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录不能被删除:为何这些历史与事实不能被遗忘
在中国,「遗忘」从来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项被刻意设计的政治工程。
从反右运动的万人批斗,到大跃进的饿殍遍野;从文革中的亲子反目,到六四之夜的枪声与坦克;再到微博的熄火、南方周末的被噤、白纸运动的集体失语……每一段历史都不是自然消散的,而是在一次次的封锁、删帖、审查与自我审查中,逐步被切断出真实的语境。
中国的极权,不只是消灭说话的人,而是努力让人们不再记得曾经有人说过什么。但正因如此,记录,才成为我们此刻最基本的责任。
在言论极度匮乏的年代,写作不是一种创作,而是一种幸存技术。
你必须学会隐喻、学会转码、学会在日记中绕过敏感词,甚至学会如何在一句话里藏进两种语境——一种给审查者看,一种给活著的人看。
但这样的文字仍然值得被留下,因为:
当历史课本里不再提六四,是我们的备份告诉下一代,那个夜晚的枪声曾存在;
当新闻平台不再提张展,是我们的记录让她的饥饿与沉默不被抹去;
当白纸运动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被驱散,是我们的叙述,让那张纸仍然飘浮在人们的记忆中。
记录,是对抗失语的唯一方式。
不为了让真相马上改变现实,而是让谎言无法成为唯一的历史版本。
「你为什么还记得那些?」有人问。
因为有人试图抹去。因为他们想让你相信「那根本没发生过」,想让你习惯于「都过去了,就别提了」,想让你认同「稳定压倒一切,记忆不过是情绪勒索」。
但正如米兰·昆德拉说的:
「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对抗遗忘的斗争。」
我们之所以记得,是因为记得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抵抗那个让你不再相信自己所经历的体系;
抵抗那种让你觉得「沉默才是理智」的叙事;
抵抗那种把自由说成「境外势力语言」的话术。
记录,让我们保持人之为人的核心能力——见证与言说。
当我们写下这一系列文章,不是为了还原全部真相(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留住这些被选择性遗忘的片段,让那些在资料库中被删除的人与话,至少在这里还能留下痕迹。
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沉默了,那些语言就真的死了。
而如果有一天,有人想寻找他们的痕迹,这些纪录就能告诉他们:
「是的,这些事发生过。有人经历过,也有人说过。」
接下来,我们将把镜头拉远:在这样一个被有系统地删除记忆的国度,身处墙内墙外的华人、港澳台人民、以及世界各地仍在追求真相的公民,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共同守住言说的可能?
二、在世界的缝隙中:墙内墙外的共同责任
对许多身处墙外的人而言,当看到来自中国的新闻时,心中常会升起一种错落的距离感:
「我已经离开了。」
「那不再是我的世界。」
「我帮不了什么。」
「我说了也没人听。」
这些话语诚实,也真实。但在语言正被掏空、历史正被改写、自由正被全球倒退的时代,沉默从来不是中立,而是一种被动的选择。
而在这个选择里,每一个曾经用中文思考过、曾经被那个国家制度影响过、或曾因言论与自由而离开它的人——都仍然与那片土地有牵连。
2.1 流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离开中国的记者、学者、作家与异议者们,在墙外继续书写、报导、采访、发声。他们常被质疑「早已不在现场」、被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也被某些读者抱怨「太激烈」「太悲观」「太无力」。
但他们仍选择说话。不是因为他们想成为英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不说,那些墙内早已不能说的人,就再也没有出口了。
墙外说话不是安全的。
有人遭网络攻击,有人家人被威胁,有人被禁止入境,有人身处孤独与经济困境。
但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言说尚未死亡」的证明。
2.2 港澳台的启示:自由不是自然存在
在过去十年,香港与澳门的言论空间也历经剧烈的收缩。反送中运动后,报纸被关、台词被删、书籍被下架、教师被解聘、歌声被定罪。人们开始学会「不说话」,甚至「不让孩子问太多」。
台湾的自由虽然仍在,但也面临著渗透、假讯息、与自我审查的压力。
当言论成为攻防战场,每一个岛上的人都应该知道:自由不是永久拥有,而是每日捍卫。
港澳台的存在,不只是文化的分支,而是对中国叙事体系的历史反驳——
它们证明了一件事:说真话,并非注定灭亡;而自由的语言,是可以开花结果的。
2.3 世界公民的角色:我们要如何不成为沉默的合作者?
当中国的技术渗透世界、话语影响联合国、企业与平台配合审查,言论自由的议题早已不只是中国内政,而是每一个公民共同的生存伦理。
当你在海外沉默不语,是不是默许了极权的语言定义?
当你因为「不想惹麻烦」而不转发、不评论、不声援,是不是默默参与了删除记忆的过程?
