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脸书）
【按：「宋要武」刚死，深圳就有十岁日本小孩被杀，网传前一段陕西副市长遭满门抄斩，后又发生湖南厅长被人扔下楼，暴戾之气在中国陡升，与五十八年前的「八一八」天安门城楼上「要武」杀伐令，是因果关系吗？毛泽东「运筹帷幄」挑起「亿万群众」杀伐天下苍生，然而半个多世纪来「历史共业」这个概念在中国还很陌生，中共禁锢民智，尘封文革，无异于另一次「闭关锁国」。正义不张，转型无望，社会一旦崩解，文革式暴民乱世将须臾再现。这是十多年前的一篇旧文。】
八十年代我涉足「文革」暴虐历史，一上来就碰到两大血案：安徽黄梅戏剧团女演员严凤英自杀后被剖腹、北京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活活群殴致死。震惊之余，我仿佛听到历史深处有一股咆哮——如此沈冤若不能被公义所纾解，天良岂能安宁？一个文明几千年都在乎「人命关天」，难道吞咽得下这「茹毛饮血」的几十年？
牺牲受害者
国际知名政治转型专家Louis Bickford，界定转型正义是指：
『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过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创痛（包括种族灭绝或内战），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
政治学上称此为「追溯正义」（retrospective justice）。无疑，不论是二战后对德国纳粹反人类暴行的追究，还是南非种族迫害的「真相调查」、南美对前军政府暴行的追讨、东欧各国对共产党罪恶的清算，无一例外是「转型后」的追究与矫正。
此一前一后，大相庭径。当下中国民间，调查追究执政当局历史上的反人类罪行，似无前例。台湾在威权体制主动放弃独裁、主导政治转型的背景下，实行「追溯正义」，亦为罕见，也对大陆发生强烈的启迪作用；然而台湾的「转型正义」经验特殊，也有「夹生饭」之嫌，民间颇感不平。
中共不仅拒绝蒋经国式的「和平转型」模式，更是强烈防堵九十年代共产体制大坍塌的「苏东波」效应在中国发生，以国家力量反「和平演变」、维持稳定，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民间的「追溯正义」，发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对此我们能做怎样的延伸解读呢？
首先，民间得以在「转型」前追溯正义，却是中共预留的空间，因为它对自己的历史没有信心——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二十七年，虽不敢「砍旗」非毛化，却是「不争论」的；江泽民对邓小平的「六四」，不敢翻案，但偷偷地减弱定性……这种合法性的断裂，变成每一届「党中央」都在默认甚至鼓励民间质疑它的前任，去追溯那个时期的「正义缺陷」。历史地看，邓小平为挽救执政危机，否定文革清算「四人帮」，尤其八十年代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也算一次准「追溯正义」，而这点「正义」，恰是「邓改革」的合法性来源，虽然由官方主导转型，也是「夹生饭」，近似台湾做法。
那么，邓的「文革清算」，是否具有「道德恐惧」性质？一位海外华裔回忆一九八○年受邓小平接见，亲耳听他吐露真言「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犯了罪」。这则内幕进入公共话语，引起巨大震惊，其效应与其说是坐实了中共惊人的历史欠帐，不如说是满足了民间关于「中共怕清算」的预期感，并勾引人们提前支付「宽容」的认同。虽然此类和平转型的渴望，或许不过是「大崩溃」忧患的另一种表述而已，我却惊讶有人为什么看不到，二十年前邓小平下令天安门镇压，依仗的正是毫无「恐惧感」。
与此并列的，还有民间「单方和解」的冲动，反复向中共发出呼吁，显示了这种转型前「追溯正义」，正努力变成「转型」本身。但可疑之处是，人们对「转型正义」机制比较茫然，那是从一再被援引的南非「和解」模式即可了解到的——南非模式的一个主环节，是图图大主教受命于曼德拉，先主持「真相调查」两年多，共听取两万三千多位受害者或目击者的证词，最后形成五大册调查报告。没有暴行调查，「正义」无从生成，谈何「追溯」？又怎能「宽容」？
