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民《中国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竟为世界带来威胁与挑战！》书摘

中国大公司：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竟为世界带来威胁与挑战！

The Rise of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作者：李少民译者： 林晓钦出版社：今周刊 出版日期：2024/08/29

内容简介

一间名为中国的大公司
正在举全国之力极尽占领世界之能事
你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再是基本权利，而是党所赋予的特权……
 
在中国，有位永不下台的董事长牢牢掌控著国有企业等事业单位，
民间企业沦为中共控股的子公司，外企则是看党吃饭的加盟商。 
中国举国大公司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扩张，成为一头世界无法忽视的巨兽！ 
 
　　中共凭借其绝对的权力、低落的人权与其他国家的纵容，让国家如同一间大公司般迅速灵活运作，在全球化背景下迅速扩张，成为一头世界无法忽视的巨兽！而且，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将在国际事务和商业运作方面，对世界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出身自中国的美籍华裔学者李少民教授，借由亲身经历与深入研究，透过本书揭示中共如何透过一间像公司一样迅速灵活地运作的组织，来管理掌控举国体制，以追求在全球扩张的野心霸业，更为世界带来威胁与挑战！
 
　　「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因素愈来愈大……中国的问题不仅事关中国。」──中国著名学者秦晖
 
    李少民的独到见解认为，中国国营企业像是共产党的商业单位或子公司，私人企业是共产党的合资公司，而外国企业则是共产党的特约企业或加盟店。「中国举国大公司」的体制，享受企业公司的敏捷以及国家的庞大资源；与此同时，与中国企业竞争的外国企业，才发现自己的强大对手竟是整个中国的国家本身。
 
　　《中国大公司》一书引发读者间的广泛讨论与兴趣，同时将迫使商业学者重新思考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协助跨国企业人士建构成功的策略，帮助政策制定者制衡中国的扩张，并且让社会大众知道中国已经变成一座庞大的企业组织，民主国家又应该如何成功地应对。
 
    民主国家想要成功地与中国互动，必须做好剧烈减少与中国经济关联的准备，而且愿意将撤出中国作为一个选项。虽然脱钩不是民主国家的目标，但做好脱钩的准备，则是可信的威胁手段，能够推动中国共产党改变。
 
　　对于跨国公司和商业高层人士，本书提供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法律，以及文化系统的崭新独特观点，例如「中国举国大公司」观点，以及「以法制为本和以关系为本」的分析架构。最后，对于管理学学者而言，「中国举国大公司」的观点鼓励他们重新思考公司理论。中国举国大公司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将各个公司视为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分公司，我们又可以从在中国的不同公司之间，找到何种新的模式？

作者介绍

李少民  是美国欧道明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国际商业学系教授，《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期刊的执行编辑。2008年，荣获由维吉尼亚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的「杰出教授奖」。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文章常见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和《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等权威期刊媒体上。《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两度报导了他的研究。
 
译者简介
 
林晓钦　台湾大学政治所硕士，译有《救火》、《数字偏见》、《长寿新人生》、《登月先锋：尼尔．阿姆斯壮的一生》、《桥：欧巴马的生命和崛起》、《生活杠杆》等书。翻译兴趣广泛，联络请来信[email protected]。

目录

推荐序 解读中共公司化经营的暗黑政治／宋国诚推荐序 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与终极目标／桑普

第一章：谁输掉了中国？与中国接触／时代已经改变／「谁输掉了中国？」／本书概念

第一部 低人权的优势第二章 中国竞争力与无法民主化的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而是「秘密结社」／中国共产党就是国家，就是中国，就是关于中国的种种一切／低人权的优势／党的高度优先：经济发展／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似乎不想要民主／总结