当你面对香港书店被迫撤架、在校园看到中国同学遭恐吓,选择视而不见,是不是也在认可某种「适可而止的自由」?
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记者,但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成为记忆的守护者。
这是一场横跨语言、地理、意识形态与代际的记忆行动。只有墙外的我们仍愿意保有那种「听见与说出」的能力,墙内才不会永远只有沉默与服从。
这些责任不只是对国家,而是对语言与人性本身的责任。
因为只要我们还有能力说,就有义务说;
只要我们还能为那些不能说的人保留一个出口,就不该选择关门。
而这正是写下这篇结语的原因。
三、说话的未来:抵抗不是口号,是一种生活选择
「抵抗」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往往过于沉重。我们容易将它与示威、抗议、绝食、坐牢、流亡等极端经验画上等号,仿佛只有走上街头、写下檄文,才算是抵抗。
但在极权政治日渐精致化、技术化的今天,真正的抵抗,或许是一种更日常的选择,更长期的行动,更微小却固执的姿态。
它不一定能改变体制,但它能守住人。
3.1 在日常中继续说:哪怕只是给自己听见
当说话变得困难,书写便成为一种自我保存的方式。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记者、学者或大V,但每个人都可以选择:
为你所见之事留下纪录;
为你所爱之人保留语言;
为你自己记下此刻真实的情绪与反应。
哪怕你的文章无人转发,哪怕你的影片没人点赞,哪怕你的日记从不公开——它们都在守住你的心智不被重新格式化。
这样的抵抗,也许安静、微弱,但比口号更持久,比呐喊更坚定。
3.2 创造出口而非等待改变
许多流亡者与异议者的经验都在告诉我们:改变不是靠等待机会,而是靠创造语言空间。
有人创办墙外平台,有人记录家乡的故事,有人做地下教育、举办纪念活动,有人翻译被禁的文章,有人帮助身边人看懂一段新闻背后的真相。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动作,累积起来,构成一个非官方的历史版本,一个从民间长出的叙事生态系。
当我们意识到「没有人会帮我们说话」,我们就要学会为自己、为彼此说话。
3.3 抵抗是一种价值选择,而非结果导向
语言的作用从来就不只是改变现实,它也在塑造价值、延续记忆、保存尊严。
在一个语言被滥用、意义被偷换、历史被洗白的世界,仍愿意坚持诚实说话,已是一种价值表态。
我选择不用被设计的话语来描述世界;
我选择不转发我不相信的叙事;
我选择在安全范围内,仍努力留下真相的线索;
我选择不合流,不默认,不遗忘。
抵抗不在于能否成功,而在于能否不被同化。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能将希望押注在某个英雄身上,不能等待制度自我改革,更不能期盼一夜之间的觉醒。
我们只能从自己开始,从语言开始,从记录开始。
哪怕只是微光,也足以对抗一整片人工设计的黑暗。
四、写在结尾的话:致未来的我们
写到这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整条语言的殒落之路。从建政初期的审判台,到六四的夜晚;从微博的热浪到白纸的无声;从墙内的审查,到墙外的渗透。整个国度像一台缓慢却坚定的消音机器,把一切不顺耳的、太真实的、过于鲜活的声音,一点一滴地磨掉了棱角,打上了「非法」或「不合时宜」的标签。
而我们呢?我们在残余的自由中说话、记录、挣扎、互相寻找。
我们用这篇篇文章拼凑出一种可能的真实——也许不完整,也许不绝对,但真诚、透明、有重量。在那些被抹去的新闻、被销声的帐号、被判刑的声音之间,这些记录是我们能留下的证明:
我们听见过他们说话,我们记得他们的名字。
这些内容,并不是写给历史学家或人权报告,而是写给将来某天想要明白的人。或许他此刻还未出生,或许他正被灌输另一版本的历史,或许他将在某一天偶然翻开这一页——那时,他会知道:
有人曾经质疑过;
有人曾经为真相付出自由;
有人曾经在不被允许说话的时代,仍然说了话。
这不是一篇结束语,而是一封开放的信。
写给那个曾经想过沉默的你,也写给那个在墙内仍努力说真话的她;写给那个选择离开、却仍思念家乡的他,也写给那个在流亡之地拾起笔与麦克风的我们。
我们写下这些文字,不为胜利,只为留下火种。
不为击溃巨墙,只为在墙角刻下几行字,证明:我们曾经在这里。
因为总有一天,墙会崩解。总有一天,语言会重获新生。总有一天,自由不再是「危险的话题」,而是理所当然的日常。
而当那一天到来,我们希望能有人翻开这些纪录,轻声说一句:
「原来他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说话。」
「原来,我也可以。」
给还在墙内的你,愿你平安、清醒、不被吞没。
给墙外的我们,愿我们坚持、备份、记得,直到可以一起回家。
给未来的我们:请不要习惯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