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记者在消失
2020年2月6日晚间,武汉城内昏暗的灯光透出微弱的光芒。原本繁忙的街道空无一人,只有偶尔疾驰而过的救护车声划破沉寂。就在此刻,一名戴著眼镜、面容严肃的男子,正拿起手机,用颤抖的声音记录著眼前所见。
「这不是什么小事,这里正在发生非常严重的疫情……。」男子对著镜头说道,神色焦急。他是公民记者陈秋实,一位从北京奔赴武汉,试图揭露官方媒体未报导真相的普通中国公民。
陈秋实拍摄的影片短短数日内便在国内外迅速流传,他的YouTube订阅人数超过40万人。他直言:「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我只怕谎言得逞。」然而,这段影片发出后不到48小时,陈秋实就人间蒸发,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
同样的遭遇也发生在另一名武汉公民记者张展身上。张展,37岁,律师出身,以敢言著称。她到达武汉不久后,迅速记录当地医院的真实情况:病人满溢的病房、缺乏物资的医护人员,以及家属的无助哭喊。这些画面极大地冲击官方「疫情可防可控」的叙述,影片迅速被当局下架。
2020年5月,张展在上海家中被警方逮捕,同年年底,她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她在狱中绝食抗议,健康急剧恶化,2024年5月13日获释后,张展仍不断受到当局监控。2024年8月底张展从上海启程前往西北的甘肃省,为一群人权捍卫者公开声援。然而,短暂停留后,她返回位于陕西的家乡,不久便与外界失去联系。消息断绝数日后,民间社会传出消息:张展被来自上海的警方拘留,地点距离她最后一次露面的地方超过一千公里。外界对她的处境一片茫然,只能透过零星线索拼凑事实。随后确认,张展被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上海浦东拘留中心,羁押时间已超过两个月。根据公民社会团体表示,她在拘留期间的健康状况堪忧,却未获充分医疗照顾。这次失踪与再度被捕,无声映照出中国当局对坚持发声者零容忍的态度,也再次揭示了在当前体制下,任何试图守护人权与真相的人,都可能随时被强行抹除。
陈秋实、张展并非特例。他们的故事,只是中国当局大规模打压独立调查报导的缩影。
国际无国界记者组织(RSF)2024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境内至少有120名记者与媒体工作者被拘禁,成为全球记者被囚禁人数最多的国家。然而,实际数字恐远超这一统计。许多记者的被捕讯息从未被披露,他们仅仅因试图揭露地方官员贪腐、新疆人权迫害、劳工抗议事件或其他敏感议题,便遭当局秘密拘押。
《南华早报》资深国防记者Minnie Chan(陈敏丽)的遭遇,更凸显出中国政府对媒体管控的升级。2023年10月,陈敏丽参加北京一场安全会议后,突然失联,再未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尽管媒体多方追踪、国际组织多次询问,中国官方至今仍保持沉默。
对于中国记者而言,这种恐惧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安全问题,而是一种整个行业面临的威胁。
「每一次报导,我们都像在走钢索。」一名化名李宁的中国媒体人向外媒透露。「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个词汇会触动官方的神经,导致自己或身边的人被消失。」
透过对这些案例的调查与交叉比对可以发现:
无论是公民记者、专业媒体人,甚至境外媒体记者,只要触及政府敏感底线,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抹去痕迹。他们的社交媒体帐号会被删除,家人受到威胁,就连曾经撰写的文章,也都被逐一从网路上抹除。
从张展到陈秋实,再到Minnie Chan,这些名字背后的共同点,除了勇敢说出真相外,还包括了一种极具压迫性的沉默——官方绝口不提,被捕理由语焉不详,外界难以查证,甚至无从追踪其下落。中国记者的消失,不仅仅是记者个人自由的问题,更暴露了中国官方对「真相」的极端敌视。
这场打压,对中国媒体界的影响是深远的。
越来越多的中国记者正在选择自我审查,甚至离开新闻行业。因为在中国,真相的代价,实在太过沈重。
2. 无形牢笼:中国当局如何对记者进行系统性压迫
在中国,记者的消失绝非偶然事件。这些案件的背后,是中国政府精心构筑的一套系统化管控新闻与记者的机制。透过法律制裁、网路监控、心理施压与跨国骚扰,当局将那些敢言的声音逐一抹除,此后仅剩下压抑和令人窒息的沉默。
法律成为压制工具:寻衅滋事与颠覆国家政权罪
「寻衅滋事」成为中国最常用来对付记者的法律手段之一。这条罪名极为模糊,却可以涵盖任何被当局视为具挑战性的言论。
2020年,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拍摄疫情影片被捕后,上海法院正是以「寻衅滋事」判处她四年监禁。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分析,「寻衅滋事罪」已成为中国政府最有效的言论压制工具,适用范围广泛,对政府不满的批评者、异议人士与独立记者几乎无所不包。
此外,2021年9月,记者黄雪琴因支持中国#MeToo运动与劳工权益倡导,在计划赴英国留学前夕被捕。她最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五年监禁。人权观察(HRW)中国问题研究员王亚秋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法律已经逐步成为中国当局打击新闻自由与异见人士的重要手段,让中国的言论空间不断缩小。
