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克文（美国佛蒙特州圣迈可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波士顿书评 Boston Review of Books
从官定教科书的年代起，断代通史就往往被当作教学和考试的工具，各种条框限制多，给人的印象也总是枯燥呆板；学者们则觉得通史不如専题研究更能顕示本身的専长与功力，所以对这类撰述不太热衷。其实一本出色的通史同样需要功力，它不仅能总结一个时期的研究趋向与成果，而且用浅顕平易的方式把这些介绍给社会大众，对连接象牙塔内外有很大的贡献。
在各种断代通史中，中国近代史又占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老实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本国近代史书冩与阅读，都是「爱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史不但能譲年轻一代通过了解过去而建立国族认同、形成群体共识，还能培养他们对本社会的情感。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近代史的功用在于加强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的归属感，其中心思想是近代的中国经验等同于台湾经验，因此中国近代史的书冩和教育必须承袭大陆时期的基本论调。国民党统治结束以来，台湾的族群认同、社会发展和世界地位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台湾与中国的关系尤其进入一种暧昧微妙的状态。在这个新环境里，台湾 – 特别是台湾学者 –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他们的观点又如何反映今日台湾的自身地位？这是笔者在读吴翎君的新著时，特别关注的一点。
吴翎君的新著是台北联经出版公司今年推出的九册《联经中国史》（王泛森主编）的近代史部分，名为《跨国交织下的帝国命运》，综述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百年巨变，以一般读者为对象。
吴教授是台湾新生代学者的翘楚，她接受了完整一流的台湾本土史学训练，又和欧美学界透过研究讲学保持著密切的联繋，由于本身専长是近代中美经贸关系，她对西方的研究资料与成果更有一手的接触与认识，最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和教学经验大部分在台湾解严之后，「旧包袱」相对来说少些，由她执笔中国近代史，当可展现台湾的新视野。
这本新著涵盖的史实与叙事的顺序与以往近代通史大致相同，但有几点独特之处：首先，本书在陈述过程中大量介绍西方的有关史料，有时还直接引用史料原文。国内一般近代通史引用中文史料的颇为常见，但如此呈现的偏重中方观点，对重大历史事件或情势的理解容易流于片面，本书提供的西方史料，如广州单口通商期间英、美商人和传教士在华的回忆，西方社会有关鸦片问题的讨论、中英一系列冲突与英国国会党争之间的纠葛，乃至西方目击者对太平天国和太平军的观感等，都能使人在读这些耳熟能详的史事时，经常发现新知识、得到新认识。对于在这些史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西方人，如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巴麦尊（Lord Palmerston)、呤唎（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傅兰雅（John Fryer）等，本书更著重介绍其背景与影响，凸显中国的近代变局中随处可见中西互动的痕迹。已故美国史家史景迁最擅于描写西方人在近代中国的经历，笔者以前读他的《To Change China》一书时，深惜国内通史著作未能采用他笔下的精彩故事，如今吴教授作到了。
除了西方史料和人物之外，本书还注重国内外研究的介绍与评析，如徐中约和王曾才对英国要求公使驻京问题的不同看法、刘广京对「晚清督抚权重」之说的质疑、美国新清史学派有关满族帝国与中亚关系的观点、中外学界对义和团起源及其被后世「神化”的各类探讨、黄宇和对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的考证、美国经济学家在近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方面的宏观论述，乃至张玉法、张朋园有关清末立宪与革命的研究、徐国琦有关中美早期交往和中国参加奥运的著作等等，真是例不胜举。当然，由于本书不附注释，作者此举也是为了指明出处，以示负责，但它的另一种效果是呈现了史学界在诸多问题上推陈出新的论辩，随时提醒读者历史不是年代和人名的堆积，而是对过去的不断思考与诠释，这恰好扭转了以往通史教科书给人的刻板印象。
本书的另一项特点，是深入探讨中国与近代世界在制度、理念和社会文化上的逐渐接轨。全书八章中，有一整章描述清季中国如何认识到国际法与外交关系的意义与功用、如何经由知识分子的译介和政府的摸索试探，慢慢建立起中国在世界上被认可的地位，作者并不否认当时国际关系受制于强权的现实，但她冷静的叙述只指出一事：除了了解并接受「游戏规则」之外，别无生存发展的途径。该章还从奥运会和世界博览会的例子里，看出中国如何尝试参与国际性的文化活动，可见「愚昧清廷」并不只是拼命与英、法、俄、日交战的失败政权。这个主题延续到书中最后两章，分别介绍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内外贸易和市场，以及城市生活的演变。作者对这些题目学有专长，缕缕道来，引人入胜；她对买办、银行、公司和商约等新异事物的描述，表明中国在西方强大势力的渗透下，努力接纳工业革命后的经济活动模式，从竞争与合作的交替中慢慢融入全球贸易市场。至于社会变迁， 作者首先提及近代中国的人口成长和移民现象，这是西方学者相当关注而国内通史每每忽略的问题，其实它比高层政治斗争更贴近一般民众的生活。在描述城市（包括租界）的发展型态时，作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西方法律、建制和各种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影响上，这自然是本书主题之导向所致，但书中因而对近代中国残留的传统社会层面 – 如会党、同乡会、地方信仰等 – 著墨不够，难免是个遗憾。