转型前的「追溯正义」无可非议，但它也诱发种种政治幻觉，而所谓「防止中国崩溃」，并非与中共「和解」可以获得，毋宁这样的「和解」，是以牺牲受害者做交换的，更不要说中共宁愿中国崩溃，也不跟你交换政权。
「人亡政息」说
中国人曾一直相信，这个党「有改过自新能力」，这既是转型前「追溯正义」成为可能的一个因素，也是中国民间保持「和平转型」巨大期待的诱因。曾几何时，这个神话已经终结，中国人却迟迟不能接受。
即使从政治转型的角度去看，邓小平也做了某种「转型」——从全能主义转向后极权，他的「实用主义」曾获举世称誉。但是「改革」一旦触碰政体，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挽救执政合法性，跟党内合法性，恰似水火不相容。赵紫阳的悲剧，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他在八九冲突中，冷静透彻地看出学生运动与「颠覆政权」丝毫不相干，轻易便可化解，而动用暴力镇压则是最愚蠢的下下策，将彻底葬送执政合法性，如此明智的政治考量和决策，却在中共僵化的体制内部，得不到理解、认同、拥戴，一句话，没有合法性。此时邓小平的头脑里，一点实用理性都不剩，徒然成了一个草木皆兵的昏君。
一般而言，邓与赵的改革理念，都是「救党救江山」的权宜之计，但赵紫阳得了邓之「实用理性」的真传，有执政成本的概念，邓却停留在打江山时代不计代价的「低级层次」。政治不讲成本，对任何国家而言，都非常可怕。当年开了杀戒，邓小平才恍悟到那成本，但他安慰「屠城派」：只要我们把生活搞上去，老百姓就会忘掉天安门，这就是后来确保GNP年年以十递增的一个政治遗嘱，邓小平要拿中国的「江山」（nature）去换他的「江山」（dynasty），他的继承者的执政目标，就是执行这个政治遗嘱，于是这个王朝也只好「人亡政息」。
中共的癌症是腐败，那是因为它必须绑架所有中国人去替它还债，不腐败怎么做得到？其后果由网路上一文作了描述，颇为精彩：
『六四若平反，我们会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党的干部被反贪局审查，很多人要被枪毙。中国廉政公署的传票会像雪片一样飞到欧美各国刑警那里，通缉在国外安享天年的离退休干部。美国加州的许多豪宅，因屋主无法再缴纳房产税而被银行查收，荷兰的红灯区立即失去三分之二的生意，法国香榭丽舍大街的商店会冷清一半，德国宾士和宝马工厂将有大批工人失业，就连泰国的游乐区的生意也会突然爆跌。如果说十年前世界需要中国腐败，那今天的世界就已经离不开中国的腐败了……』
世人皆言邓小平没有蒋经国开明，其实谈不上「开明」二字，根本是一个愚昧的问题。以「追溯正义」为例，对「二二八」的责任，民选上台的李登辉，不对蒋介石深究，只描述为「失察」；轮到陈水扁当总统，改为「蒋介石是事件元凶」，并摘除「中正纪念堂」匾额；再轮到马英九上台，又将匾额挂了回去。如此拉锯，看似可笑，却都要经立法院投票。台湾政治学家吴乃德教授指出，「国民党要保护的或许不只是其领袖的神圣历史地位，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的历史延续，」毕竟国民党没有「人亡政息」。
「代罪羔羊帮」
试看今日之神州，历史一派模糊，晚近六十年几成灰烬，只有毛泽东的孙子在北京被人当猴儿一样耍著，还依稀令人想起荒谬年代，却也挡不住公正、罪行、宽恕、受害者、施害者等等论说，顽强地走进公共话语。
前述两大血案受害者，一位是盛誉天下的名演员，一位是京城排名第一的女子中学校长，说明政治尚未转型，即便是受害者，也是身后社会资源丰厚者，先出头天，引起社会关注，而千万普通受害者还在无人问津的境地。卞仲耘被害一案，更由于该校女红卫兵宋彬彬，曾是「八一八」重大历史「真人秀」的主角，而注定要被公共话语锁定。荣辱在转瞬之间，便是历史的冷酷，可叹当年花季少女们不可能了悟于此。
历史被蒙蔽，当年的施害者也可能沦为某种程度上的「受害者」，这颇为反讽。宋彬彬及其辩护者们的委屈，是极浅显的：明明是毛泽东的责任，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来承担呢？「要武嘛」这句经典毛式戏谑之语，随机借由名叫「彬彬」者而发出，饶是双关语之巧妙，也生动地深嵌进历史，而它来自天安门城楼之上，霎那间成为虐杀天下无数苍生的一道权杖，后人虽不能妄断那女孩接了这权杖，但她如何从这历史细节中摘出来自己，虽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却不免还是牵扯道德和正义。