第三章 中国的法律系统不是法治导论：中国缺乏法治／两种对照的法律文化／经济发展阶段如何塑造监管环境／中国从关系为本监管转型为法制为本监管的前景／总结

第四章 毛加邓：一种具备高度侵略性和生产力的文化双校记／文化和生产力／中国崛起的完美风暴／提高生产力的关键文化因素／总结／附录

第二部 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崛起第五章 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持续强化控制／从比较观点探讨公司／在中国生活和经商／让国家成为一间企业公司／为什么其他国家应该在乎中共用经营大型企业公司的方式经营中国？／总结

第六章 中国的产业政策作为中国举国大公司的企业策略民族主义发展策略的历史与知识起源／中国的产业政策作为大型企业的战略／中国产业政策的普遍目标和方法／中国执行产业政策的例子／中国产业政策与日本产业政策的差异：历史的比较／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全球战略／总结

第三部 中国举国大公司的阿基里斯腱与全球回应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的困境与解决之道中国共产党的国内难题／中国共产党的国际战略／系统化贿赂全世界／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发动大外宣／统一战线工作部发挥作用／惩罚批判者／总结

第八章 开放社会与封闭政体中国共产党全球战略的影响／民主国家的态度正在改变／中国与民主国家的比较：谁更需要谁？／总结

第九章 民主国家政府和企业公司的政策和战略选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一个崭新的挑战／民主国家的战略考量／跨国企业公司的战略考量／中国举国大公司对于管理学者的挑战／总结

参考书目

内容连载

第一章  谁输掉了中国？
 
　　2018年2月， 梅赛德斯—宾士（Mercedes-Benz）在Instagram上张贴了一张照片，内容是一台白色的宾士车在白色的沙滩上，并且引用了一段来自达赖喇嘛鼓舞人心的文字：「从不同角度审视境遇，你的视野会更宽阔。」梅赛德斯公司不知道，这段立意良好的文字可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国家愤怒，可能会对于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导致浩劫。
 
　　过去50年，梅赛德斯—宾士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在1970年代的毛泽东中国，宾士车很稀罕，唯有最上层的政府官员能够拥有。在那个时代，我和家人住在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的军政区。这个区域有10栋左右让省会领导与军队将领居住的别墅。在10位高层官员之中，只有1位将军能拥有1辆宾士轿车，且那是辆受人赠与的二手中古车。在那个时代，中国大多数的宾士车都来自他们驻外大使馆已使用过的车子。军政区将军的司机喜欢大声按下那辆宾士车独特的喇叭，而对我来说，听见喇叭的声音以及看见那辆宾士车则是莫大的特权，让我可以向没有机会住在军政区的朋友吹嘘。
 
　　时至今日，中国是梅赛德斯—宾士全球最大的市场，在2020年时，中国购入了204,684辆汽车，超越了梅赛德斯的家乡市场德国（95,265辆），以及美国（78,078辆）（Automotive World, 2021）。梅赛德斯非常谨慎地注意中国如何看待其品牌并未让人感到惊讶。但是，梅赛德斯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其成功又为何如此脆弱，不只需要更多的解释，这也只是我在本书会探讨到、中国演变过程及其与全球关系议题中的沧海一粟。
 
　　1.1与中国接触
 
　　1976年毛泽东的过世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与主席。在毛泽东过世之前，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成立开始，就以绝对的权力和革命方针统治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毛泽东的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经历了无数次的政治肃清（purge），中国经济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害，甚至连取得日常生活用品都沦为每日持续的苦难。可以肯定地说，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在乎宾士如何推销其汽车：无须多说，中国人民即使在乎，也没有任何管道取得相关资讯。
 
　　因此，对于中国的转向来说，毛泽东之死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为了拯救濒临破产的中国经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之下，采用了实用主义策略（pragmatic approach），减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虽然是有限的资本主义。邓小平和他的同僚既没有发展市场所需的经验，也没有必要的资本，他们明白自己必须获得富裕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助。
 
