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李新宇 历史学人 2022-08-02 20:27 北京
作者：李新宇
1900年夏日的北京发生了许多事，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奇观，但所暴露的，却往往是某些常态。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义和团引发的一连串事件。
拳民烧教堂，杀教士、教民，引来了列强的抗议，他们要求大清国给予保护，朝廷没有拒绝，却就是不见成效，而且事情愈演愈烈。于是，列强建议：既然大清帝国无力保护外国侨民，那就允许我们自己派兵前来保护。外国兵来了，而且要求进京，尽管是少量的，但这事非同小可。
谁能为大清抵御外侮？一些王公大臣看中了义和团。于是，义和团进京了，运动搞得史无前例，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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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华的商业区，大火烧起来了，无数人倒在血泊之中。
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在他所撰的《崇陵传信录》中写道，拳民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阀，三日不灭。”
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写道：“义和团焚烧顺治门大街耶酥堂，又烧同和当铺奉教之房，又烧顺治门天主堂，并烧医院两处，连四周群落约有三百余间俱皆烧尽，烧死教民不计其数。又焚烧西城根拴马庄、油房胡同、灯笼胡同、松树胡同教民居住之房数百间，砍杀男妇教民无数。”
这是大栅栏被烧的情景：“火光又复大作，烟焰弊日，作黄色。盖大栅栏有老德记药店房，为西人所开者，拳匪往焚之矣。已而西南风大作，以致延烧四处，东尽前门大街，西尽煤市南河沿，又逾河而至月墙两荷包巷，正阳门城楼亦被焚延及。是日，共计被焚店铺不下四千余家。至翌日，火尚未息。”（《西巡回銮始末记》）
一般群众习惯于响应领袖号召，更难抵抗利益的诱惑。于是，车夫小工，都不再干那既辛苦又挣不到多少钱的本行，纷纷参加了义和团。游手好闲的流氓无赖，则成为积极分子。“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月，亦毙之。”
时人的记录留下的大量材料不必引了，作家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情景却不是想象。书中写道：
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拜齐天大圣孙悟空……
民众进京杀人放火，是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但这次却大不相同，官兵不去禁止，更不去镇压。
不但不禁止，而且支持。仔细看，就不难发现，正是官府在背后撑腰，他们才敢这么干的。在那些烧、杀、抢的队伍里，其实有不少官兵，据当时的记载，“由棋盘街东廓起，东郊民巷、东城根、御河桥，皇城根、东单牌楼，王府井一带，官民住宅铺户货产，俱被武卫各军枪击火焚……”(仲芳氏《庚子记事》)焚烧这些地方的，竟然是大清帝国的武卫军。而在董福祥的甘军中，满人将士大多数加入了义和团。军队支持群众组织，一起在自己的国家里烧杀抢掠，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
为烧杀抢做靠山的，不仅有军队和官员，而且有帝国王公贵族，载漪、载澜、载濂、载勋……一群“载”字辈，都是皇家的人，真正的国家主人。
其实，如果目光沿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和血腥的杀人现场追踪作案者的踪迹，就不难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从端王府、庄王府出来的。他们进京之后，就去端王府和庄王府报到，领取奖赏，然后上街行动。
慈禧太后也表态了，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两万担米面、十万两银子。
这是怪事吗？由最高层亲自发动和领导，在自己的京城打、砸、烧、杀、抢，真可谓“奉旨造反”。
“奉旨造反”，攻击的对象自然有所选择。成片的店铺被烧，是因为那里有“洋布”、“洋药”或“洋货”；成群的中国民众被杀，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天主教，或者家中有时钟、铅笔、火柴等洋人制造的东西。
不过，领导群众运动，朝廷经验不足，所以失控是难免的。义和团不仅抢烧教徒的住宅，不仅抢烧店铺，而且烧了翰林院和吏部、礼部、户部几个衙署，还烧了几个王府。就连支持他们的大学士徐桐的住宅，也被抢劫一空，然后放了一把火。
而且，错杀也是难免的。大清帝国的安徽提督姚大人身著清廷官服上街游走，见遍地拳民声言杀洋人。这位提督大人不知深浅，喝道：“升平世界，尔辈休要妄言！”并且警告他们：“汝辈今欲杀鬼子，行看将为鬼子杀也。” 拳民大怒，认定他是二毛子，把他拽下马来。提督大人说自己不是“二毛子”，但已然晚了。这位帝国的提督死在大刀长矛之下。亲友和部下闻讯前来抚尸痛哭，又证明他们也是“二毛子”，因而丧命于乱刀之下。
最严重的时候，甚至皇宫内也到处是义和团。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记述了慈禧对当时情形的一些描述：“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著红布，进的进，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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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义和团的兴起，面对洋人的抗议和派兵进京之举，朝廷形成了两派意见：
一派以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以便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他们的意见，也代表了一些重要的封疆大吏的意见，比如，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人，都赞同这种主张。同时，光绪皇帝也支持这种主张。
另一派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利用义和团把洋人赶走。他们中的一些人很相信群众的力量，而且相信义和团有“神助”，可以“刀枪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