毕，他随即开始普通话发言。
我们从中可以得知，高官之所以用普通话而不是广东话，或非出于什么深厚的政治理由，亦非深虑将语言转换视为一种象征性的政治仪式，只不过是现场有央媒，因此轻易地改变自己使用的语言。但是，正正从此处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了解这场记招中这种语言转变的政治意涵。换言之，这显示了比起有必要了解记者会内容的本澳市民，高官他们更优先考虑方便被央媒报道。
或许有人为官员辩解，认为这不过是拜聆习主席「圣训」后，需要为配合央媒报道才选择普通话，这只是出于沟通与记录的便利；或许也有人会说，澳门市民也不见得会在意主要官员在回归酒会后的访问，因此即使不使用广东话也无伤大雅，澳门人也懂普通话，不应政治化，无需过分解读。
行政长官岑浩辉、前特首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等出席庆祝澳门特区成立25周年酒会。
然而，作为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向市民传递他们从习主席中学习到的内容，不就正正是他们的职责吗？作为特区政府的主要官员，有必要作为地方的角色，以他们各自的官职和领域，向本地市民传递、说明、转译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与本澳未来施政的关系，这恰恰是配合国家政策的地方官员该让澳门市民听见的内容，而讲稿也正是以这个方向写成的，但是他们却轻易地转换了语言，优先满足央媒的报道，而非优先向澳门大众传递这些重要的资讯。
这正正显示了失去了自主性后的地方政府，连自身的职责都没办法恰如其分地完成，彻底地沦为附庸。这种对于中央的盲目讨好和卑躬屈膝，使他们甚至搞错了在施政上的优先次序，甚至无法担任好中央给予他们的工作。当新特首岑浩辉在施政愿景中要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为国家的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作出贡献时，这些伟大而抽象的蓝图之所以令市民疑惑，正如同高官这次受访般，下意识地放弃与市民沟通、放弃展开论述，仅以迎合中央为施政优先，要求澳门社会单方面配合。
这些几乎都是岑浩辉上任以前便一直持续存在的制度问题，新一届政府只是把这种政治制度下的问题搬上了枱面，背后埋藏的正是「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张力。当不断强调着「一国」主导的政治要求下，属于「两制」下的制度能够如何存续，而不至于因为过度讨好、失去自主性而违背了「一国两制」的初衷？
官话背后的另一套政治逻辑
借由这次传媒访问的语言转换中，我们其实也能从中窥见到「一国两制」的政治变迁。从这些主要官员受访时的谈吐表现，其实让我们能够注意到另一群跟过去完全不同的政治势力正走上本澳政治的舞台。
前文提到，在张永春司长的带领下，后续众高官均使用普通话受访，其中几位官员在读稿时看似不太流利、发音不准确，甚至要经常紧张地望稿，没办法进一步在习主席的讲话内容中发挥。与这些普通话没那么流利的官员相反，一些高官却十分适应使用普通话发言，其中新任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岚则最具代表性，即使媒体以广东话提问，柯司长仍然选择以普通话回应，发言全程不用看稿也能如沐春风地描述从习主席的讲话所聆听到的重要指令，更表示自己「心情非常激动」。
这里所显示的并不是各个官员在语言程度上的差异，表达得不甚流利或者展现出十足自信，并非因为要读稿或者不擅长普通话。这里所显示正是官员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那些带有强烈中国特色的政治语言，也就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带领下所使用的政治口号。
事实上，这些政治口号彻底脱离本地过去的政治习惯，在过去也甚少被市民认识，因此难免被一般市民认为抽象又广泛。实际上，这些政治口号背后代表的是一套完全不一样的政治逻辑，这一套逻辑是需要系统性持续训练和操演才有可能学会。
这种政治逻辑深刻地埋在内地教育系统中，从中小学思政课开始，持续到对干部每年持续的教育培训中，如2023年中央所推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主题教育中，就要求深入学习、彻底贯彻习思想，做到「入脑、入心、入魂」。这一套政治逻辑，远远不是本澳传统的地方官员能够在每年数次的讲话和培训就能轻易适应的。我们从而能够分辨出，未来特区政府哪些主要官员早已受到中央充分的政治训练、带着更浓厚的北京色彩，因此相信他们会更习惯以那政治逻辑展开未来的施政。
