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华苓
松江路一二四巷三号，是我在台北的家。当时的松江路只有两三条小巷，在空荡荡的田野中。那房子是《自由中国》刚创办时，从台湾省政府借来的，那时正是吴国祯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部司令。地方偏僻，交通不便。
殷海光抗战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是金岳霖的学生，非常佩服他老师的学养和为人。他十六岁时对于逻辑学的心得，就得到金岳霖的重视，引用在他的著作中。
抗战后，殷海光是南京《中央日报》主笔，徐蚌会战，他一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针贬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弊病，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共鸣。他到台湾后，应傅斯年之聘在台湾大学教书，离开《中央日报》，并参加《自由中国》任编辑委员。1949年，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刚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常在一起聚会，讨论中国的未来。我第一次和王正路去参加，也是第一次见到殷海光。他比他们只年长几岁，俨然是他们的大师。朋友们在小房的榻榻米上席地而坐，希望听听殷海光的意见。
然而，大师不讲话，两眉紧锁坐在那儿。笔挺的希腊鼻，晶黑深沉的眼睛，射出两道清光，一蓬乱发任性地搭在额头上。他久久不说话，仿佛肩上压着千斤重担，不知如何卸下才好。我拖着母亲、弟弟、妹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哪里还有选择住处的自由?一家人只有怀着凶吉不可测的心情，搬到松江路。搬家那天，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没有欢迎，也没有不欢迎的样子。但是，来日方长，和母亲所称的那个”怪物”，挤在四堵灰色土墙内，是否能相安无事，不知道。
第二天早上，走出房来，桌上一束红艳艳的玫瑰花!殷海光园子里的玫瑰花!他摘下送给我母亲。空空洞洞的屋子，窗前放了一束玫瑰花，立刻有了喜气。
那是我们台湾生活中第一束花。
我对母亲说：莫担心，殷海光是爱花的人。母亲说：我才不怕他!
母亲把饭煮得软软的，辣椒、酱油也不用了。殷海光仍然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他和我们一起吃饭，好像只是为了谈话：谈美，谈爱情，谈婚姻，谈中国人的问题，谈未来的世界，谈昆明的学生生活，谈他景仰的老师金岳霖。
有时候，在黑夜无边的寂静中，他从外面回来，只听见他沉沉的脚步声，然后咔嚓一下关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他就端着奶色的瓷杯，一步步走来，走到我们房门口：”我—我可不可以进来坐一坐?”
他谈到昆明的天：很蓝，很美，飘着云。昆明有高原的爽朗和北方的朴实。驼铃从苍苍茫茫的天边荡来，赶骆驼的人脸上带着笑。我们刚从北平搬到昆明，上一代的文化和精神遗产还没有受到损伤，战争也还没有伤到人的元气。人和人之间交流着一种精神和情感，叫人非常舒畅。
他也常常感时伤世：现在的人，大致可分三种：一种是粪坑里的蛆，一天到晚逐臭地活着。一种是失掉人性的躯壳，只是本能地生存着，没有笑，没有泪，没有爱，也没有恨。还有一种人生活在精神境界里，用毅力和信心保护自己。物质的世界是狭小的，充满欺诈和各种利害冲突。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开拓无限乐土，自由自在，与世无争。
殷海光说，西方文化的好处之一是线条清楚，不讲面子。他向我家借三块钱，收到稿费，必定郑重其事双手奉还。我家向他借三块钱，他就会问：几时还?下星期三我要买书。母亲说：星期二一定还。他才借给我们三块钱，否则，下次休想再借。有朋友就那样子碰过一鼻子灰。
他又说西方文化另一好处是人有科学头脑，讲究分析。他论事论人，锋利冷酷，一层一层剥开来分析。因为没有恶意，所以不伤人。有天晚上，他和几个朋友在我家聊天。他兴致来了，把在坐的牛鬼蛇神全分析出来了，讲了一个通宵。他指着一个人的鼻子，斩钉截铁地下了一句结论：你是一团泥巴!那团泥巴哭丧脸跟着我们哈哈大笑。
母亲说：我们搬来的时候，还怕你不欢迎呢?
好!就是竹林边上那一栋!
