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类学研究都有点像长期的调查报导，人类学家麦高登（Gordon Mathews）说。但大部分记者时间有限，只能短暂接触报导人，让他觉得十分可惜。然而这一次，他发现自己遇到了相似的困境：「许多出现在我书里的人，我后来再也没见过。」
他说的是他去年出版的新书《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记者译：《世界在广州：南中国全球贸易之都的非洲人与其他外国人》），全书的重点是广州的1到2万非洲人。这本书的田野调查在2014年完成，3年多过去，他当时访谈的许多在广州经商的非洲商人，尤其是尼日利亚人，已经在几年间被遣返回母国，或干脆不知所踪。
「当然，」他解释道，「商人本就来来去去。」但这种情况和他在香港重庆大厦遇到的实在不同。
出生于美国的麦高登在1994年来港定居，现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担任系主任。12年前，他开始在香港尖沙咀的重庆大厦做田野调查，2011年出版的《世界中心的贫民窟：香港重庆大厦》让他在人类学领域内外都名声大噪。重庆大厦也承载大量的跨国商人和逾期滞留者，比广州更早，许多南亚裔商人早在二战前就生活于此。
「我十年前在重庆大厦认识的好多人到现在都还在那，没什么变化。」麦高登说，「但广州不是。」
在全书最沉重的第五章「合法与非法」中，他写道：「截至2015年12月，广园西路60%的逾期滞留者都被抓了。」这解释了他与这些报导人失去联络的真正原因：中国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与驱逐这些来自非洲的逾期滞留者。这些逾期滞留者大多数是来自尼日利亚的伊格博人，广州的广园西路是他们经营小本生意的主要地区。同属一区的小北路，则聚集著人数较少的、来自中非和东非的商人。当然，不是所有在广州生活的非洲商人都是逾期滞留者，麦高登说。
要还原一个这样的生活图景无疑是复杂的。在广州，这些故事里有流离的命运，至上的利益，虚假的婚姻，还有各式各样的傲慢、偏见与梦想。他花了一本书的篇幅，尝试以人类学的方式，讲述一个被主流华人社会排斥在外的，非裔的广州。
低端全球化：从重庆大厦到广州
不论是写广州还是重庆大厦，麦高登的书写都围绕著一个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与高端全球化相比，低端全球化才是全球七成人口置身其中的、更广泛和贴地的全球化。研究重庆大厦时，低端全球化是他目睹的那些被运往非洲的廉价山寨手机。十年过去了，这种全球化的模式没有变，但交易发生的地点，却几乎完全挪到了广州。
「重庆大厦早就已经不是我写它时的那个重庆大厦了。」麦高登说，「这也是我写现在这本书的原因。因为低端全球化的中心从重庆大厦移到了广州。」
这是一个拿来做标题一定能吸引香港人眼球的论述。但麦高登说，不要惊讶，「若是熟读重庆大厦那本书的人，就会注意到我在那本书的结尾已经提出，低端全球化正在逐渐移往中国。」
他仍与重庆大厦的商人们保持联络，有一段时间，会每周六去给大厦里的难民上课。变化如他所料，重庆大厦大部分的手机外贸商都已经搬到广州。可为什么重庆大厦看起来景况还不错？那是因为旅馆和餐厅的生意还不错，他说。
和跨国大企业相比，低端全球化涉及的金钱和交易信息都比较少，几个家庭成员，乃至于一个小商人就能处理。「违法或半违法、山寨、假货、廉价、贿赂海关、偷税漏税、路边摊、小贩、发展中国家。」这是麦高登给出的低端全球化关键词，也描绘出非洲商人们在外国进货，然后走私商品回国，再在路边和露天市集贩卖给本国人的路径。
而他在广州看到的，则像是一个放大、铺平、伸展了好多倍的重庆大厦，包含广州市越秀区的小北路、环市中路、天秀大厦、广园西路、珠江新城在内，组成一个新的低端全球化中心。
麦高登生活在香港，之所以注意到广州，是因为他在重庆大厦认识的一些商人要去广州做生意，他就跟著去了几次。2013年开始，他工作日在沙田的中文大学上课，周末则几乎全部在广州的旅馆度过。和调查重庆大厦时的方法一样，他住遍了广州小北路附近各种价位的旅馆，从天秀大厦里不到200元人民币一晚的房间，到珠江新城里1000元人民币一晚的房间。搭讪的地点是酒店大堂、电梯，时间是早餐时间、晚餐时间。他也和两个合作伙伴杨玚、林丹一起，在小商店、餐厅、咖啡馆、酒吧中寻找报导人。