借此笔者也想一提本书的辛亥革命一章。该章题为”清帝国的落幕：立宪与革命”，明白点出立宪与革命是当时试图改造中国的两种平等选项，而立宪更代表著精英阶层的主流共识，章中透过对梁启超、孙中山二人生平经历的考察，看出两个政治活动者（political activists）如何由于背景、教育和认知的差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此一手法别出心裁，读来极富兴味，也打破了国内一般近代史的「革命正统」八股。但由于作者强调孙中山所受西方文化的洗礼，故未充分注意他身上的传统成分，譬如他对会党的重视和利用。孙幼时在家乡的闻见（「长毛往事”）及后来在海外与华侨的交往，都使他深信会党可以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这和立宪派以仕绅为主体的倾向格格不入，或许也是康、梁轻视孙的原因之一。其实孙从兴中会、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始终以会党模式组织政党，后来看到苏联的列宁式政党竟与会党有异曲同工之妙，于是混合两者而改组中国国民党，可说其来有自。这当然已不在本书范围之内，笔者不过借题发挥，但会党（乃至帮会）之类的传统势力，的确是本书在讨论社会变迁与城市生活时不应忽略的。
这本新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特点，乃是心平气和地看待清季中西交会以来，百年之间中国挣扎适应、步入「新世界」的艰苦历程。长久以来，中国人眼中和笔下的近代史，是段充满屈辱、愤慨的悲情历史：帝国主义与不平等条约、「寜赠外人不予家奴」的清廷、壮烈失败的太平军与义和团……在这种「悲情史观」的感染下，中国人觉得彼枉我直、天下负我，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被全世界打压的历史。在国势衰弱的时期，这种「爱国教育」或能唤起年轻人的忧患救亡意识，事实上它也达到了如此效果；但当国势不再衰弱，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一员时，「悲情史观」只会加深本身的「受害者情结」，使人无法冷静地面对他人，也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还容易产生「还治其人之身」的复仇者心态。更重要的是，「悲情史观」不符历史实际，它的「孔见」（tunnel vision）只看到他人对自己的加害，看不到他人行为背后的逻辑，更看不到自己对他人、甚至自己对自己的加害。本书力图克服这种悲情，因此在叙述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时，认真探究英国每一步的考量、目的以及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其中有理性也有不理性的因素，正如当时清廷的应对也兼具理性和不理性的因素，只是双方限于本身对环境的认知与经验，都无法遏止冲突。谈到太平天国，作者指出在这场持续十多年的内战中，双方相互残杀和屠戮平民，堪称世间罕见，如湘军攻陷安庆、南京时，「男子髻龀以上皆死，妇女万余俱为掠出」，「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所以太平天国之乱的死亡人数是同时发生在美国的南北战争的三十倍，也至少是对日抗战的两倍。中国人在痛心髪指于火烧圆明园或南京大屠杀之际，对毁于本国人之手的无辜生命和妇女尊严，似应怀有同样的悲悯。再论十九世纪末的中俄、中法及中日之战，作者从「海防」、「塞防」的争议入手，回顾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征服帝国，对周边地域的倂吞控制（传统中国史家笔下「开疆拓土之盛世」），至满族建立清帝国而达到巅峰，即使十九世纪面临欧洲强权来自海上的挑战，「帝国初心」仍未终止，这是新疆、越南、朝鲜等地引起一系列中外军事冲突的重要背景。本书从此一角度审视这些战争，并専列一节谈〈夹在清国与日本国之间的朝鲜悲歌〉，不再用「丧权辱国」的悲情笔触慨叹周边「藩属」的断送，想能予读者以极大的启发。
告别悲情的努力，其实在全书导言中已见端倪。导言末段谈到上海外滩公园「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告示牌的传说。这块告示牌是长久以来中国人视为奇耻大辱的帝国主义象征，五十年代还曾在上海历史博物馆公开展覧，近来学者考证为子虚乌有，但以讹传讹，传说依旧。作者坦言，像这样的历史记忆（或应称为历史想像），「在在呈现中国人自怜自爱的矛盾内心」， 固然有助于催生爱国自强的心理，但极端的反帝情结又容易走向「仇恨的创伤症候群」，形成对世界的扭曲印象。只有摆脱「帝国主义侵略的黯黑史」，跳出帝国主义VS民族主义单线史观的死胡同，才能清晰地认识近代中国的复杂面貌，也才能冷静地梳理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过程和经验。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已二十余载，是重新书冩中国近代史的时候了。吴翎君教授的这本中国近代史，的确反映了新生代史家对清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另一种诠释，它融汇中外学者的研究心得，史料与史论并重，对中国的曲折道路展现关懐但保持客观，更不时从全球的角度探讨西力东渐的意义。然而这本新著是在台湾编撰出版的。台湾社会多元的声音、台湾学界豊沛的活力、台湾与「中国」在心理与实质上的距离，似乎使这种新史观的产生十分自然。笔者不禁好奇：像这样突破过去的大胆尝试，是否也能在今日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出现？
作者：王克文，美国佛蒙特州圣迈可学院荣誉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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