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成了一种奇特的中国文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一般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
当代政治观念
6月13日,中国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一名17岁女中专生姜萍以第12名成绩,晋级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这件新闻爆出之后,立刻引起舆论海啸。
起初,公众的关注点是:一名女中专生,因为勤奋刻苦加上数学天才,「逆袭」清华、北大等海内外一众名校高材生。且不论是不是新闻噱头,这种事情似乎只是网路小说上才有的情节。其传播之迅广,足以见得公众对「奇迹」的心理期待,并不是空穴来风。而跟风者不乏有滥情的、有励志的、有借机抨击中国教育的,有人甚至就姜萍该去哪所大学深造掀起大大小小的骂战。
差不多同时,质疑声浪也逐渐擡头,并且越往后就越是压过其他声音。与此同时质疑者还有激进化倾向,除了质疑姜萍数学能力、团队造假、虚假营销之外,甚至还有人发起针对姜萍支持者的网暴行为。一时间各种阴谋论、怀疑论和来路不明的传言甚嚣尘上。此外,还有网民将姜萍头像用于含有讽刺性质的恶搞。尽管只是质疑,而且尚未涉及到司法调查和裁定环节,许多网民就已经信誓旦旦地给事件进行「定性」和「判决」了。
这种质疑现象,在互联网时代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中国有所不同,尤其中国是个有「打假」文化的国家。「质疑」跟「打假」,背后是同一种社会心理:由于公信力长期缺失或别的原因,民众有关真实性的观念发生了位移。
当我们说有关真实性的观念发生位移时,我们通常说这是「后真相时代」的典型特征。虽然同样处在后真相时代,中国与其他国家却有很大不同,并未因为互联网和全球化而趋同。
《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 2004)
「后真相」(post-truth)这个词是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开始浮出水面的。这个词也在当年成为《牛津英语词典》收纳的年度词汇,尽管发明这个词可追溯到1992年,2004年还出了一本书叫《后真相时代》(The Post-truth Era)。《后真相时代》这本书提出:「在后真相时代,不仅有真相和谎言,还有第三类模棱两可的陈述:既不完全是真相,也不完全是谎言。可以称为强化真相、新真相、软真相、假真相或低度真相。」¹
无独有偶,不论是2016年美国大选,还是2004年的《后真相时代》这本书,「后真相」这个词讨论内容都跟唐纳德·川普(Donald J. Trump)有关系。不少人认为《后真相时代》确实预言了「后真相时代」来临。
《牛津英语词典》用「后真相」一词来指在某些情况下,客观事实对于形成公众意见的影响力不如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² 但是这种描述在中国语境下并不能完全匹配,因为在中国语境下,要认知事实的难度要大于美国。比如在「铁链女事件」中,媒体和政府都有公信力污点,调查过程既不透明,又多次前后矛盾,而且还不存在独立调查,民众没有被说服,而是被强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真相从始至终都处于混沌不清状态。一切都是稀里糊涂开始又稀里糊涂结束。
在「铁链女事件」中,尽管同样存在公众不得不依靠情感取向和个人信念,来选择相信哪一种「事实」,比如亲政府人士更容易相信官方媒体报道和政府说辞,而具有反政府倾向的民众更愿意相信情感上的真实性,即相信「铁链女事件」存在被政府大量掩盖的真相,而且这些质疑都有迹可循;但是在中国语境中,事实和真相更像是一种被垄断的权力,丝毫不容挑战。
这样垄断真相权力的结果就是:一方面阴谋论和谣言盛行,另一方面民众不断寻求其他可以替补公信力空缺的代理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尽管中国也同样流行跟俄国和美国社会相似的阴谋论,比如阿波罗登月造假阴谋论;但在中国社会,阴谋论却并不是纯然为假的。
比如2023年夏天中国前外长秦刚失踪后不久,各种谣言和阴谋论就甚嚣尘上,结果后来发现秦刚确实是失踪了,而且其所担任职务也被逐一解除。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12年重庆市原副市长、原公安局长王立军美国领事馆避难事件。在消息正式证实之前,各种形形色色的谣言和阴谋论就已经绘声绘色地传出来,等事实澄清之后,公众发现传言并不都是假的。如果始终没办法澄清事实,公众将跟在「铁链女事件」中一样:一部分人指责「阴谋论」跟「谣言」,另一部人选择相信被斥为「阴谋论」跟「谣言」的观点。
也就是说,与美国和俄国社会横流的纯然虚假的阴谋论不同,在中国社会真相也可能以看起来虚假的形式流传。这种情况更加加深了中国民众识别真相的困难性。在这种复杂环境之下,毫不奇怪中国社会流行的有关真实性的观念也跟著发生变化。
这是中国社会流行「打假」文化的社会背景:由于真相被权力垄断,民众被迫寻求其他代理人来填补公信力缺口。这种情况就像是真相出现了一种半开放的市场化倾向:不但有个体或企业以「打假」为旗号积攒公信力,还出现了「职业打假人」这种次生行业;但是这些「打假」活动通常活跃在政府模糊的禁区边界之外。
比如在「铁链女事件」中对政府调查结果进行「打假」代价就更加惨重,比如一些独立媒体人就因此锒铛入狱,乃至失踪。在政府默许的领域「打假」,政府通常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比如姜萍事件。当然,还存在一些含糊不清的领域,比如食品安全卫生打假或假冒伪劣商品打假,政府有时候是支持态度,有时候也持打压态势。
然而「真相市场」的半开放的市场化,却造成了诸多扭曲。这些扭曲现象在其他文化环境中比较少见。比如美国同样也有「打假斗士」,比如詹尼佛·伯恩(Jennifer Byrne)就曾因为学术打假,被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列为「2017年十大年度人物」。³ 连美国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校长也曾被学术打假拉下马。⁴ 但美国是一个开放社会, 其「真相市场」也是完全开放的,即使存在某种程度的扭曲也不如中国这边突出和典型。
下面就来讲一讲,由「真相市场」半开放的市场化,导致的中国社会的扭曲现象。经过我们的分析,读者会发现,中国社会不仅在信任关系上存在扭曲,在真相观念上也存在扭曲,甚至社会还出现了一些扭曲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