网路暴力与跨国骚扰:看不见的压迫
除了明确的法律行动,记者在中国也经常面对隐形的恐吓与网路霸凌。
苏雨桐曾是中国境内调查环境污染和社会议题的独立记者,移居德国后,她的生活仍被持续干扰。据苏雨桐向《德国之声》(DW)透露:「我的电话会突然响起匿名威胁,家人也会收到警告讯息。我明明已经离开中国,这些骚扰却从未停止。」
国际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CPJ)在2023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政府正在扩大对海外华裔记者和异见人士的骚扰规模,透过网路暴力、人身威胁,试图让境外报导中国真相的声音陷入沉默。
对记者家属施压:恐惧的扩散
除了直接对记者本人施加压力,当局还采取对记者家属的施压策略,制造更广泛的恐惧效果。
北京匿名记者李宁(化名)在接受境外媒体匿名采访时透露,他曾因为报导一起地方贪腐事件而遭到警方警告:「他们半夜造访我的父母家,警告说如果我不停止报导,家人将承受后果。」他表示,这种对家人的施压,往往比对自己本人施压更具破坏力,也更有效果。
这样的情况并非孤例。《华盛顿邮报》2023年的调查亦显示,多位在中国工作的记者表示,其家人曾接到公安或当地官员的威胁电话,要求他们劝说家人放弃敏感报导或删除已发布的文章。
媒体行业的全面监控与自我审查
为了控制新闻媒体,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复杂的新闻审查机制。媒体内部存在著「禁忌词清单」,以及每周甚至每日更新的报导禁令与「舆情引导」指示。
曾任中国某大型新闻网站编辑的陈伟(化名)告诉国外媒体:「每天上午都有『上级』的指示传到我们电邮,列出哪些新闻不准报、哪些要低调处理。我们基本上无法对真正的问题进行深度调查。」
长期下来,这种监控与自我审查严重损害新闻的专业性,整个新闻行业逐渐变成宣传机构的一部分。
专家分析:中国系统性压制新闻自由的意图
RSF东亚区负责人Cedric Alviani表示:「中国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营造一种恐惧气氛,让每一位记者都知道界线在哪里。最终,每个人都会自觉远离界线,不敢再接近真相。」
这场压制运动的结果,已经非常明显:独立调查报导在中国近乎灭绝,真相日渐难以浮出水面,民众失去获得真实资讯的渠道。
正如中国匿名记者李宁所言:「在中国当记者,就像被关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之中。每当我们尝试靠近真相一步,这个牢笼就会紧缩一分,直到让我们无法呼吸。」
3.当真相无法再自由流动,社会会付出什么代价?
当真相无法再自由流动,社会会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记者个人面临的危机,更关乎中国整体社会的公共资讯获取、生存权益和民众安全。随著当局对记者施加的压力日益升级,中国境内的资讯空间逐渐被扭曲,真相变得稀缺而昂贵。
被蒙蔽的真相:公众面临虚假信息
2020年武汉疫情初期,若非张展、陈秋实等公民记者冒险直播、报导现场真相,许多中国公众将无从得知医疗系统崩溃、医院资源短缺的实际情况。然而随著记者被逮捕、影片遭封锁,官方迅速控制了资讯流通。疫情资讯被全面扭曲,许多民众至今未能得知疫情爆发初期的真实情况。
北京的匿名媒体人李宁表示:「当我们不敢再报导事实,公众看到的只能是被修饰后的现实,导致社会问题无法及时被察觉与解决。」
人权观察(HRW)在2023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局长期压制新闻自由已经造成社会资讯失真,让民众对真相丧失敏感性,甚至被迫接受虚假的现实,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与公共安全。
自我审查的蔓延:中国新闻业的隐形危机
记者的不断消失与拘禁,导致整个中国新闻产业弥漫著恐惧与自我审查。
2022年,中国一名曾任职于《新京报》的资深编辑匿名告诉《BBC中文网》:「我们现在做新闻的原则已经不是揭示真相,而是避免麻烦。」编辑部内甚至流传著一句话:「保护好自己,比报导真相更重要。」
这种自我审查的结果是,整个中国媒体行业逐渐丧失了独立性与公信力,记者逐渐失去追求真相的初心,新闻从业者逐步沦为官方的宣传工具。
国际社会的谴责与无力感
中国对记者的系统性打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
2020年至2024年间,包括美国、欧盟、联合国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多次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侵犯新闻自由,要求释放被拘押的记者。
2023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对《南华早报》记者Minnie Chan失踪一案的处理方式,指出这是「中国再次公然侵犯新闻自由的证明」。
然而,尽管国际社会不断谴责,实际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一名欧洲外交官向《路透社》表示:「中国政府将新闻自由视为内政,国际社会的谴责难以产生具体效果。」
离散的真相守望者:流亡与抗争
