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脸书
二〇一八年夏天，周孝正来电话，说陈小雅来美国住他家，我马上赶去会她，见面就问「你打算来美国吗？」她苍老而从容，说她父亲名下在翠微路的那套房子不准出售，在海南岛她还有一套小居室，等等。
一、解构「坦克人」
我先一愣，然后欲言又止，我没张口要说的是，假如「坦克人」被解构掉，则天安门学运和「六四」屠杀的整体记忆和观感就会坍塌，因为至今没有另一个象征能代替他。
她的《八九民运史》已经杀青，至今还是「自己出版」，因详实和大量考据的功夫备受瞩目，她倾注三十年岁月于被官方封杀的这个巨案，也是一个传奇了。然而所谓「真相」竟然如此可怕，整个中国以及我们这些当事人，未来将怎样面对它？我有批评「八九」政治激进的意向，但是陈小雅的八九修史最后走向彻底否定，那不是反向证明中共镇压合理吗？谁知道她最终竟然跟卡玛‧韩丁、戴晴走到一起去了。（这节文字摘自《雨烟雪盐》，今年春天杀青后在印刻出版，那时戴晴尚未出面「解构」坦克人）。
《雨烟雪盐》一书第五章『垦荒列传』中一节〈9、解构「坦克人」〉，专写陈小雅：
『当小雅称毛泽东为「中国牛仔」弄得我一头雾水之际，恰好读到一位汉学家（耶鲁教授史景汉）描绘毛如何是一个「游泳迷」：「……他六十多岁并主宰中国时，游泳成为他生活的一个中心，在戒备森严、专用的巨大游泳室里频繁地独自游泳；在中央开会的北戴河海滨他也常游；在南方，他也不理睬警卫和医生的劝阻，跳进污染严重的河里……」（苏晓康〈「平庸恶」泛滥的起源〉《中国「牛仔」》序文）
陈小雅乃国内「评毛」一家之言，出过三部「毛著」——《中国「废片」》、《中国「牛仔」》、《中国「丈夫」》，解构毛泽东三部曲，钩沉、考证、解析毛史，至今未见出其右者，康正果撰述《还原毛共》之际，遍读评毛之作，尤其赞赏陈小雅。
但是她更潜心的论著，是为八九学运作史，堪称天下第一人，她的那部《八九民运史》，也是三大卷，厚砖一般，大概是从她早前一本《八九六四研究文集》扩展而来，我倒是读了这一本，而她最后形成的结论，莫过于那个著名的「三线计划」，惊骇而充满争议：
「三线计划」是陈子明、王军涛主办的「北京市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简称「社经所」）针对八九学运制定的一个工作计划。他们根据一九八九年四月下旬以来的学运局势，把全域划分为「三线」，并部署了本所人员在「三线」中的位置及工作内容。具体内容是：一线是学生，由本所与学生关系密切的陈小平（中国政法大教师）、刘刚（原北大研究生）等人联系；二线是苏绍智、方励之、金观涛等著名知识分子，由本所与知识分子关系密切的王军涛、闵琦联系；三线是在社经所兼职的研究人员，由陈子明主持。这三条战线的关系是：一线学生是运动主体，由他们开拓形势，给政府造成压力；二线的知识分子为学生提供思想资源（支招）；三线制定方案，在前者造成的局面条件下，专司与政府谈判。（陈小雅《关于『三线计划』的答问》）
无论争议多大，在冲突三方（政府、学生、精英）中，她至少挑开其中一方的内幕和秘密，而她是个认死理的女人，这个劲头儿会让她著魔……。
（上接周孝正家那一幕）
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晨曦碎语》）
其实，这段文字来自我的另外一文：
二、女人一台戏
今年检点”新中国”六十年史，让我们先来检点一番这里面的”女史”，或许别有一番风景。毛泽东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打蒋介石和闹文革，只有后面这一件属于”六十年”之内，且有一位”旗手”是女的，便叫男人逊色于女人；还有一件事情，即一群女学生打死了她们的女校长，也使得女性在文革中令人印象深刻。三十年后的”六四”，其象征是个”民主女神”，偏偏绝食总指挥也是一位女学生。我这么突出女性，倒不是用来讨好”女权主义”，而是，对这些”历史中的女人”的批评者们，也都是女人。你说奇不奇？
颠倒的不仅是时间秩序
上述这些”女史”细节，你只管把它们简单地排列起来，不做任何分析，就会发现，期间有一种看不见的神秘关系。不过，我现在连排列也省了，因为美国纪录片女制作人卡马・韩丁的两部片子，恰好把这部”女史”神奇地勾连在一起，形同一部上下卷。她也许是无意的，则更说明某种内在联系避不开。
两部纪录片都很著名，即《天安门》和《八九点钟的太阳》，其内容无须赘述。在时间顺序上，有点颠倒，《天安门》似乎播出在前，就先说它――卡玛在这里是一个批评者，她的镜头里最著名的一段，就是生动地展示绝食总指挥柴玲”让他人流血，自己逃生”，坐实了八九学生领袖的”激进”。
但这部片子之前，早就有人批评柴玲，我记得最早一位，是刚从秦城释放就来哈佛的女作家戴晴，她一到那里，波士顿就有一座”道德法庭”出现，”要判柴玲重罪”，这其实是《天安门》纪录片的一个剧本草稿，那里的”法官”多数也是女人，有的后来就是纪录片里的”受访者”，其潜台辞是，政府（党）被学生逼急了，好像邓小平没有退路。
“符号””化身”的”合成”
