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凌《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序

　　人们很容易列举出一长串关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种特别之处。然而，困难的是如何解读和权衡，从而确认和判定正在崛起的中国力量真正代表著什么，以及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因应。整个世界和平、世界秩序的未来、以及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都有赖于这个判定 。

　　先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似乎很匪夷所思的几个悖论和谜团：中国经济按GDP（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从1990年的世界排名第十跃升至2012年的第二位，预计不久就会取代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美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同时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第二大军费预算（其增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然而，中国政府在国内外种种无休止地追求更多权力、强化控制的行为，传达出强烈且不断加重的不安全感和不满足情绪。按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HDI）来衡量，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它却在世界各地大量撒钱，培育、提升其形象和影响力：仅在2012－2015年就对外承诺了1.41万亿美元，以当今美元计价是60多年前美国马歇尔计划的10倍。尽管如此，中国在西方（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从巴西、埃及、印度、以色列、约旦、菲律宾到土耳其、越南，都不受多数民众欢迎。北京一直誓言永不成为欺凌他国的霸主，承诺「始终维护国际法治、公平与正义」，并呼吁建立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秩序；然而，当第一次面对国际仲裁廷的海事纠纷裁决有利于其弱小邻国时，其行为与其他任何霸权强国并无二致。

　　如同预期的，有关中国及其崛起的书籍文章已经汗牛充栋。2014年的六个月里，全球就出版了一百多种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籍。其共同主题是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有些还特地去「揭秘」中国。但是关于中国的著述与七十年前研究另一个崛起的异己力量——前苏联——的学术成果很不一样。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在《对外关系》（Foreign Affairs）杂志匿名发表分析苏联的文章之后，西方学界迅速汇集起来，产生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对苏遏制和冷战大战略。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及其崛起的海量文献大多充满迟疑，具有浓厚的模糊性和混沌感，缺乏可靠的预测和坚定的政策。多年来「不确定性」（uncertainty）一直是描述中国及其崛起的关键词。对现在主导世界的领袖们的标准建议，大体上都是一个应付与蒙混战略，通常混合著一些对中国崛起表示欢迎的接触、绥靖和让步（engagement）；某些心存恐惧、以防万一的后备措施 （hedging）；以及一种顽固的、试图同化中国的期待 （incorporation ）。

　　所有这些朦胧不清和犹疑不决，主要原因是对中国的理解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对于崛起的中国意味著什么的认知更是偏颇游移。研究中国，的确很容易迷路，至少是困惑不解，因为传统的分析工具如现实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看起来并不大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堆积如山的各种讯息甚至神话（经常是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巧妙故事）混乱而自相矛盾，似乎每分钟都在闪烁变幻。因此，已故学者包瑞嘉 (Richard Baum) 评论说，观察中国是一个「奇特、令人沮丧、迷人与危险交织在一起的工作」；资深观察家白邦瑞 (Michael Pillsbury) 则认为，以错误的假设进行一厢情愿的思考，让「西方决策者和学术界一再把中国搞错」。

　　如今的西方学界，有人在争论中国的现实与幻像，以及观察者该如何解释与构建；有人探讨中国人在想什么、如何想，并得出各种结论和各种假设；有人转向过去，寻求历史的相似性，讨论中美冲突是否会出现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毫无意义的悲剧宿命。有人开始探索中国特有的中国中心观念及其影响；有人断言中国的崛起是一场中国要取代美国、领导世界的百年马拉松；有人认为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去塑造中国的政策选项和行动偏好，而不是遏制其崛起；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现了一个强大的「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与「完美的独裁」，但实际上它不过是个低效而劣质的独裁国家；还有些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走向结束而不是什么崛起，它的统治正在溃败。无论如何，很少有人会不同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看法：中国崛起，无论成功或者失败，对整个世界秩序和人类福祉，都将带来难以确定但深远的影响。

　　中华秩序

　　本书加入关于中国和中国崛起的探讨，试图全面分析中国力量的本质。通过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根本性地展示「中国是什么」以及「崛起的中国代表著什么」。具体而言，本书著重描述与分析「中华秩序」（The China Order）。中华秩序，亦即中华世界帝国秩序，是一种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且往往是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基于用儒学粉饰其表的法家帝国政体（即秦汉政体、Qin-Han Polity）之上。凡秦汉政体，必然要以中华秩序作为其天命（Mandate of Heaven），来证明和捍卫自己，去统一、规范、统治整个已知世界（也就是「天下」）。中华秩序因此意味著一个世界性的秦汉政体。它植根于长期形成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地理生态，这个中华秩序下的世界帝国（world empire），从公元前三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统治了整个欧亚大陆东部的各个民族，并不断演化以趋于完善。作为一种理念和政治传统，中华秩序决定了中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些关键性特质。在这两千多年里，整个中华世界（Chinese World）其实也有过多次分裂，形成多国分治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断层期是宋代（10-13世纪）。宋代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丰富而重大，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探讨。本书第三章将会对此仔细分析。