　　这个情况让中国必须改善国际地位，他们的国际地位因为毛泽东的革命而大幅受损。因此，邓小平和他的同僚扭转了毛泽东对抗美国的立场，毛泽东指控美国为「美帝」，根据毛泽东的措辞，美国的盟友则是「帝国的走狗」。他们积极热切地寻找来自富裕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这个策略的转向让中国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外国货币、科技技术，以及管理的知识（know how；本书第２章将对于这个主题提出更多讨论）。
 
　　各个民主国家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中国的行动。最快在197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开始与中国贸易，并且投资中国，即使中国依然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采用保护经济。除了接触中国获得的经济益处之外，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他们的热情也建立在期盼随著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能够兴起，而中产阶级将会要求建立民主制度。这种信念——也就是所谓的「接触策略」（engagement approach; Dobbins & Wyne, 2018）——的基础是数百年前的欧洲民主化经验，特别是在英格兰，当时新兴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财产权利，要求建立法治（rule of law）以及代议制度（representation；Chen, 2013; Moore, 1966）。
 
　　中国在1990年代晚期与2000年代初期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时，接触策略也达到了高峰。无视于中国政治的压迫和经济保护主义造成的隐忧，民主国家的接触策略提倡者，特别是美国，成功地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柯林顿（Bill Clinton）非常热切地支持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他用以下文字解释其思维和期望：
 
　　借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也同意引进民主政治最被珍惜的其中一个价值：经济自由。中国愈是解放其经济自由，愈是能够解放其人民的潜力──他们的创新，他们的想像力，他们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当个人拥有了权力，不只是做梦的权力，而是实现梦想的权力，他们就会要求获得更大的发言权。（Clinton, 2000）
 
　　跨国公司也热切回应柯林顿的呼吁。雅虎（Yahoo）的创办人杨致远在2007年时回忆道：
 
　　我们依然年轻的公司在1990年代晚期迅速地茁壮成长时，美国政府，包括国会在内，决定中美贸易正常化。自此之后，横跨了民主党执政和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鼓励美国企业（包括科技公司在内）接触中国，中国是一座庞大的市场，而且专注追求现代化。在这个背景脉络之下，雅虎和其他众多产业领域的众多企业一样，决定接触中国市场，建立当地营运单位，并且向中国公民提供服务。（Yang, 2007）
 
　　在中国做生意的时候，杨致远认识了一位没有名气的企业家马云，并且投资了马云的新创公司。正如杨致远所说，「雅虎成为中国公司阿里巴巴的股东。」
 
　　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23兆美元（根据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高过美国（21兆美元），而中国的平均每人所得为16,700美元，也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估计人数为4亿人）。马云的阿里巴巴成为价值6,680亿美元的巨兽贝西摩斯（Behemoth），而雅虎的核心商业体在2017年时以低于5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
 
　　即使在经济上获得斐然的成果，中国依然没有成为一位在国际社群中负责的成员。在国内，中国共产党未能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中国经济依然有许多层面尚未开放。让接触策略支持者最为失望的，则是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出现之后，并未产生民主和法治。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国家和公司身上施加其意识形态和实际措施。正如本章开头的段落所示，一段来自达赖喇嘛的励志名言，他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全球人物，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以导致全球最知名的品牌之一在中国遭到嫌弃。
 
　　1.2时代已经改变
 
　　1989年春天，中国改革派领袖胡耀邦之死，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引爆了大规模的追求民主运动。1989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下令军队向示威群众开火，造成「天安门屠杀」（见本书第二章）。全球高度关注中国，主要的民主国家开始思考如何回应中国的残忍镇压。我从各个民主国家政策决定者听到的大多数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民主化中国？」。
 
　　在那个时候，这个问题似乎完全不会显得不切实际。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小，中国军队除了杀害其人民之外，没有其他能力，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似乎已经准备迎接改变了。因此，对于成熟的民主国家来说，结束中国的独裁政权显然是可以达成的目标。
 
　　时间快转30年，中国现在于经济、军事，以及全球事务中，都已经是个超级强权。然而，中国并未趋近法治和民主，反而挑战了既有的国际法律和秩序，并且斲丧各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系统。现在，各个民主国家领袖提出的中国问题已经变成「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民主不受中国伤害？」。
 