批评了天安门学生之后，卡玛扭头又去赞扬二十年前的红卫兵，片名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倒还在其次；我们实在没弄懂的是，那些红卫兵不是邓小平最痛恨的吗？因为他就是把柴玲他们当作”红卫兵”，才下了狠手。
可是，最早的红卫兵都是他们自己的子弟――北京的”老红卫兵”，特别是所谓”西纠”，搞”血统论”的那一伙，”红八月”里杀人不眨眼，卡玛的电影里有一位著名的”要武”宋，蒙着脸在镜头里说话――三十年前她那个中学里的女红卫兵们，打死了自己的女校长卞仲云，而邓小平有个女儿也是那里的一个女头头。
“红卫兵”与”八九”学生，前者批评后者――据说卡玛当年也是一个”红卫兵”，于是”天安门”毫不留情地鞭笞柴玲，”八九点钟的太阳”却竭力为宋彬彬辩护，说她”背黑锅”――是她上天安门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箍，老毛赏赐她一句”要武嘛”，一锤定音将”红卫兵”跟暴力挂钩，也是封赏施暴的特权给高干子弟们（”西纠””联动”）。假如卡玛同情一个女孩子，解读这段历史乃是老毛让宋彬彬背了”黑锅”，那么她怎会不知道以柴玲的年纪和经历，根本不懂”血流成河”的意思吗？她不也给柴玲扣了一口”黑锅”？
卡玛对记者说：”宋要武”成了一个”合成人物”（composite figure），成了一个符号，什么坏事都安她身上，变成一种神话，变成”文革”中红卫兵暴行的化身。――可是，卡玛难道不是把柴玲当作一个”符号”和”化身”来处理的吗？其手法也是”合成”：把柴玲的两段相隔四十分钟、对两个记者讲的话，剪辑在一起。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
其实，两个女学生都是时势造成的”公众人物”，都逃不脱”符号化”而被世人评说。但是最大区别在于，她俩身后所代表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八九”学生是被杀者，红卫兵则是杀戮者。末了，卡玛也免不了被世人评价，因为那两部著名纪录片，有人也追究她的”家庭出身”，指出她的父母曾为毛泽东的专制和屠杀大唱赞歌，这是不是也算一种”血统论”呢？这是”文革遗产”，她所歌颂的东西，最终报复到她自己身上。
对红卫兵及其历史的清算者，也是当年的一个女学生，但她从来不曾是一个”红卫兵”，今天看来，这点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王友琴固执地”考古”红卫兵的暴行，丝毫不顾及他们的”理想主义”滥调，那却是卡玛所赞扬备至的；而卡玛又丝毫看不见”八九”学生的”理想主义”，却图解他们心怀叵测。
“理想主义”无法当作一种事后的辩解，看来是批评者的一种逻辑。”八九点钟的太阳”不就是想给”红卫兵”涂抹一层矫情的”理想”光晕吗？自然，也是顺便给西洋人开一开”东洋荤”。
六十年横跨毛邓两代，留下的几乎只有血迹，以及年轻人的躁动。这是一个什么世道！
三、人与坦克
虽然戴晴以嘲笑（”坦克人撒丫子就跑”）的口吻”解构”坦克人，但是这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学潮和屠杀之中，”坦克”与”人”却是最为不可抹杀的元素。
六四大屠杀后第五天，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邓小平首次露面，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他有一个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坦克压过去”，他说：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
一〇六号坦克
这个细节刺目地披露，即便是决策杀人的屠夫，也在顾忌”坦克会不会碾人”；或者他已经被告知镇压中发生了”坦克碾人”，而故意在第一时间欲盖弥彰？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后来成为”六四”屠城研究开拓者的吴仁华，亲身经历了极恐怖的场景。6月3日夜晚他留守在天安门广场，与千名学生面临屠杀之夜，”广场枪声不断，天空就像放烟火”，直至清晨6点，他随学生由广场撤退到西长安街六部口一带，遭遇戒严部队坦克从后面追赶上来，”坦克行驶的声音非常大，地面都在震动。大家都说’坦克来啦，坦克来啦’。”吴仁华回忆，他们快速地翻过路边铁栏杆，逃过坦克追碾，却也有一些落在后面的学生，躲避不及，被坦克当场辗死：
『我看到很多学生遗体躺在自行车上，现场非常血腥，非常震撼，太让人愤怒。我当时想，如果手里有原子弹，我一定抱着它冲去跟决策者同归于尽。』
他清楚记得，那辆坦克的编号是106号。吴仁华早上10点钟回到政法大学，看到教学大楼前摆放五具血淋淋的学生遗体。他跪下放声痛哭，这一刻，塑造了他的后半生，他将余生用来发掘真相、追讨凶手，三十年里完成了《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三部著作。