有一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代罪羔羊」（Scapegoat），说的是犹太教赎罪日献祭两只羔羊，令其带走以色列人的罪孽、过犯；到基督教这里，耶稣便是「代罪羔羊」。所以中国文革施害者们，有没有这份殊荣，全看他们的造化了。这个宗教典故引入不信教的中国语境里，似可暗示毛泽东未被清算之前，他造下的种种罪孽，须得由「代罪羔羊」暂时认领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历史在中国一向匆匆，中共护著他们的毛「神牌」，受害者冤魂不得安宁，世道人心自然要拿施害者是问了。
在「施害者」这个话题中，德国作家兼法官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的小说《朗读者》（The Reader或译《生死朗读》），是最先锋的诠释，他用文学试图证明，只有施害者的救赎成为可能，司法和正义才成为可能。因为所谓「无辜」，其实是一种前知识、前良知的状态，你可以惩罚一个罪人，若不能使他认罪，「正义」便没有真的落实。施林克刻意将前纳粹女看守汉娜设计成一个文盲，却酷爱古典名著，营造出一种「无辜」的张力；文盲使她在「社会资源」上成为一个彻底的弱者，为掩饰文盲而去做集中营看守，又为了保护这点隐私，而在法庭上独自认下大罪，只好终生坐牢。
但在狱中汉娜学会识字，认识了「大屠杀」历史，良心发现并认罪忏悔，祈求被害者原谅，也做出象征性赔偿，虽然她终于不能返回社会而自杀身亡，但是救赎和正义皆勉强达成。汉娜的悲剧具有很广泛的象征意义，如中国文革中，再具体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参与群殴卞仲耘的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籍籍无名的各年级女生，也谈不上「社会资源」，的确是该案的「施害者」，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而大名鼎鼎的「宋要武」，据说没碰卞校长一手指头！
战后德国第二代的道德挣扎，是小说的副线，同样震撼人心，而中国的「八零后」，恐怕都不知道有「文革」这回事。文革当年「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红卫兵们，而今都到了「耳顺」之年，学识上最不济的也有大学文凭，留洋博士如过江之鲫，早已溢出「无辜」的范畴，且至今荫蔽于父辈权势，「社会资源」丰沛，大多是社会名流，道歉者似乎只见陈小鲁一人？多数良知尚未苏醒？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宋彬彬不幸又成为这一群的标志性人物。
「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
受害者施害者，背后是更为广阔的一个含义：「共业历史观」。民族创伤是全民共同的记忆，中国人都是「文革」的共同受害者。陈芳明论及「二二八」事件，认为「在事件的阴影下，社会内部的每一份子都有被悲情绑架的痛苦，因此，在看待历史时，把事件的苦难当作全体岛上住民的共业，视为所有台湾人的共同枷锁。」
与德国纳粹世道相比，中国「十年文革」也许有很多差异，但有一条，即老百姓被领袖（元首）裹挟为帮凶，规模之巨大，全世界找不到第三个；但在「追溯正义」一端，又由于制度环境与文化的差异，两者大相径庭，所以《朗读者》展示的反省、救赎的精神层次落实到中国，尚为遥远。中共「不纠缠历史旧帐」，封尘文革罪恶，可视为另一种「闭关锁国」，禁锢中国人之心智于历史教训和普世价值之外，耽于物质满足而无他求，这种社会一旦崩解便成人间地狱。
人类社会演成暴民乱世，到二十一世纪并无减弱的趋势，反而于今为烈。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发起人之一林雪芳，在评价《朗读者》之余，分析施害者的全球现象：
『以种族清洗与种族屠杀而言，学者大多认为，大部份寻常百姓在意识形态煽动与实作『磨练』下，都不难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危机状况下尤然。大屠杀的刽子手不必是变态狂或边缘人，大部份老百姓都无法抗拒现代操控机制下的洗脑，换句话说，满街都是潜在的刽子手。单单前南斯拉夫与卢旺达就都有数十万人参与屠杀自己的邻居、亲友，全世界的施害者更是以百万、千万人计的。这是一个严重的普世问题。』
————————————————