　　1.3「谁输掉了中国？」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出现无法推动民主化？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主张的中国「和平」（peaceful）崛起，无法让民主国家的心情平静？民主国家应该保护其生活方式中的哪些事物不受中国扩张的影响？在全球市场中，来自其他国家的公司应该如何与中国公司竞争，而中国公司与中国通常有著纠结复杂的牵连？
 
　　在上述引用支持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文字中，美国总统柯林顿批评美国过去摇摆不定的对中立场，并且开玩笑地问道「谁输掉了中国？」，暗示他已经找到对待中国的正确政策。现在我们知道柯林顿言过其实。至于「谁输掉了中国？」这个问题不只是还没有答案，而且比以前更需要解决。
 
　　几位学者确实尝试解释中国的经济成功。其中一种主要的诠释类型，就是找到藏在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主要制度力量，即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系统如何影响其经济表现。在这场争论之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个观点强调国家的角色，第二个观点强调市场的角色。第一种观点被称为「中国模式观点」（China model view）或者「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而这种观点相信中国经济的迅速成长是中国一直以来采用的独特模式所创造的结果，其模式特色是一党统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主导国有企业（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以及设计良好的产业政策（Lin, 2012）。第二种观点，又被称为「普遍模式观点」（universal model view），主张中国达成经济发展的方法与西方国家过往使用的方法完全相同——仰赖「市场力量」（Zhang, 2019）。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更进一步地主张，中国受益于他们所谓的「后进者优势」（latecomer’s advantage），意即「中国可以避开许多歧路，并且直接分享其他国家已经获得的技术成就」（Zhang, 2019）。
 
　　两种观点都有其优点，我在本书的目标也不是讨论孰优孰劣。我在此强调的是，两种观点的本意都不是（因此也没有能力）处理我方才提出的问题，因为这些学者从中国中心论（China-centric）的观点研究中国的经济表现。更准确地说，他们的关怀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何种政治与经济政策是最好的。举例而言，中国模式观点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功于设计良好的产业政策。我们必须质问，这些政策对于其他国家有什么影响。普遍模式观点相信，中国的崛起无异于其他已开发国家的崛起。这种比较可能是不贴切的，因为大多数的其他已开发国家是小型的民主国家，相互依赖的程度较低。普遍模式观点承认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取得其他国家的科技技术，我同意这个想法。但问题在于，中国真的是透过自由市场交换取得技术，或者是借由其他方式损害了技术拥有者的利益？
 
　　随著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有意与否，光是其存在就会造成全球所有国家的焦虑与影响。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体认这个事实。他们相信，由于中国在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中拥有一席之地，所有的国家都已经成为中国行为的利害关系人，所以这些国家有权评论并且影响中国。一位知名的中国学者秦晖认为，「由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因素愈来愈大，尤其是中美两国，问题已经有了愈来愈多的全球化因素。如果你对中国问题不了解，那么连对美国问题都难说是了解透彻的……中国的问题不仅事关中国。」（Qin, 2020）
 
　　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需要从其他国家的角度（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ther countries）检视中国的崛起，这也是我在本书想要达成的目标。我将探讨过去四十年的特定制度因素如何形成今日的中国，中国如何对于世界产生强大的影响，以及世界过去如何回应和应该如何回应。发展本书的主题时，我受到两个观察的鼓励。第一，相较于接触策略的观点（即经济发展可以引导自由化），随著中国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也在过去40年来稳定地增长。第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商业的整合程度持续提高。这两个趋势让中国共产党能够用一间巨型公司的方式经营整个中国。因此，正如我将在本书仔细阐述的，这种新形态的组织，拥有史无前例的资源和经营弹性，能够对于国家事务和商业运作产生巨大且深远的全球影响。
第二章  中国竞争力与无法民主化的政治基础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1954年