在国内遭受沉重打压之后,一些中国记者不得不流亡海外,持续进行著对真相的追求与守望。旅居德国的中国独立记者苏雨桐表示:「即使身处国外,我们依然每天与恐惧共存,但至少在这里,我们还能自由发声,告诉世界中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
这些离散的记者,以微弱却坚定的声音,试图向全球讲述中国的真实故事。他们建立了新的传播渠道,透过YouTube、Twitter和各种国际媒体平台,继续揭示中国内部的压迫、腐败和人权问题。
深远影响:资讯自由与未来社会的可能性
对记者的持续打压,最终将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
真相的缺席与资讯的不透明,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社会问题被掩盖,公众利益遭受长期忽视,民众知情权彻底丧失。
北京匿名记者李宁忧心忡忡地表示:「当记者都成为政府的宣传工具,这个国家就没有了纠错的能力,最终的代价将由每个中国人承担。」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研究员陈彦婷也强调:「新闻自由的沦丧不仅是中国内部的危机,更可能成为全球言论自由倒退的先例。」
这种资讯空间的黑洞效应,或许正是中国当局希望达到的效果:让真相彻底消失,社会逐渐失去抵抗的能力。
4.希望在哪里?
「如果我们放弃了,真相将永远沉没在黑暗中。」
旅居海外的中国记者苏雨桐,2024年初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如是说。尽管她持续面对来自中国的跨国骚扰与威胁,依然坚持在海外透过媒体发声。
在中国当局日益严格的言论管制下,追求真相的人们似乎正走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然而,尽管中国境内新闻自由空间日渐缩小,越来越多流亡海外的中国记者,仍然透过跨国合作、独立媒体与社交平台,努力揭露真相,拒绝沉默。
黎明前的挣扎:真相守望者的持续努力
过去几年,大量中国记者与公民记者被迫流亡海外,建立了许多新的媒体平台与组织。例如旅居美国的前调查记者高瑜,创建「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频道,致力于报导中国内部的敏感话题;一些曾遭打压的年轻记者则转向YouTube频道、推特(X)等社交媒体,持续提供中国内部真实消息。
匿名媒体人李宁表示:「流亡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痛苦,但同时也是责任。我们仍在寻找各种方式将真相送回国内,哪怕只影响一个人,也值得。」
国际声援与压力:守护中国新闻自由的全球行动
国际社会也持续关注中国新闻自由恶化的情况。从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国际特赦组织、联合国,到欧盟、美国国务院,都不断呼吁中国政府释放被拘禁的记者,并试图透过外交手段施压中国政府。
2024年初,欧洲议会再次通过了一项决议案,敦促中国立即释放记者黄雪琴与张展,强调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必须履行保障新闻自由的国际义务。
尽管如此,许多国际行动尚未真正影响到中国当局。中国外交部持续以「内政」为由拒绝任何国际压力,国际社会如何能有效介入,仍是未解难题。
微弱但不灭的希望:记者群体的团结与合作
尽管中国境内的新闻空间日益收缩,但海外华语媒体、非营利新闻组织与独立记者们正透过跨国合作,寻求突破当局资讯封锁的方法。例如「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和「端传媒」(Initium Media)这些海外媒体,持续提供中国内部被压制的真实资讯,对抗虚假资讯与官方审查。这种国际合作网路,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抵抗言论压迫的跨国阵线。
一名流亡加拿大的中国独立记者告诉《纽约时报》:「我们知道现阶段难以改变中国政府,但至少可以保存历史真相,为未来某一天的改变留下基础。」
未来的抉择:公众意识与中国社会的可能性
面对中国新闻自由不断恶化的现状,未来中国社会将如何发展?
多位专家认为,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中国国内。只有当中国社会内部逐渐觉醒并认识到资讯自由的重要性,才可能逐步促成变化。匿名媒体人李宁表示:「最终能够改变中国新闻环境的人不是外国,而是中国公众自己。当人们认识到自由资讯的重要性时,变化才有可能发生。」
当真相逐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每一个坚持讲述真相的人,都如同黑夜中的微弱光亮,尽管微弱,却不可或缺。
正如被捕前的张展所说:「讲出真相,我不后悔。因为这个国家需要有人愿意挺身而出。」
这场漫长的抗争尚未结束,记者们依然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守护著黎明到来前最后的一丝光亮。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条路可能漫长而孤独,但却没有回头的可能。
他们所等待的,是他们相信的那一天总会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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