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浩

民主跳级生来不及修的一堂课

阅读至此，想必读者对于古特曼和汤普森两位美国政治学者的担忧并不陌生。同样的政治现象与媒体文化，在本地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我们缺乏「妥协精神」严格说并不是一种政治传统的遗忘，而是挥之不去的威权遗绪使然，而且与「宁静革命」民主化过程有关。

首先，让我们先确认一件事：民主制度除了选举之外，还必须有（一）「法治」的落实，其核心为人权的保障，通常以宪法一方面明文保障人民基本权利，一方面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并以三权分立方式来防范权力过于集中于特定政党或机构；（二）人民具备相应的「公民精神」，亦即关心公共事务，并负责任地使用自己手上的选票；再加上（三）特定的「政治文化」，亦即公民与政治人物愿意采取理性沟通和对话的方式来理解与争辩政治议题——如果古特曼和汤普森正确的话，也包含「妥协精神」在内，民主才能顺利运作。

再者，之所以称台湾的民主化为「宁静革命」，当然并不是说过程中没有经历过激烈的社会运动或学运，毕竟，党外运动和民主抗争在解严前后都不曾断过。其「宁静」之处在于，一来未曾掀起许多国家曾经历过的大规模流血革命，而是政权和平转移，二来转型过程当中也没进行过历史清算，特别是并未针对威权时期参与白色恐怖或各种侵犯人权政策的官员，进行真相调查与清算，即迳行实施选举制度。此外，我们才以短短数十年时间就完成了西方民主国家花了两百年才达成的基业，从威权体制转为民主普选制度。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奇迹。不过，并非没有代价。相较于许多晚近民主国家经历过落实转型正义来建立法治，包括制定新的宪法，军队国家化，进行关于过往侵犯人权体制参与者的人事清查，一方面杜绝威权复辟，一方面彰显捍卫人权的决心，并还给受害者在威权时期所不可能获得的正义，我们的宁静其实也意味著错失了巩固法治，宣示不让侵犯人权事件再犯的决心。

另一方面，虽然英、法等国家经历了两百多年的民主化过程，但那却是一个人权法治思想扎根的过程。换言之，国家采取了民主制度不是因为统治精英的思想转变，也非迫于国际压力，而是对于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民主诉求的回应。

然而，我们的跳级式成就，意味著选举制度的运作，必须仰赖长期接受党国教育的人民自行觉醒，从服从权威、唯命是从的「顺民」转为认定自己是国家主人的「公民」——亦即否定党国教育所教导人的「政治乃（政治精英）管理众人之事」，开始相信政治是各种公共事务的参与，关乎集体命运的决定，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威权遗绪和妥协政治的困难

事实上，民主跳级生来不及修的那一堂课，内容包括了妥协政治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除了也有古特曼和汤普森所指出，阻碍美国的妥协精神之类似条件之外，亦即包括政客过度在意连任，把竞选时期的策略与心态带进了就任期间，加上见缝插针的媒体文化，导致政治不断两极对立化，我们还有一个尚未妥善处理的威权遗绪，以隐微的方式妨碍著民主妥协的进行。

进一步解释，让我们首先考虑党国教育的一个明显后遗症。正如前文提及，缺乏转型正义之下的台湾民主，运作上自始必须仰赖原本接受党国教育的人能自主转变为具备公民素质的选民，然而，这并不容易。姑且不论这教育致力于灌输对特定政党歌功颂德，对特定的领袖崇拜，并妖魔化敌方意识形态以及过往政敌等内容，其教导的思维方式正是上述拉兹等价值多元论思想家们努力提醒人们应该避免的「一元论」：历史只有一个正确的（中华民国正统）史观，政治是由上而下的管理，仅关乎经济发展，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采取了简单归因的理解方式（例如相信经济奇迹乃一党甚至一人之功劳），而相信任何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

「简单归因」和「领袖崇拜」当然是民粹的主要特征，如果说台湾政治有民粹的现象，其根源当可追溯回过去的党国教育。虽然几次政党轮替已经让多数人不相信任何造神文宣，但，也不乏对过往威权时期的怀旧者。不过，本文在此更在意的是，欠缺多元想像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威权的遗绪，且禁锢著我们的政治运作，也是让古特曼和汤普森所倡议的民主妥协难以进行的因素之一。

如此理解，「国民党不倒不会好」这种想法，本身也是拜党国教育所赐，而国民党正是始作俑者。然而，比这更隐微地影响，也可见于对政治妥协的直接拒斥。这是一种强烈的道德立场。过去，一个异议者面对独裁者时拒绝任何形式的妥协，是一种道德立场的宣示，也是高贵人格的展现方式。然而，在没有独裁者的民主时代底下，拒绝妥协虽然可能宣示特定的道德立场，却可能不具有对抗独裁政权那种高度，而是一种坚持诸多价值当中之一（例如环保或经济发展）并将它无限上纲的展现。

如果说美国忘了妥协精神，是因为政客和媒体把公仆的就任期间当作竞选的延长赛（或预备赛），那台湾对于妥协的拒斥原因，则再加上我们把威权时代的思维习惯与心态，带进了已实施选举制度的民主阶段。