 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2018年

 2.1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而是「秘密结社」 探讨中国时，必须理解「中国共产党」这个最重要的概念。民主国家的政党，例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根据法律，在选举之中竞争，所有的公民都可以自由加入， 正如政党的英文「party」字面意义所述，一起「开派对（party）」！如果不喜欢这个政党，可以离开，或者转而支持另外一个政党。相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不是人们可以自由加入或离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原则由俄罗斯革命领袖佛拉迪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建立。依据《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Marx and Engles, 1848 [1906]），列宁相信共产革命，目标是推翻资本主义与建立共产主义。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共产主义者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无产阶级的专政只能借由「革命先锋政党」（revolutionary vanguard party）实现，这个政党由无产阶级之中最有阶级意识以及在政治上最为进步的人物所组成。1921年，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受到1917年俄罗斯苏联革命成功的鼓舞，依照以下的关键原则，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意识形态是共产主义。根据2017年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并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党章》，2017年

 从根本而言，根据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人类已经有一个必然抵达的终点——共产主义，而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而且必须领导人类抵达终点的政治力量。

第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采取排他性与选择性党籍身分的组织。这个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民主国家的政党。举例而言，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明确定义的「党籍」。美国公民可以自由地主张自己属于哪一个政党，并且依照自己的意志在选举中投票支持。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党籍有明确的定义。如果没有经过明确、漫长，而且缜密的入党过程，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入党门槛非常高：「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17） 入党申请人「必须填写入党志愿书，要有两名正式党员作为介绍人」。申请人会被列入「考验」（观察与测试）期，赢得「积极且主动的入党申请人」地位。考验期的程度通常是一年。如果「积极且主动的入党申请人」成功通过测试与观察期，他或她就会被共产党接受，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宣誓，成为预备党员（probationary member）。预备期通常也是一年，正式接受入党党员的比例非常低。举例而言，在2014年时，大约有2,200万名申请人，只有200万人最后被接收进入中国共产党。正如麦克莫洛（R. W. McMorrow）的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入党接受比例「与美国常春藤联盟相同」（McMorrow, 2015）。 成为共产党党员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成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当然，除非共产党开除他们的党籍，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导致入狱服刑或者处刑。中国共产党极度不鼓励依照个人意志决定退出共产党，因此使用严格的惩罚手段，就像黑手党成员退出其犯罪组织（Catino, 2015）。 中国共产党控制党员的其中一个重要机制就是「民主生活会」（democratic life meeting）。共产党所有阶层的组织与支部都会定期举行不同层级的民主生活会（依据层级决定每个星期或每个月召开会议）。在会议中，所有的党员都会参与批判与自我批判。民主生活会的官方目标是净化党员思想，找出且批判偏离的思想与活动，并且采取行动处理未能履行义务的党员（Baidu, undated-b）。民主生活会的一个特色是被指控的党员必须进行自我批判，他们必须承认被指控的错误，向中国共产党道歉，并且严苛地谴责与羞辱自己。

第三，中国共产党是采用严格层级组织的高度中央集权化组织。低阶的党组织必须服从高阶的党组织。最低的阶层是「初级党组织」（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党支部」）。所有的基础「单位」（人们工作的组织），例如公司（包括私人公司以及在中国运作的外国公司）、学校，以及人民解放军，如果有三个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应该建立党支部。党支部服从更高层的党委员会，一路向上至最高层的总书记，如图2.1所示。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级的委员会，也是古往今来的共产政党特色。在中国共产党，政治局之中还有一个委员会，也就是所谓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享受仅次于总书记的最高特权。 从2012年开始，习近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拥有接近绝对的权力，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没有已知的权力制衡或平衡，在中国境内也没有。习近平独自统治中国。因此，有个自然会让人感到好奇的问题是：「中共如何筛选领导人，登上这个握有大权的位置？」 不像王朝或君王政体的继位方式是血脉，也不像民主国家是依照选票，没有人，包括现任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以及政治局的成员在内，知道下一任总书记要用何种方式选出，也不清楚其任期的长度。 从文件上来说，总书记由选举产生（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17）：每5年，共产党党员选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成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总书记。但是，许多人都知道选举结果是事先决定的，而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每个人会被指示要「投票」支持谁。正确的候选人来自现任的政党领袖，有时候则是已经退休的政党领袖进行激烈的秘密协商。一旦候选人决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会支持他们，并且说服全国代表与委员会成员投票支持。如果全国代表并未依照指示投票，就要承受惨烈的结果。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新高层领袖通常都会获得全体一致的投票支持。