凤凰网一个关于文革的在线调查：支持文革的网友多达58%，反对的仅42%（下引帖子），从引文中将「文革」异化为「文G」，亦可知这个词已在中国网络上成禁词。所以我估计，我在标题上写的那八个字，是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在中南海对斯诺说的：「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估计今天是否知晓这个典故的中国年轻人，大概也是那个百分比。
一、《满街都是刽子手》
我后来又将严凤英惨案写成《我们的七仙女》一文（https://www.epochtimes.com/gb/8/12/4/n2351070.htm）其中议论到「军代表执政将『无法无天』最大化」问题：
『施暴者这个角色，在严案中举足轻重，他施行了一场可怕的私刑。文革的整个前提也许无法改变，人人自危、互相践踏的大环境也在所难免，甚至受害者也只能承受出卖、构陷等不义之举，但是，假如一八九六年春派驻安徽省黄梅剧团的军代表是另一个人的话，严凤英死后被「开膛破肚」的机率，几乎可以降低百分之九十九。这个骇人听闻的暴行，基本上是一个「拉大旗作虎皮」的私人性的为所欲为，一种泄欲、意淫的兽性的病态发作。我们痛定思痛，怎可不去厘清这种屠宰场和屠夫出现的机制呢？
不错，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乃是这机制的龙头，但文革之前老毛的头上已经没有一根头发了（无法无天），文革几乎就像他摇身一变成了孙猴子，拔根汗毛「噗」地一吹，变出无数的小孙猴子来——文革将毛泽东的「无法无天」最大化了，全国各个角落里雨后春笋般地生出无数个「小毛泽东」来，每一个都在他（她）的封地里称王称霸、草菅人命。这个「最大化」的机制，却是无人认真研究过的。若简单一点地描述，这就如同全国最高法院将死刑核准权，一次性地批发给各省各地、各行各业、各门各派的各种层级的无数头头脑脑，这么一来，中国不就成了一个大屠宰场了嘛！文革中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有哪几类？我们只需问，取代瘫痪的党政系统功能的是谁，便一目了然。有两类是无需质疑的，一是群众派别的头头们，他们甚至可以发动地区性的内战；另一类便是各地军区、野战军派出的军代表们。』
我们这样的「文革书写」，会有什么社会效应吗？
二、《被我「人肉」过的一个文革罪犯今何在？》
竟然，我在网络上看到这篇文章，作者解滨，日期 2011-5-22，他写道：
「今天是5月16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45周年纪念日。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淡忘，四十五年前，毛泽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动乱和浩劫之路。 十年文革期间，上亿中华儿女惨遭批斗和迫害。
文革制造了数百万冤魂。冤魂之一，是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 两年半前我曾发文提出要追查那起冤案的直接制造者。
用网络语言来形容，也就是要把那个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家伙给「人肉」出来。我的「人肉呼吁」发出后，在国内外各大网站上得到多次转载，并刊登于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2月号，得到国内众多网友的响应。
那个默默无闻的家伙因我的那篇文章而走红。 时隔两年半，结果如何？在把结果告知天下之前，咱们最好回顾一下那个事件。 以下是当年「人肉」呼吁的全文：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解滨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１９４４年７月２０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１９６７年底他作为１２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６４０８号吧。
后记
当年笔者在网上发出”人肉”刘万泉的呼吁后，在国内众多网友的协助下，不出半年，他的下落就被查出来：
刘万泉，出生于1938年8月5日
出生地: 四川宜宾
籍贯：四川宜宾
身份证编号：36010219380805XXXX.