由肖强主持的《中国数字时代》的”六四档案”收录一篇署名”雨源”的文字《”六四”坦克碾人真相》，记录”六部口毒气弹，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恰好是吴仁华目击的一个旁征：
『我隐约能听到六部口对面的哭声。我壮着胆子从最西面的坦克前绕了过去，来到了六部口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当时到处都是哭声，待我走近一看，我一下子呆了，眼泪就象流水似的一下子涌了出来，坦克附近的情形太惨了，我实在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五个被碾死的学生横乱地躺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个离人行道二米多远，头朝着西北仰面躺着，脑袋中间开了个大洞，象豆腐脑一样的白脑浆，参杂许多红血丝向前刺出一米多远。另外四个倒在他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个被压到了自行车上，和自行车黏到了一起。』
据《自由亚洲电台》2015年1月29日报导，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最近解密了大量有关1989年”六四”时期的文件。加拿大解密文件中一批外交备忘录，描述了该国驻华使馆官员掌握的部份屠城情况，当中包括一名老妇跪在士兵们面前为学生求情反被杀害；一名男孩拖着一名抱着两岁孩童的女人逃走时被坦克辗过。根据记录，军队一度杀红了眼，”士兵不断开机关枪，直到弹药用尽”，甚至”有坦克掉头，将示威者辗成肉酱”。
人与坦克，成为六四话语中最为血腥、也最为本质的内容。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也在六部口被坦克碾断双腿，1989年6月4日凌晨，他和一个同校女生正从广场和平撤退：
『忽然传来很多的爆炸声，正好在我身边也有爆炸物爆炸了，然后就升起一团来两三米直径的浓烟，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毒气弹。我身边的女同学就站立不住了，摔倒了。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往路边，人行道那边转移。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余光看到，有辆坦克很快地向我们开过来，正对着，很快得逼近了我。坦克前面的炮管，都快到我头上了。速度很快，想躲闪就已经来不及了。我自己就感觉到一种很沉重的压力在身上，整个身体有一种紧缩的感觉 ，被轧上了。当时还有点意识，坦克的履带绞住了我的腿和裤子，拖行了我一段，震动了几下以后，我从坦克上掉下来，滚到了马路边，后来就没有知觉了。』
坦克人
1989年6月4日，长安街上，一名中国男子，身着雪白的衬衫、手提两个购物袋，独自一人，只身阻挡迎面而来的十几辆坦克。
《美联社》摄影记者魏德纳（Jeff Widener），此刻正在附近一家酒店的阳台上，立刻按下快门，捕捉到这一对峙画面。当时坦克试图转向绕过坦克人，但距离很近几乎要从他身上碾过去。有关这一交会瞬间的影像，成为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坦克人”成为六四事件和八九民运的象征，他也在全球范围内成为自由和反抗的象征，在照片、电视节目、海报和T恤中成为永恒。
但是直到三十年后，”坦克人”仍是一个谜。”正是坦克人的神秘使他得以永久存在——这让他成为许多西方价值观与希冀的符号。”美国路易克拉克大学(Lewis & Clark College)副教授珍妮弗•赫伯特(Jennifer Hubbert)说。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去年6月，香港《壹周刊》在翻查当年美国白宫的机密档案中，发现华府曾透过中方戒严部队线人，获悉了中南海内部文件，评估”六四”死伤民众多达40000人，当中10454人被杀害。
华府的机密档案点名称，中共第27集团军要为流血负责，”六四”凌晨这支军队持最具杀伤力武器，在天安门广场见人就杀。
2013年4月，前苏联关于中共”六四”档案解密文件显示，”六四”大屠杀死伤 3,000人。
三十八军
调兵过程中出现令人震惊的38集团军军军长徐勤先抗命事件。杨继绳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透露：