诚然，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间改变，公民精神的养成与政治文化的形塑却不可能。落实转型正义是出路，但无奈上述威权遗绪的两面，也影响了我们对转型正义的理解与实践。

转型正义即是一种妥协政治

根据美国法政学者柯琳．墨菲（Colleen Murphy）的权威性专书《转型正义的概念基础》（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转型正义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不同种类的正义与不同道德要求之间妥协。

此一理解正好符合笔者十多年前根据柏林与拉兹的思想提出的主张：转型正义严格说不是「一种」正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底下，必须在司法正义（对个人咎责），分配正义（因为涉及补偿或赔偿，需要动用国家资源），代间正义（例如党国时期的特定公务人员享有相较于民主化之后公务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之间，以及人权、原谅、和解等诸多道德价值之间，做出权衡。

人们常说的「德国模式」或「南非模式」严格说并不是「一种」模式。前者采取司法起诉的方式来面对过去侵害人权的政权及其官员，南非也的确允许了加害者以交代真相来换取特赦，但这两个国家的做法并不是从模式出发，按照特定蓝图进行。相反，他们都是在不同价值之间择取了认为重要的价值，加上政治与社会现实条件的考量，制订出他们所认为最可行的方案。

进一步解释，德国诉诸的理据假定了一种次序：以人权为目的的自然法高于宪法，更不用说白纸黑字的一般法律——是故，针对侵犯基本人权的法律追诉，不受法治原则如「不能溯及既往」所推翻。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的法律传统当中包括了自然法，所以可以据此认定纳粹政权制定的那些违反人权的法律其实「违法」。更重要的是，当法院以「违反人道罪」来定罪时，其实是再次伸张了西方法律传统本来就应该捍卫的价值。

相较之下，南非并未援引层次上高于国家法律的自然法，而是诉诸了两造能接受的政治高度，亦即稳固社会、不进一步激化原有冲突的目标。其根本属性是政治，不是为了落实特定模式或道德理想，也不涉及无限上纲的「和解」价值来进行。不过，他们的做法实则仰赖了南非白人的基督教神学与黑人的「乌班图」文化，刚好存在一个相通的「和解共生」想法，并以此作为进行历史清算、还受害者公道的一个方向，且实际制订的解决方案，也是考量了许多现实条件才做出的权衡之计。

正如墨菲所说，转型正义的「正义」指的其实是妥协结果的适当与否，因此可以有程度上的差别。据此，倘若我们把人家的妥协结果，也就是特定历史脉络底下，多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加上和现实的磨合，当作一个可移植到他国的「模式」，其实等同把世界当作黏土硬塞进去一个模型的想法——其本质无异于那种自认为手上握有真理，或世界上只有一个价值值得追求的一元论心态，亦即柏林所谓缺乏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生搬硬套」。

是时候告别和稀泥酱缸文化

转型正义让德国走入了新的宪政主义时代，也让南非重建了分裂的政治社会。虽然两国诉诸的理据层次不同，但成功的共通之处是，不让过往的事件或历史记忆继续维持在原本的认识框架当中，而是有了另一层「新」的意义，其内涵是由新的意义框架所赋予。

德国的「新」在于以司法途径再次确立自然法与人权作为政治与立法的最高指导原则。南非的「新」则首要在于挥别过去的敌对与仇恨，让社会步入另一个阶段，使双方得以走出过去那个旧有的「理解框架」，不再从两个族群原先的高度（例如：族群史观与价值观）互相审视对方，而是从一个「未来」的团结政治社群之视野，来端详此时的现实，从而携手走出各自表述的历史与经验。不论其终极目的为何，两者的转型正义工程都是为了与前朝的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划清界线，从而开创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

是故，与其争辩德国或南非「模式」孰优孰劣，抑或进行转型正义的路线之争，不如认真开始社会对话，让不同的过去理解与未来想像进行争辩，并借此过程确立我们的社会到底追求什么价值——社会稳定、族群和解、应报正义、人权或法治等等，都是重要且不可忽略的价值，只不过，我们必须记得，并非所有的价值可在同一时间百分之百彻底实践，因此必须做出妥协。

当然，妥协不是和稀泥的酱缸文化。事实上，前总统马英九曾在2006年采用了葛雷提出的「modus vivendi」（其字面意思为「活路」）概念，提出了两岸应该发展一种国际参与的「暂行架构」之方案。

然而，执政之后实际执行的「活路外交」却是在「一中原则」底下没有国际参与的做法。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为阿维赛．马格利特所说，是一种对于不义政权的屈从，既丧失了道德底线，也损及了自身的价值与尊严的「烂妥协」。根据古特曼和汤普森的说法，预设立场且限缩选项的协商，根本称不上妥协，更不是让人能走出僵局的方法！

或许，故意把话讲不清楚，高来高去的和稀泥政治，正是让「妥协」长期在中文语境底下含有负面意思的原因。而面对权力即放弃立场或道德底线，甚至与之靠拢，更是人们厌恶的见风转舵式妥协文化。