自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他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高层官员送入监狱，许多人必须终生服刑，并且至少下令处死一位中国共产党官员，此人是赖小民（Associated Press, 2021）。从法律文件来说，他们被起诉的罪名通常是贪腐。但是许多中国观察家相信，习近平肃清这些党政高层的真实原因，是他们并未对习近平展现个人的忠诚（The Economist, 2014）。习近平肃清愈多政敌，他就拥有愈多权力；但是，他的地位也变得更为危险。被肃清的政敌，或者是他们的盟友与家人，将会寻找复仇的任何机会。在这个恶性循环中，正如某些观察家用一个中国成语提出鲜明的描述，习近平已经「骑虎难下」。一旦习近平退位，他可能就会被吞食（Wall Street Journal, 2014）。 显然的，想要被指派并且「获选」担任在中国共产党中最有权力而且最被恐惧的职位，候选人必须获得中国共产党其他有力人士的支持。但是，一旦他或她登上大位，总书记就可以将任何曾经支持他的有力人士关入监狱。因此，如果理解这个道理，为什么有力人士愿意「投票」支持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是中国共产党独裁体制最艰难的问题：总书记的继位极度不稳定，也会对于所有参与者造成长远的阴影。   最后，中国共产党有四个职能性的机构或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及对外联络部。虽然组织部的功能非常直接——处理中国共产党的人力资源——另外三个部门的功能需要更仔细的解释。对外联络部就是中共的「外交事务部」（foreign affairs ministry）。这个部门的功能是发展并且管理与外国政党的关系。一开始，这个部门专注在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与社会主义政党，但现在已经扩展至几乎全球所有类型的政党。最有趣，而且显然最值得讨论的，则是宣传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根据中国共产党官方的翻译，这个部门的英文是the Publicity Department，公共关系部门）负责形塑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且影响全球的公共舆论。宣传（propaganda）意指「用于影响舆论的公共沟通」（Dictionary.com, 2005）。虽然所有的政党都会使用宣传，让中国共产党有别于民主国家政党的，则是以下原因：（1）中国共产党拥有不受控制的绝对权力，可以控制中国境内的资讯流通。宣传部发布纲要，决定哪些资讯是正确的，哪些资讯是不正确的，所以必须遭到查禁。任何人只要传达不正确的资讯，例如提倡美国风格的民主政治，或者支持普世人权，不只会遭到噤声，可能还会入狱。（2）中国共产党拥有庞大的资源可以用于宣传操作。根据几个间接的估算，宣传部的年度预算超过70亿美元（Diresta, Miller, Molter, Pomfret, and Tiffert, 2020; Tatlow, 2020）。外界也预期这个金额将会急速提高。举例而言，一篇报告指出，从2014年至2015年，宣传部的预算提高了433%（Yang, 2015）。根据披露的资讯指出，宣传部花费60亿美元打造了一个巨大的媒体通路，名为「中国之声」，整合由中国共产党持有的三个全球媒体帝国：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以及中国人民广播电台（Yip, 2018）。
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政党也有宣传部或宣传部门，但统一战线工作部门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发明。统战部负责动员海内外的非中国共产党党员，形成一个广大的统一阵线，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020）。统战部寻找拥有影响力和地位的人，例如政治人物、学者、专业人士、商人，以及意见领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其接触，借由提倡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动员他们。统战部有个重大的策略是利用资源丰富的动机（例如提供免费的中国旅游、奖助、投资机会，以及支付顾问费用）与名声（奖项、担任会议的主题演讲人，或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一起参加中南海会议）。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其实是贿赂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在全球各地推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请参考本书第7章）。统战部成立于1920年代，当时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内战期间（1927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统战部扮演了重要的功能角色。