他发现这里生活著1万到2万非洲人。他问商人们为何去广州，得到的答案是：「很多重庆大厦的商品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去生产它们的地方呢？」和重庆大厦不同，广州不仅是转运中心，更直接是廉价商品的制造中心。
「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商人来说，广州是他们在全世界能找到的、最好的进货城市。」麦高登说。
有经验的非洲商人告诉他，在1990年代和21世纪初，扮演这种角色的城市曾是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以及泰国首都曼谷。现在它们已失去吸引力，因为品质上升，仿冒货品减少，「曼谷制造」在非洲已经成了优质衣物的代名词，不再是多数人买得起的货物。
在雅加达和曼谷褪色的同一时期，非洲人正慢慢进入广州。麦高登发现，在1990年代末，广州就已经有一个尼日利亚教堂了，而他调查的一个重要地点天秀大厦，也在21世纪初就有了固定的外国社群。许多商人对他说，在那之前，要进入中国并不容易。但一旦大门敞开，聪明的生意人总是会涌向最少转运成本的地方，直扑商品的生产源头 – —工厂。
那么香港呢？麦高登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可能进入香港倒变得困难了，因为香港越来越担心难民问题。」
不过，他认识的那些从重庆大厦去广州的非洲商人，大部分还是对他说更喜欢香港。「因为广州用 gmail、Facebook 都不方便，而且信息不流通。」不过他们都认同，「那边才是世界的未来」。
滞留者：像老鼠一样活著
商机、未来、成功故事，广州以全球廉价商品制造中心的身份吸引著非洲商人，但麦高登的田野调查发现，很少人能真的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许多人甚至无法全身而退。
这些沉重的故事在各国商人身上都有发生，但人数最多的就是生活在广园西路的尼日利亚人。「小心使用『非洲人』这个概念。」麦高登提醒，「换成『亚洲人』来想，这个概念完全无法表达香港人、日本人和巴基斯坦人的不同。」
那么要使用什么概念呢？他在书的第二章讲述了八个外国人的中国梦，八个人中，有贫穷的欧洲男性、有钱的非洲女性，有跨国大企业驻华的日本雇员，也有散尽家财的尼日利亚滞留者。他想说的是：「贫富之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分，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即使是同一块非洲大陆，中非、西非、东非，乃至同一个国家内部，也能看到同样的分野。」
其中最弱势的莫过于滞留者。尼日利亚滞留者 Kingsley 对麦高登形容，自己就像是「Discovery 频道那些在水潭喝水的羚羊，随时都会被水里潜伏的鳄鱼吃掉」。对滞留者来说，鳄鱼就是查证件、抓捕他们的中国警察。
「世界上没有哪国政府会对这么多逾期滞留者放任不管。」麦高登说。他也这样告诉这些滞留者。但不论是滞留者们，还是经过研究的他，都觉得这并不是中国政府大规模抓捕的唯一原因。政府官方宣称的行动理由，是有「非洲犯罪分子」在广州贩毒。但麦高登认为，政府只是拿这一小部分的毒贩作为借口，以此遣返所有的逾期滞留者。「许多广州市民也不喜欢城市里有这么多非洲人。他们会说，中国是中国人的。」
为躲避警察的抓捕，大量滞留者躲藏著生活，在警察下班后才敢出来做生意。被抓的下场，则是「不知被关在哪里，也不知道关多久，也没有人通知你的家人朋友」，「就像消失了一样」。但警察会允许滞留者对外要求保释金。麦高登打听到的保释金数额，是1万到1万2千人民币，这对绝大多数滞留者来说都是一笔巨款。交完保释金，滞留者会被遣返回母国，并且五年之内不得入境中国。而许多滞留者已经有了中国女友或是事实婚姻的妻子，更有人生下了孩子，怎么办？「他们通常会以分手为结局。」麦高登说。
