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东亚地区的生育率低迷在全球范围内格外显眼。2022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0.78，创下全球最低纪录。日本多年徘徊在1.3以下，中国2023年总和生育率低至1.2[1]。

虽说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现象，但东亚国家普遍落入了人口学家定义的”最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总和生育率≤1.3）范畴，比更早完成现代化进程的西欧国家还低[2]。

在这些国家，生育率从高位急转直下用时不过一两代人。为什么东亚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如此之低、俯冲如此迅速？

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在最新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决定一个国家的生育率稳定还是剧烈下行，真正关键的变量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而是文化、特别是性别分工的转变，能否匹配经济变迁的速度[3]。

01 东亚的问题出在哪里？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外，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生育率下行。联合国数据显示，世界总和生育率目前约为2.27，勉强维持在更替水平（2.0）以上，这还是依靠尼日利亚等少数高生育国家“托底”的结果。

但这一趋势并不平均。戈尔丁在论文中比较了两组国家的生育率变化轨迹。第一组包括丹麦、法国、德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六个国家，这些国家在20世纪经历了相对持续的经济增长，尽管其中夹杂着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到1970年代，这六国的总和生育率仍普遍维持在2.0上下。此后生育率缓慢下降，长期徘徊在1.6至1.9之间。

第二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希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经济快速起飞。1970年代，这些国家的每位妇女一生仍然生育三个孩子以上，但进入1980年代中期后，这一数字迅速跌破更替水平，大多降至两个以下。到了199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已逼近1.3。

在短短二十年内，这些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已超过第一组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变化幅度。令人意外的是，尽管南欧天主教文化与东亚儒家传统普遍重视家庭与生育，但这些国家却经历了更为剧烈、也更难逆转的生育下滑。

在很多公共讨论中，都把东亚的生育率下降归于高房价和工作压力，不过这些解释未必适用于同样出现这一现象的南欧国家。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同样难以充分解释生育率的持续下滑。这类理论通常认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生育的机会成本也随之上升，女性会因此倾向于减少生育。同时，现代家庭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资源投入增加，也压低了子女数量。

这些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却无法解释另一些事实。例如，一些国家女性就业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反而是正相关的关系。更关键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第一组国家同样存在，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长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区间内。相比之下，东亚和南欧国家却在1980年代后经历了一场几乎同步的生育崩盘。

在这篇论文里，戈尔丁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为何更容易出现剧烈的生育率下滑。她的判断并不建立在经济水平本身，而是看家庭内部的决策结构是否随着社会转型及时调整。

她强调了两种关键的紧张关系：

一种是性别冲突，另一种则可以被称为“代际冲突”。前者比较直观，如果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和照护责任，生育子女所带来的成本和负担更多地由她们承担，那么即便丈夫希望多要孩子，女性的生育意愿往往也会不足。反之，家庭责任越平等，夫妻的生育选择就越容易接近。

代际冲突则不那么明显。它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而是指在夫妻之间对传统的不同态度。戈尔丁认为，在社会转型期，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靠近上一代的家庭和生育观念，比如更看重传统家庭的结构和意义，而女性的生育观念则更倾向于年轻一代。

戈尔丁表示，“这并不是说男性天生就更传统，而是女性从更平等的性别关系中看到了更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