殷海光在园子里种花，母亲就带着薇薇和蓝蓝坐在台阶上和他聊天。他的花特别娇嫩。夏天，他用草席为花树搭起凉棚。风雨欲来，他将花一盆盆搬到房中。八个榻榻米的一间房，是书房、卧房、起坐间、储藏室，也是雨天的花房!
殷海光每天早上到巷口小铺喝豆浆。
聂伯母，没有早点钱了。明天拿了稿费一定还。他向我母亲借钱。
母亲笑了：殷先生呀，下次有了稿费，在你荷包里留不住，就交给我保管吧，不要再买书买花了。
他接过钱，自顾自说：书和花，应该是作为一个人应该有的起码享受。愤愤不平地咚咚走开了。
殷先生，你又拿到稿费啦!母亲劈头一声大叫，仿佛抓着了逃学的孩子：记不记得?今天早上你还没有早点钱!
他仰天大笑，快活得像个孩子。进了屋，赎罪似的，请我们三代人到他房里去喝咖啡、吃点心。两张旧沙发必定让给母亲和我坐。尊重妇女嘛，西方文化。
薇薇在房门口脱下鞋子说：罗素的小朋友也赤脚。殷海光大笑一声，塞一块小可可饼在她嘴里，抱起她直叫：乖儿子。蓝蓝坐在我身上等着吃点心。他嫌她太安静了，对她大叫一声：木瓜!她哇的一声哭起来，他就塞一块小椰子饼在她嘴里。他咚咚走出走进，在厨房熬Maxwell咖啡。一直到现在，我还认为Maxwell是世界上顶香的咖啡。现在，时候到了，气氛有了。我、母亲、一个小孩，哪懂罗素?没关系。罗素不在乎，殷海光也不在乎。人能通就行。他常用那个通字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从书架上捧下罗素的书，还有《罗素画传》。画传可真是好看。石砌的矮墙，墙外野草深深，翳翳松影里，一幢古朴小屋，那就是罗素在菲斯亭尼俄谷的夏天别墅。石板路，几片落叶，深沉的庭院中，蹲着小小的罗素和狗。草地上，罗素望着骑驴子的小孩。白花花的阳光，罗素拿着烟斗，站在石阶前，望着妻子怀里的孩子。罗素夫人依窗沉思，恬静智慧的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她随时要推开窗子飞出去。你把书带回去看吧。殷海光慷慨地说：这本书可不是随便借人的啊——。那长长一声扬起的”啊”就表示兹事体大。
殷海光的朋友不多，到松江路来访的多半是他的得意门生。夏道平和刘世超有时在傍晚从和平东路散步到松江路来看他。他不一定请客入室。有的人连大门也没进，只是靠着野草蔓生的大门，三言两语，一阵哈哈，拂袖而去。有的朋友就站在园子里，看他将平日存下的臭罐头、酸牛奶、烂水果皮埋在花树下，一面和他谈话。
他有时和客人坐在台阶上，一人捧一个烤红薯，谈逻辑，谈数学，谈罗素，谈最近在外国逻辑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偶尔他也请客入室。席地而坐，一小壶咖啡，一小盘沙利文点心。那样的场合，多半是谈更严肃的学术、思想问题。我刚在中央大学毕业，到台湾后开始写作。殷海光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1952年，胡适第一次从美国到台湾，雷震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我拒绝了。殷海光拍桌大叫：好!你怎么可以去给胡适献花!你将来要成作家的呀!
你当然可成作家!他望着我抱着的婴儿薇薇：尿布里可出不了作家呀!他笑着指点我：你是个聪明女子，写下去呀!他顿了一下，望着我说：嗯，一江春水向东流。说完仰天大笑，头一扭，转身走了。
我那时穷得连一支自来水笔也买不起，用的是蘸水钢笔。一天，殷海光领到稿费，买了一支派克钢笔，给我母亲看。
她笑了：殷先生，你这个人呀!原来那支笔不是好好的吗?你裤子破了，袜子破了，早就应该丢进垃圾堆了!眼巴巴望来的一点稿费，又买支笔!
我感动得连声说：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我就需要这样一支笔!
第二天晚饭后，他在我们房中走来走去，坐立不安，终于吞吞吐吐对我说：有件事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我以为他要我帮忙解决什么难题，问他：什么事?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把你的笔和我的笔交换一下?
我大笑：两支笔全是你的呀!