　　在人类历史上，帝国的扩张和政治上的泛世界主义/全球主义（political universalism）当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各个大陆上都曾出现过可以识别为世界帝国或「普世帝国」（universal empire）的政权。中国人的天下概念（即整个已知世界）近似于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有人居住的全部」（οἰκουμένη和oecumene），以及后来欧洲人的整个「基督世界」和「文明世界」的概念。帝国统治者们，从罗马人、西班牙人到英国人，都梦想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大帝国，以统治整个已知的有人居住的世界（oikouménē）。但中国人的天下体系即中华秩序，却是最持久、最独特的存在，彻底而精致；在今日中国依然有著无出其右的合法性和实际的影响力。与历史上许多其他世界帝国（以及想成为世界帝国的政治力量）——如古埃及法老、波斯帝国、穆斯林哈里发、帖木儿汗国、印加帝国，或者世界法西斯主义运动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等等——不同，中华秩序曾连续数百年存在，并统治了其支持者们确信的全部已知世界；在两千多年内已被世界最大的人群（中国人）深深内化为某种信条：中华秩序不仅可行，而且优越。作为一个代表特殊社会经济规范和文化价值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中华秩序是一个仍然活著的思维范畴，犹如欧洲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封闭社会」（closed society）概念的全球版。

　　作为一种政体和世界秩序，中华秩序在实践中可行，经过历史考验，在政治上也是诱人的。但在社会发展与经济成长方面表现不佳，是个次优化的政治制度。它曾被一些史家有些模糊地称为「中国人的生活秩序」。中华秩序在中华世界里形成了中华文明，有别于罗马帝国之后的地中海—欧洲世界（Mediterranean-European World）文明。后者在事实上遵循、随后在法理上认可一种国际比较和竞争的世界秩序，即西发里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中华世界在19世纪中期后，也被强力纳入了源自欧洲的西发里亚世界秩序。然而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复辟并践行了秦汉政体。因此，一如以前的帝国君王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命中注定要以自己的面貌去重新规范世界，获得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权安全。也如同以往的秦汉政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它的人民实行低劣欠佳的统治，但却有能力富国强兵，在国际政治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秩序的意识形态，与西发里亚体系特别是「美国秩序」（American Order）——即二战和冷战后的世界秩序，观念根本对立。一个固执不变的、重新崛起的「新秦汉政体」，必将强势追求一个新的中华世界秩序，从而给全球人类带来新的选择。这对政治治理和世界秩序而言，已经非常明确而且意义重大。

　　本书之章节安排

　　本书的第一部分（一至四章），描述和分析了中华秩序的来源、性质、前景和意义。我也尝试在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进步、文化和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水准各个方面，评价中华秩序的历史表现。许多世纪以来，中华秩序对各种威权主义统治者们而言，都极有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在中华精英人士中也建立了一种似乎不可动摇的合法性。但它在社会经济发展上的记录却不甚优秀，甚至十分低劣。尽管有过多次王朝兴亡，中华秩序下的中华文明却是长期停滞，形成了「超稳定」结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华秩序才因外来力量的冲击而崩溃，中华世界不再是天下，而被降低为仅仅是现实世界的一小部分。然而，中国的统治者们对此从来没有满意，尽管中国和中国人民在这个所谓的「百年国耻」（1840年代－1949）期间其实经历了伟大的试验和进步。与中国官方和主流历史叙事相反，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实际上是中华秩序缺失或者弱化的时期，即中华世界在法理上或者事实上采取了西发里亚体系的时期。这些时期包括：先秦的中华世界、宋代、以及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中华秩序的基础——秦汉政体——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革，但这一变革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强力中止并扭转。中共革命的所谓伟大胜利，很快就被证明是一个史诗级的历史大跃退。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第五至第七章，试图揭示秦汉政体所固有的寻求中华秩序的内在逻辑和使命如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顽强存活，及其对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影响。剥去掩盖在中共秦汉政体及其驱使中国去追求中华秩序的必然这个核心问题上的种种有意无意的包装粉饰，如何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其崛起的性质，以及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力量，就变得十分简单明了了。这或许会令许多经常误报信息、并误导人们的故弄玄虚的分析家们和过于热心的辩护士们大失所望。详细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治理上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总体记录，将是笔者另一本书的任务。在这里，本书仅简略地描述中共为了生存、权力和控制而在国内国外的不断斗争。身处一个没有中华秩序的世界，深受其必需要建立一个中华秩序的艰难命运所驱使，中共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本质上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悲剧性大弯路：耗费了惊人的生命、金钱和时间，除了维护其政权外却所获甚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政权本身也只是通过选择性地接受西方领导的西发里亚体系，才得到拯救并得以致富壮大。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力量随著国家资本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发展，而不成比例地强盛起来；深藏不散的中华秩序意识形态也随之复苏。因此，中国力量的崛起，代表著对当前世界秩序的一个系统性全面挑战。这个挑战包括了国际关系学界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所描述过的两种基本路径：一、国际体系中力量的重新大分布；二、世界政治秩序之各国主权平等定序原则（ordering principle）的改变。北京的新秦汉政体日益强大，由此变成一个「非常不满足的国家」；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变成一个强大的「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的诱人的窃国腐败官僚政治（kleptocracy），只会令中国对世界秩序的不满和挑战更具有结构性、更有力，也更影响深远。