毛泽东将统战列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首，顺序在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之前（Mao, 1939）。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能够成功地招揽全球各地的菁英。许多招揽目标都因为从中国共产党获得的资源而支持他们，其他目标则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者。招揽目标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深刻灌输，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也成为他们自身的观点。他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为中国共产党发声（Diresta et al, 2020）。耕耘与关注对象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也非常娴熟细致。许多目标人物不知道自己受到招揽，因为中国共产党提供给他们的资源如此自然或间接，他们甚至觉得是自己在帮助中国共产党，而不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举例而言，一位正在耕耘与目标对象关系的中国共产党特务，可能会不经意地向目标对象提到：「我有一位朋友想要从你的国家进口木材，你认不认识从事相关行业的人？」或者，得知目标对象的兄弟是一位鞋匠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特务可能会回答：「太巧了！我有一位中国的朋友正在寻找鞋业的外国合作伙伴！如果你可以把你的兄弟介绍给他就太好了。」
根据乔治城大学的莱恩．费达修克（Ryan Fedasiuk）指出，中共统战部在2019年的预算超过26亿美元，甚至高过中国外交部。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海外扩张更为仰赖统战部，并且增加4万名干部，大幅提高统战部的实力（Groot, 2016）。 宣传部和统战部形成了组织架构，用于支持并且执行学者所说的「中国宣传生态体系」，借此控制中国境内的意识形态以及在全球各地推行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总预算超过100亿美金（Diresta et al., 2020, p.41）。
中国共产党与诸如黑手党等秘密组织有众多相似之处。首先，黑手党借由摧毁公共信任，培养成员对于老大的个人忠诚（Gambetta, 1988; Li and Filer, 2007）。举例而言，在黑手党控制的市场，例如马市，黑手党老大会允许属下将不健康的马匹当作健康马匹出售的诈欺行为，借此赢得下属的忠诚（Gambetta, 1988）。众所皆知，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允许对于他们忠诚的下属违规（例如收取贿赂）或者犯错而不需要承担后果（Wedeman, 2017）。
第二，正如黑手党（Catino, 2015），中国共产党诉诸不受法律约束的手段，强制执行老大的意志，并且惩罚违逆者。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众人皆惧的内部组织，负责约束与惩罚党员，名称是「中纪委」，也就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可以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逮捕与拘留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一位党员。中国有个流行的笑话，内容是一位名为「中纪委」的人喝醉回到饭店，他不记得自己的房间号码。于是他敲了饭店的所有房门，要求他的室友让他进去。「我是中纪委！开门！」所有房间的客人害怕遭到逮捕，全部都从窗户跳出去（Sohu.com, 2017）。
第三，正如黑手党，中国共产党也使用黑帮流氓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工作。这种情况特别盛行于党国取得土地。中国共产党使用没有身分证的人，威胁并且将地主逐出家园，拆毁其屋产（Human Rights Watch, 2004）。
第四，黑手党和中国共产党都保持资讯秘密和秘密运作。中国共产党的决策过程以及资深官员的健康状况是特殊的最高机密。根据报导指出，中国宣传部下令查禁特定项目时，不希望留下任何成文证据，只会提出口头命令，例如电话（Chen, 2007; Lu, 2011）。
第五，就像黑手党使用非法行动，中国共产党也不会遵守法律。已经有数个案例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追捕某人，将其家人作为人质，强迫目标投降（Voice of America, 2020）。其中一个案例的目标在美国生活，中国共产党派出特务非法进入美国，骚扰并且威胁目标一家人，甚至宣称目标死于自杀（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2020a）。
——选摘自博客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