户籍地派出所：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大院派出所
居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栋X单元X楼X室）
今天的刘万泉已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者。 作为这样一个在网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红人，他的后代不会不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他。
面对网上成千上万网民的唾骂和谴责，他有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前几天，一位名叫约翰.代姆杨尤克的91岁的躺在担架上的老人，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5年徒刑。代姆扬尤克出生在乌克兰，二战初期在苏联红军服役，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转投德军，成为一名集中营警卫。二战结束后，代姆扬尤克改名换姓，定居德国，后移民美国。他涉嫌参与纳粹屠杀的经历1977年被曝光，经过多年的追杀，今天对于他的迟到的审判终于实现。
四十五年前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罪犯参与那场杀戮，何时才有正义的审判？
Monday, May 16, 2011
来源：[http://www.guancha.org]《观察》文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的评价：署名「解滨」此文，对严凤英惨案，做了几件极具「公正性」含义的事情——那却是安徽和安庆当地政府和司法机关未做的，虽然当地也给严凤英平反昭雪并树碑雕像——
1、追究凶手；
2、在文革脉络中定义此案性质，指出邓小平「三种人」之外的「第四种人」，如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等；
3、指出文革中有所谓「反人类罪」，这却是文革受害者如邓小平之流虽然审判了「四人帮」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司法公正性要害；
4、在国际脉络中做了文革与德国纳粹、犹太人追溯正义的比较研究，此点尤其优秀。
三、王友琴《文革受难者》
2004年我给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作序时提到：
「六年前我撰文提到王友琴，说她一个人每年假期自费回北京去，一家一户的调查１９６６年学生打老师，用微弱的声音揪住整个民族，『很多人大概心里很恨她』。王友琴的一个朋友偶然读到我写的这句话，就去对王友琴说：『他干嘛要这么写？不写还好，这么一写反倒提醒人家了……』。
后来听了王友琴的转述，我暗暗一惊，仿佛感觉到那阴影的更深一层。文革未被这个体制清算，它就被老百姓遗忘了，中共通过沉默而遗忘文革，很吊诡的功效是，文革所代表的「造反精神」恰恰是它最忌讳的，这说明文革、造反派，甚至红卫兵，对中共这样的集权制度，乃是一个大忌，所以中国人彻底遗忘毛泽东，未必是最好的；另一面则是，邓小平及其接班人们，视八九学运为一次「红卫兵造反」，直接用坦克机枪镇压，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从思潮、理论上清算过文革，如此注重意识形态的这个党，实际上犯了一个错误，不清算文革便是留下了造反的思想火种，还不要说习近平打算再搞「文革」有多愚蠢。」
由此来看，文革话题恐怕要成一个「永恒话题」了，除非共产党下台。不过，即使文革话题过去了，「六四」话题紧跟在后面，也是躲不过去的；再后面跟的，恐怕就是「改革」话题，那是邓小平为了挽救「文革」灾难而发动的，造成的是不是另一场灾难？
谁知我又看到一则好消息，有读者捐款资助王友琴的「文革」见证和研究，我称之为「可以视为中国文明的一小步提升，在我看来，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我看这则新闻时已有113个读者捐了2285；
我说：『至今有人资助「六四」屠杀的研究吗？尽管这三十年中国已成世界强国、富豪无数、软红十丈、烈火烹油；当然也有人出来说什么「沽名钓誉」之类闲话，假若今天由受害者之痛，转为加害者及其帮闲之疼，那又是一个进步』。
四、邓小平对「文革」的报复
首先我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清算”文革”，所谓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结 束”文革”、邓小平上台，清算”文革”的内容，基本上是老干部的一次清算”造反派”的行为。谁打过我、谁斗过我、谁整过我，我倒过来整你、清算你，把你打成”三种人”。如果说”文革”被清算过，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清算过，这就是老干部的报复行为。