然而，本文所讨论的妥协精神，并不是立场不坚定的骑墙做法。相反，那是唯有以坚持特定价值为前提，在道德底线之前的一种让步。而之所以让步，一方面是为了腾出一个协商空间，也是一种尊重对手的做法——更具体说，是承认了对手并非我们真正想彻底歼灭的「敌人」，而是选后或转型正义进行过后，仍然要继续和平相处下去的同胞。

在威权时代，语带模糊或许是生存之道，且拒绝妥协是一种道德高度的展现。然而，刚步入民主时代的社会需要的却是一种把话讲清楚，不以模糊作为政治高明的妥协政治，更不需要动辄以不对话、不合作、不协商来证明自己或维护个人清誉。此时的政治人物，若不思索如何寻求与对手妥协，共同走出僵局，许是受困于挥之不去的酱缸文化——抑或威权的遗绪仍然在心里作祟。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政治时差．时差政治：叙事共时性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想像》，联经出版

作者：叶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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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分裂的族群，如何打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共同故事？
厘清族群撕裂、长久歧异的台湾问题根源
寻求肇因于「双螺旋政治时差」的结构性异化解方

移植、移民造就的岛屿政治DNA
台湾是座不断被移植、移民的岛屿，人民与制度皆组成于不同时间的横向移入。不同时期移入的居民各自拥有对岛的记忆、历史认知，对过去与未来有不同理解，加以威权遗绪影响，人们各自活在不同「政治时间」，在时间维度参差的背景下共议台湾过去、现在、未来的诸多问题。不只如此，移植进台湾的外来政治概念、制度，也有来自不同时间维度的差异，两者交织并行，造就了台湾特有的「双螺旋时差结构」，既成就了文化思想的多元，也分裂了政治认同及诸多议题上的共识。如何达到和解共生与族群共荣，是台湾的百年课题。

寻求「时差政治」的解方
政治哲学学者叶浩希冀分裂的台湾能实现「民主」所应许，一群人的最根本政治可能性──让所有人得以参与一个共同体的成立过程，在《政治时差．时差政治》中提出允诺所有人都能成为故事共同主角的政治共同体理论，应用以撒．柏林的方法实践汉娜．鄂兰的政治关怀，寻求台湾问题的解方。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是理论篇，从柏林与鄂兰的文本提炼出理论并延伸应用于具体政治议题；第二部据此分析当前国际民主退潮及其时间维度之症结；第三部指出台湾因「移民」和「移植」两条历史发展轴线、两股政治力量在各自内部与对外皆存在「政治时差」，交互影响下使「民主化」、「转型正义」、「国家正常化」三种追求彼此镶嵌，从而形成难分难解的「时差政治」，并提出可能的解法。

突破时差、克服异化并走向真正共和的可能
叶浩指出，与其他新兴民主国家不同，台湾人从未积极主动打造符合国际法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以致于岛屿不同族群各自仰赖的史观及政治想像，与中华民国曾与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理想存在严重落差，民主化过程至今也未见彻底落实《联合国宪章》与人权《两公约》当中的人民自决权。生活在一个自己建立的世界当中却不认识，内部也因此纷争不断，甚至持续以权威遗绪来运作民主制度，是为多层次的政治异化现象。本书尝试厘清并寻找台湾人如何才能愿意肯定彼此、克服政治时差、走向民主共和的方法，意欲成就涵盖过去、现在、未来，包含「逝者、活人、尚未出生者」的共时性，让所有人能在一个新的政治叙事，以专属所有族群并允许未来世代以自己的精彩来延续「共同故事」之可能。
　　　
本书特色

★运用思想大家以撒．柏林的理论实践汉娜．鄂兰的政治关怀，分析台湾社会的深层问题、提出解方。
★提出「时差政治」概念，贯串台湾因政治时间不同而思想分歧的社会。
★兼顾理论、国际框架、岛屿特色的公共哲学抛砖引玉之作。

▍书籍封面设计概念
从「政治时差」的时差、台湾族群长期分歧为发想，以经纬度的概念，于书封正面画出两条时间轴──上层为世界时间，下层为台湾时间，并将台湾地图叠放于背景淡化的世界地图之上，置于世界与台湾时间轴之间，呈现本书以世界框架著眼台湾的论述。

书名设计上，著重凸显主书名，呈现《政治时差．时差政治》两组字相互呼应的概念，以文字视觉效果强调「时差政治」这一本书作者提出的主张，予人深刻印象。

书籍封面纸选用恒成纸业日本新浪潮，并特别于黑字主书名、世界地图上独立出来的年份加工，烫印黑银，增加设计的层次。

书籍正封两条时间轴上的年份皆为有重大发展、转捩点、别具意义之事件，另外再就本书内容，精选出当中最重要的7个年分，围绕台湾地图。

7个重要年分说明如下：
1624：台湾与世界相遇，荷兰治台第一年
1648：欧洲结束「30年战争」，参与国签订《西伐利亚和约》。
1895：《马关条约》签订，台湾割让予日本。
1911：中华民国成立。
1945：日本于二战战败，中华民国行使对台治权。
1947：二二八事件。
1949：国民政府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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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冠维
核稿编辑：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