不，给了你，就是你的。再要回来，不礼貌。我，我，还是喜欢那支旧笔。我用了好多年了。
我把旧笔还给他。
谢谢!他那郑重口吻，倒像是我送了他一件极珍贵的礼物。【图略】幼年聂华苓与弟弟
仙洲几千纫，下有云一谷。道人何年来，借地结茅屋。想应厌尘网，寄此媚幽独。架亭俯清湍，开径玩飞瀑。交游得名胜，还往有篇牍。杖屦或鼎来，共此岩下宿。夜灯照奇语，晓策散游目。茗碗共甘寒，兰皋荐清馥。至今壁间字，来者必三读。再拜仰高山，然心神肃。我生虽已后，久此寄斋粥。孤兴屡呻吟，群游几追逐。十年落尘土，尚幸不复远。新凉有佳期，几日戒征轴。霄兴出门去，急雨遍原陆。入谷尚轻埃，解装已银竹。虚空一瞻望，远思翻蹙恧。袒跣亟跻攀，冠巾如膏沐。云泉增旧观，怒响震寒木。深寻得新赏，一蒉今再覆。同来况才彦，行酒屡更仆。从容出妙句，珠贝烂盈匊。后生更亹亹，峻语非碌碌。吾缨不复洗，已失尘万斛。所恨老无奇，千毫真浪秃。
1954年，殷海光去哈佛大学作访问学人。我和母亲突然想到我家爷爷的宝贝。母亲将宝贝拿出摆在桌上，又将殷海光请到我们房中。
那要看是什么事。
有一副朱熹写的字，我们老太爷当宝贝，看一次就叫一声：好呀!摇头晃脑大声吟起来。聂家只剩下这一件家当了。也是太穷了。人总不能端着金碗当叫花吧。
殷海光逐渐有了笑意：聂伯母，你要我带到美国去卖掉?对。卖的钱，你得十分之一。
殷海光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好吧，我带去，要人先鉴定一下。哈佛东方研究所一定有人懂得这些玩意儿。
他去美国以后，我和母亲天天焦灼地盼望他的来信。他第一封信说已将宝贝请哈佛东方研究所一位教授鉴定去了，并说他们很感兴趣。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各做各的发财梦。我的梦是，游手好闲，读书，写作，潇潇洒洒过日子。台湾邮差每天早晚送信两次，我和母亲每天就紧张两次。邮差自行车在门前咔嚓一声停下，将信扔进信箱，我和母亲就跑出去抢着开信箱。好不容易盼到殷海光第二封信，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聂伯母：前信已提及宝贝由哈佛大学东方研究所的教授鉴定去了。这些日子我等得好不心焦，但又不便表示焦灼的样子。别人怎了解这件宝贝兹事体大，不但府上每人寄予无限热望与梦想，就是我这个外人也可分享十分之一的利益，将来返台靠此结婚成家呢!今晨我去看那位教授，他把宝贝拿了出来，半晌微笑不语。我耐着性子问：怎么样?他吞吞吐吐，只是说：这个—嗯—这个—。又把头摇几下。
一天下午，母亲房门口突然沉沉的一声：聂-伯-母-竟是殷海光站在那儿!他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看到他，焦黄的脸笑开了。他坐在床前椅子上，两眼全神盯着母亲，没说一句话，勉强微笑着。
母亲非常激动，但已无力表达任何情绪了，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手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会好的。我好了，一定请你们全家到松江路来吃饭。不要酱油，不要辣椒。
好。他勉强笑了一下。他就坐在那儿望着母亲，仿佛不知道如何应付苦斗一辈子、热望活下去、不得不撒手的我的母亲。
聂伯母，我，我，我得走了。他笨拙地站起身，站在床前，瞪着两眼望着她，望那最后一眼：聂-伯-母，好-好-保-重。一个字，一个字说出，沉甸甸地。
我送他走到医院大门口。
好久没上街了，上街有些惶惶的。他对我说。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发生以后，不断受到特务骚扰，后来特务竟明目张胆到他家里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们要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
殷海光一生不断地探索，焦虑地思索，思想道路不断地演变。他崇尚西方文化，但在多年以后，他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估价，逐渐承认传统的价值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断断续续地说：
1969年9月16日，殷海光终于放下文化的重担，撒手长逝了，只有5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