这一切都展示了「一国」趋势、两种制度的合一，令到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得不舍弃过去的行事作风和言谈风格，部分甚至近乎是神经反射一样、未经深思熟虑，就已经习惯不再把澳门市民的需求放在优先。这种官员在使用普通话来转译习主席讲话时的发言不流利，正是显示了特区的官员正被要求去适应另一套不同的政治制度。
板樟堂一带的国旗及区旗。
尊重两制到侵蚀两制：「两制」与「一国」间的政治张力
在12月20日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要尊重两制差异，充分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或者有人会注意到习主席所讲的「尊重两制差异」，而直选议员林宇滔受访时也提到「『一国』是根本，澳门须突出『两制』」，但其实「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延续是自胡锦涛时代下每隔数年都会不断重复的主张。
「尊重两制差异」这句话本身并无新奇，同时也必须在「国家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治」后面，然而这时的再三重复却是带有特殊意义的。这句话不仅被中央政府重新强调，同时它的内在意义亦被希望能保护既有制度的澳门人所注意，而这正是这种双重诠释下的可悲之处。
对于希望保护既有制度的本地人而言，「尊重两制差异」正意味著希望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保有自主性，也希望为澳门本土文化保留发展空间。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尊重两制差异」的口径一直都是保持一贯的，由始至终中央都重复着「尊重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口号，为的就是希望这个与内地有所差异的制度能够为国家带来利益，「两制」的强调就是为了保持两套不同制度产生的制度优势。然而，当「尊重两制」被不断强调时，其实那恰恰意味著「两制」实际上已经遭受侵蚀，这种侵蚀是双方都同时意识到的。中央政府一边需要在政治制度、行政风格、社会文化上与澳门进行进一步的统一。在这种「二次回归」下，却仍然必然去宣称这个早已摇摇欲坠的「两制」仍然健在，因为唯有这样才能继续保持两套制度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既要在政治、社会上全面统一，又希望能被认为在经济、司法上保持独立，才能够为国家提供利益，这才是「一国」与「两制」背后真正的政治张力。
行政长官岑浩辉、前特首何厚铧、崔世安、贺一诚等出席庆祝澳门特区成立25周年酒会。
从「展翅相思」到自动自觉：从语言折射出政治变迁
今日这些主要官员受访时所出现的语言转换，当一些新上任的官员看似仍操著像过去讲不好的普通话时，它的政治意涵早以不同于让人啼笑皆非的前特首崔世安的「展翅相思」（展翅相思，指的是当时崔特首不标准的普通话读音把「仅此宣誓」读成了与「展翅相思」相似的读音）。崔特首展现的是一个看似荒唐走板的澳门地方士绅，但仍被中央政府所尊重，哪怕讲不好、甚至根本就没人能强迫特首要把普通话学好。然而，时至今日却仅仅因为在场有央媒，官员就自动自觉为央媒换上普通话，其中的政治变迁可说是昭然若揭。
或者有人会蒙骗自己说，近年来的变迁只是特区政府偶尔的「叻唔切」，或者只是三两个官员自把自为，为了讨好中央政府而做。事实上，在这些社会变迁中，毫无疑问固然有着讨好中央、揣摩上意的成份，但近年来澳门社会所发生的各种重大变迁，肯定早就在中央政府周详的规划之下。正如新特首岑浩辉所说，澳门早就与「国家发展大局」融为一体，这些持续进行的变迁，不可能从未得到国家的认可，要不然这些政策早就被批评甚至被推翻，但事实是，这些变迁从没有走过回头路，推动这些变化的前特首更是再三得到习主席的肯定。
这一切才是现在澳门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现实，当「尊重两制」越是被强调，就越是显示了「两制」正走样，澳门的未来早已被伟大的「国家发展」所注定。当澳门社会的基本利益、乃至于澳门市民的生存空间，有一日不幸与国家政策出现冲突时，这才是对「两制」的考验。
（注：文章应本媒所邀撰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