当时，徐勤先因患肾结石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就治。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军区的开会通知。这一天，他刚好结石被排出，情绪很好。参加会议的有几位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让军长们当即表态。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
“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
“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李来柱说。
“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
“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
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说完就回到了医院。他回来后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关于徐勤先抗命，还有另一个版本，出自他当年的司机。据称徐勤先并未向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提及”口头命令”，而是只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次非要携带重型武器？”——他指的是坦克。对方敷衍了他一句：”那我回去请示一下。”接着第二次再来人，就直接褫夺了徐勤先的指挥权并逮捕他，同时另派人来指挥三十八军。
后来徐勤先受到军法处置，在法庭上他也拒绝认罪，却撂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此话直指邓小平、杨尚昆，在军中引起极大震动。
开枪令
六四之后，杨尚昆否认他知晓军队开枪，说他当时正在人大会堂，听到枪响后也感到突然。反对镇压的上将张震质问过杨白冰，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杨白冰说他只是执行命令；北京高干子弟中盛传徐聂两位老帅和陈云，去世前都曾要求邓小平讲清楚到底是谁下令开的枪。
上峰不愿承担责任，军队便背上沉重包袱，尤其执行镇压任务的部队，压力尤大。伤及大批无辜群众，和国内外的巨烈反弹，令解放军视开枪为耻辱，地方组织群众慰问在北京担任戒严任务的部队，后者都一再声明他们没有向群众开枪。
二十七军的境遇颇为典型。该部队回到驻地石家庄后受到极大压力，军队干部的家属，在地方都受到单位同事指责，他们的子女上学时受到其他学生的围攻，菜店拒绝卖菜，粮店拒绝卖粮。二十七军将士强烈要求军首长能出面澄清事实，还他们一个清白。军党委不得不致信河北省委、省政府，请求他们秉告乡亲父老：”二十七军这次没有向首都人民开一枪”。
坊间据称二十七军是替三十八军背黑锅。三十八军一怒之下状告中央军委，谁知军委态度模糊，称”开枪不一定不对，不开枪也不一定对，以后这件事不要再提了。”当时以代军长名义率进京镇压的后任军长张美远，情绪低落，意欲退休回老家。一九九〇年初，总政治部拟在”六四”一周年广泛宣传”平暴”伟大意义，回击国际上的”反华浪潮”，当时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李瑞环予以否定，总政主任杨白冰质问为何，李说是邓的意见。”平暴”中曾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的军人及家属复员转业前，纷纷要求从档案中拿掉”平暴的业绩”，担心到了地方工作受歧视，更不愿子孙后代背历史的黑锅。
至今，据说查遍军委文件，始终找不到确凿无误的开枪命令。传说邓小平口头上对杨尚昆有交代，杨尚昆偷偷录了音。”杨家将”凭镇压掳获大权，洋洋得意，遭忌各方权势，终于被谗言到退居二线邓小平那里，据称是江泽民使的坏，更有八卦称，”九二南巡”后邓小平搜查了杨白冰办公室，搜出录音带，打倒了”杨家将”。
加拿大解密的”六四”文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试图向瑞士转移巨款的情况。据《英国电讯》报报导，前《南华早报》驻京记者Tom Korski自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取得一批机密外交文件，里面记载加拿大使馆人员引述时任瑞士驻华大使称，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共当局高层担心政局不稳，中央所有政治局常委曾经接触他，打探如何将巨款转移到瑞士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