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5月19日，香港足球代表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击败中国队后引发的球迷骚乱，才是令市井黎民热血沸腾的大事件。而且《人民文学》反应迅速，七月号就发表了理由的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五一九之夜〉，以及刘心武 的纪实小说〈五一九长镜头〉（后一篇更为轰动）。同一事件，在全国头号文学月刊上，同时发表两位顶级作家的相同题材作品，恐怕也是空前绝后，可见这个事件之备受关注与严重性。以下是理由在结尾处的一段：

据香港报刊报导，闹事者推倒治安亭一座，交通亭一座，工体场和地铁通道有若干玻璃被砸碎，垃圾桶四个被砸毁。另外有塔斯社记者，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加拿大使馆、卢森堡使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二秘、乌干达使馆二秘的汽车被砸。被拘留的127名肇事者，有干部6人，工人79人，技术员3人，学生26人，个体商贩1人，临时工1人，无职业者7人，他们的平均年龄25岁。

今天去看，那场骚乱并不大，含义却不易厘清。至少，在当时，有几人读得出其中的「雪耻」意味、国家想像、民族主义？甚至，这些意识形态最初并不嚣张，在民间都较为羞涩地以「落伍」、「迟到」的焦虑呈现。

「五一九」北京「工体」骚乱时，我正在豫皖交界的「洪水之乡」练村，眼里唯见豫南灾民的悲戚，对足球场释放的资讯充耳不闻。一个月后，八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黄河报告文学〈人生长恨水长东〉。接下来的八六、八七两年，我进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兴奋期，连续发表了一批作品，描绘社会上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们、横行霸道的基层干部们、清贫执著的中小学教师们、精神分裂者们等等，频频引起社会轰动…。

直到八七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找上门，我才回到「黄河」，八五年「工体事件」也才对我变得有吸引力。

北京工人体育场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著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

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 ，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北京工体」（工人体育场）自五九年建成以来，它的空间意义，首先不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而是一个政治场所，仅次于天安门广场，说它是古罗马斗兽场，或「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屠宰场，皆不为过。文革前这里即有多少次「声援亚非拉」的反帝集会，某次举行支持「多明尼克人民反美斗争」大会，陈毅主持，郭沫若发言；这位毛泽东的弄臣刚念了几句就说：「错了，这是另一个会的发言稿。」学生们的笑声在体育场上空回荡。

文革时期，大戏多在「工体」上演（只差毛泽东亲自莅临，他最爱天安门。），不知召开过多少次「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当然也少不了「王关戚」 那仨，粉墨登场多少趟，恐怕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深深打进历史记忆的，要算以下两场血腥集会。一是1967年，首都红卫兵批斗陆定一 、罗瑞卿 等人，一声吆喝「把罗瑞卿带上来」，全场惊愕；我至今记得文革新闻纪录片里的一个镜头：罗大将双腿断掉（据说叶剑英 曾赋诗「将军一跳身名裂」），被放在一个大筐里，由几个红卫兵抬到工体跑道上；他们把那筐子往地上一扔，罗瑞卿半个身子竟翻到筐外，任人羞辱。二是1970年，在「一打三反」高潮中，十万人在这里开公审大会，宣判遇罗克 、王佩英 等二十名「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并立即执行。毛泽东的股肱之臣，和抵抗暴政的卑微草民，都可在此成为阶下囚；其间不过隔了三年。

比较戏剧性的是1966年底，首都各界一万五千人在此盛大集会，欢迎65名被莫斯科限期离境的留苏学生。另有一场群众批斗会，大约七万名男女青年，在此观看十余名「小流氓」被殴打，主持者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

还有一道讽刺的景观：欢呼邓小平垮台，以及拥护他「复出」，都在这个有八万座位的「工体」集会。

早有研究者指出，纳粹和布尔什维克，都娴熟大众集会操作，善于诱发「群众催眠状态」（mass hypnosis）。中国的文革大型集会则更进一步，施展仇恨、虐杀、折磨、歧视等等的公开教唆。

1985年，长期被驯化的民众，突然在「工体」跳出来自己发言。2010年才有人以所谓「重读八十年代」的视角，钩沉刘心武的〈五一九长镜头〉：

这一天也被一些球迷称为「国耻日」。我们不难理解这种在足球赛事中所包含著的国家想像和政治无意识……。事实上，当精英知识份子进行维新和革命变革在展开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想像同时，民众的自发民族化行动也在展开，并带有明显的排外性质。……1901年由圣约翰大学的中国学生组建的第一支足球队，所包含的动机就是「以图和『洋大人』们一较高低」。中国现代足球迈出的第一步，就掺杂著民族主义意识，和武术的擂台赛一样，是以一种民间的方式展开共同体想像的」。

民间何曾有过独立的「国家想像」？毋宁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体制的霸权，如何把私人的「国家想像」吞噬得一干二净？「民族国家」的建构，原本就是一个霸权过程，但在中国的语境里，它把「霸权」奉还给西方，却将它自己的那一顶，掩藏在「民族主义」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