　　本书的各章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旨在回答三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华？中国历史是如何编写的以及应该怎样解读中国历史？什么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思想和传统？借由对中华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和一个世界、一个自成一统世界的中原或者中土（Centralia）的诸项基本事实的重新解读，本章探讨了中华秩序的丰富而多元的起源。它论述了历史对中国人的宗教角色以及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迫切需要。本章也概述了公元前三世纪之前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封建的、西发里亚式的中华世界秩序。

　　第二章是关于中华政治和中华世界秩序的理念与传统。中华秩序是中华中心主义的、天下体系的世界帝国秩序，是基于秦汉帝国政体之上的，即表面上是儒家，但本质上是法家（或现实主义）的专制政体。这个政体的性质是威权主义甚至是极权主义，命中注定为了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去（或者假装去）征服和统治整个已知的世界。中华秩序是人们特别努力为之和精心设计的结果，凭借武力、权术、诡计以及纯粹的运气等偶然因素而得以成功。作为人类政治治理的一项重大成就，中华秩序有著自我强化并不断复制的机制。它对各民族的统治精英都极具吸引力，甚至令人上瘾，因此在中国人心里获得了一个超稳定的地位，从而能够主宰中华世界，并使之停滞不前，长达许多世纪。

　　第三章中，我对中华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特别阶段提供一种修正的认识。探讨了极有意义、但长期被忽略的宋代（10－13世纪）时中华秩序的中断。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东部，存在一个法理上类似于西发里亚国际体系的世界秩序，即澶渊体系。这是个深刻的、一直被曲解乃至抛弃的历史大转折，里面蕴含著对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领导人都非常有裨益的丰富信息。宋代之澶渊体系的消亡，就像秦国结束战国时代一样，是对中华文明的另一个悲剧性摧毁。

　　第四章考察秦汉政体与中华秩序的特点和历史记录。本章总结和评议了中华秩序的主要特征、异常的持久力、及其强大的复辟能力。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华秩序对统治精英、对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但记录显示，与西发里亚体系的世界秩序相比，它在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等方面基本是停滞、落后、极为次优化（suboptimal）。中华秩序下的人民不仅苦难深重，还周期性地大规模非自然死亡。本章就如何理解中华秩序的长命与停滞提出了一些看法。

　　第五章重新解读并分析了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的中国政治史。在这个时期里，中华秩序在实践中分崩离析，但是作为一个深远的传统观念和强大的政治理想，它并未消失。本章考察了中华世界在这个漫长世纪里经受的巨大冲击和经历的宏大变革，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实验和进步的世纪，而不仅仅是中国官方历史叙事所宣称的「百年国耻」。这是一个欧亚大陆东部各族人民都取得了各方面伟大进步的时代，但也确实是一个秦汉统治精英们遭受巨大挫败和屈辱的时代。顽强的秦汉政体通过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一个看似不可能但最终却不可阻挡的全面复辟，打碎了许多厚望也令中国人民错舍了重大机遇。

　　第六章介绍并解释了现今中国政治制度的创立及其本质。巧妙地用民命或者民意（Mandate of the People）取代天命或者天意（Mandate of Heaven），毛泽东带领由外国创立和资助的中国共产党，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崛起为一个秦国式的极权主义政权。凭借其精明的权术和强大的武力，中共在1949-1950年赢得了内战，结束了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中共借助于进口的意识形态术语和重要的外部援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了中华历史的一个大跃退和大弯路，抵销了中国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取得的诸多进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一个新的专制集团统治下转世复活的秦汉政体，一个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党国。这个新秦汉政体，为了其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对内对外都一直殊死奋斗：对内，与中国社会和文化（上个世纪以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懈斗争；对外，同时反对几乎整个世界。这样的无休止的拼斗，于是不可避免地带来悲剧性的政治治理，及失败的社会经济政策。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被迫退回到1949年以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通过引进和模仿外国，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伟大成果，尽管其总体纪录迄今仍然是相当次优化的。在民主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比不上七十年前被它取代的中华民国，更不用说与今天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相比了。

　　第七章概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政策：这是一场持久而剧烈的中华大博弈，一方是这个新秦汉政体固国有的天下政治使命，一方是其难以摆脱的西发里亚国际关系体系。被秦汉政体的内在逻辑所驱使，毛泽东本能地竭力推动中华秩序的重建，但是他的世界帝国梦凄惨破灭。当北京被迫暂停它的世界革命事业、隐藏其中华秩序的雄心之后，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拯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并使其富强起来的正是西发里亚体系。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袖们有选择地接受了西方领导的西发里亚体系，并由此获得了丰厚回报。然而，中华秩序使命深藏未散，随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的崛起而再度复活，成为主导中国外交的中国梦的一大主要成份。于是决定中国与世界命运的中华大博弈，将会更加强烈地持续下去。

　　结语总结了中国力量的本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次优化的巨人，但是在国际上仍然颇具竞争力；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中华秩序与当今世界秩序，二者之间不匹配和不相容的程度既深且广。在概述了中国崛起的几种可能的未来走向之后，本结语也预告了这本书的续篇——探讨因应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