当然”报复”的背后是权力，即邓小平要重新拿到权力，所以清算”文革”实际上是复仇与夺权；另外一点，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的本质就是中共丧失政权的一次经验教训，按他的逻辑即我被罢黜就是丧失政权。因此，”文革”就成了一个被研究的禁区，因为它是使中共丢掉政权的一次历史。同时，任何怀疑中共政权的思想与行为，都被认为是”红卫兵”思想。
一九八九年的悲剧，其原因不出其右。邓小平就认为柴玲他们，就是新一代的红卫兵的出现，”文化大革命又要开始了，非要镇压不可”。谈到这一点上，我们不去深入研究柴玲、李录他们的行为是不是与六六年”文革”中的红卫兵有相似之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甚至他们是不是在学”文革”红卫兵的做法？绝食——其实就是红卫兵的一种做法。
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这非常值得研究。但在邓小平看来，这些学生一定要镇压，这是他的经验，也是整个共产党的”文革”经验。谁要夺我的权？谁要反对我？那就是红卫兵。这样的一种看法在共产党内是非常普遍，这当然是非常狭隘的一种看法，不可能成为什么”人类的共同教训”，根本是不可能的，这只是共产党的一种报复心理，一种独裁者的看法。我想，”文革”没有在人权、在人道的意义上得到清算。（对红卫兵的记忆很有趣，例如今天国内对习近平搞清零、隔离所使用的人员，因为穿白大褂，而被人们痛恨地称为「白卫兵」，无疑是来自红卫兵的恐怖记忆。）
五、普世记忆
2001年夏纽约有一场「文革三十五周年研讨会」，我上去发言，我说我刚才坐在下面听，有一些人在提问，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在讲一件事的时候，比我们年龄小的人，三、四十岁左右的人吧，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你在叙述一件事时，已经无法穿越你的年龄的界线。
五十年的历史就已是断层的，而并非一百年，再往前看，历史断层则更厉害。我有一个台湾朋友，很熟悉英文世界的中国文学，但是认为很好的中文作品在国际上仍然很陌生，主要原因是”文化屏障”，现在的”中国的经验”，还没有能够被西方的读者所了解。很多非犹太的读者已经可以大量地读到关于”大屠杀”书籍；很多非法国的读者可以读到关于”法国革命”的书籍。它们两者即”大屠杀”与”法国革命”的事情已经跨越了国际的边界。但是我们的’文革’远远还没有成为世界的记忆”。
国际上对”灭绝、屠杀犹太人”，这个事实，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对于灭绝、屠杀犹太民族的行为，所有参与屠杀的纳粹罪犯都要受到审判，逃避审判的人直到今天还是要被追捕。
那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念吗？没有，美国的学界的许多左派，即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直到今天都认为”文革”没有错，也有人用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新中国是完整的社会实践，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等等。
这个会议上，有个女孩子提问，她已经不耐烦我们的描述，她要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但是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描述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又怎样研究？又怎样提高到理论高度？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已经遗忘”文革”了！现在基本上想要把它描述清楚都已经相当困难，如果当”文革”的暴力细节都被遗忘掉，那么”文革”确实可以按照另外的逻辑重新建立起来。
比如今天在中国，并非红二代中流行「红卫兵」歌舞就算「重建文革」，可怕的观念如”文革时代没多少腐败，文革是最本质的反腐”的出现，而「文化大革命」正在以一次镇压贪官富二代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民主运动」而被重建，那时候将出现的，就是我前面说的「满街都是刽子手」，不知道有多少人又会被群殴致死、甚至被剖腹，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境将重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