既然滞留被抓的后果如此不堪，为何还有这么多尼日利亚人要在广州非法滞留？原因很多，麦高登发现，尼日利亚是最不受中国海关欢迎的国家之一，一名滞留者曾告诉他，海关要他付两万人民币来续六个月的签证。「他当然付不起。」而另一个原因则更为复杂，关乎低端全球化的本质。「高端全球化以合约为基础，但低端全球化靠的是信任。所以你必须亲身在那里，盯著每一步。」麦高登说，这也是为什么非洲商人非得要跑到中国、住在中国才能进货的原因，毕竟这在电商发达的年代听起来有些麻烦。「但你不太能相信他们。」几乎每个他采访过的非洲商人都抱怨中国的厂商会骗人，但他能证实的例子不多。在书中，一名拥有英国居留权的西非商人则形容，中国人对待合约就像是对待厕纸。
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尼日利亚人宁愿非法滞留在广州也不愿空手回家。麦高登采访的数名滞留者都开出不同的「成功价码」，「我赚到5万美金就回去」、「我赚到1万5美金就回去」，因为他们想证明自己在海外赚到了钱。也有人说自己的要求不高，「别人开林宝坚尼，我起码也要开个得胜吧」。
然而事实是，麦高登听过太多这样的畅想与目标，但却没见过几个真的做到的人。唯一比较接近的版本是，一个尼日利亚滞留者终于赚到了足够的钱，去警察局自愿交了高昂的罚金，然后自费买机票回到尼日利亚，但却迅速在老家被骗光了钱。
这些惨淡的人生经验混杂著他们对发财和出人头地的憧憬，然而麦高登说，中国并不欢迎他们。他的田野调查告诉他，中国人确实想要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国家，但却免不了是一种「嫌贫爱富、带有种族观点的国际化」。广州，作为珠江三角洲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想要吸引的是发达国家的白人。
但麦高登看到的是，「真正在国际化这座城市的人，可能偏偏是那些没钱的外国人，而不是有钱的外国人。」一个例子是，他访谈到的为跨国大企业服务的欧美和日本人，都在自己的中产社区里封闭地生活，不与中国社会有真正的接触。反而是非洲与中东的小商人，才会在街道、商场、工厂里和中国人直接打交道，用英文和中国人交谈。
但看起来，中国政府正把这些广州国际化的推动者一波一波地遣返回非洲大陆，漏网之鱼则继续不甘心地活在阴暗的角落，夜幕降临时才伺机而动。一名尼日利亚滞留者对麦高登说，他们就像老鼠一样活著。
不存在的 “Black Chinese”
在最暗黑的滞留者故事之后，麦高登还是不愿放弃他最初开启这项研究时的假设。他本以为，非洲人与其他外国人在广州的大量出现，会把中国由单一的汉民族至上，变得更加多元、国际化，令广州成为世界的城市。他问每一个报导人：你觉得会出现「中国的奥巴马」吗？
「中国的奥巴马」，指的是非裔中国人（black Chinese）。有些人回答，会。但更多的人说，不会。麦高登发现，大部分非洲人对中国只有经济层面上的兴趣。「因为他们只是商人啊。」绝大多数商人都没有移民到中国的计划，他们只是来来去去，一次停留二三十天，一年三五次。签证过期的滞留者则更不可能移民到中国，一旦有过期记录，被遣返后就更难再次获批签证。
来自中非国家刚果的一名中间商对麦高登说：「我在广州是谋生（make a living），不是在此生活（make my life here）。我不想变成中国人。」
他们不想成为非裔中国人。为什么？这个他问了多次的问题，最终令他反问：「他们为什么要呢？不需要啊。」
他慢慢意识到，即使抛开政府的态度不谈，广州对许多非洲商人来讲，也不是一个能自然而然吸引他们留下来生活的地方。太多隔阂，例如语言、宗教、大汉族主义。很少有非洲商人不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但反过来，大部分他们接触的中国人都没有宗教信仰。一位西非商人对麦高登说：「我信仰上帝，而他们信仰金钱。（I believe in god while they believe in gold.」
一位在广州小北路混得相当不错的中非商人 Cam 则说，当中国人叫他「外国朋友」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外国」，而不是「朋友」。他们即使爱中国，也不会被接纳，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他们的家。
不过，麦高登也遇见过不少会保护非洲滞留者的中国人，通常是商场的管理员和房东。但这并不是出自友谊或善心。有个中国女人告诉他：「要是我的非洲客人没了，生意做不成，我可赔不起，我当然要帮他们逃跑了！他又不是我朋友，我也不特别喜欢他，但他还欠我一个月房租呢！」
抛开所有这些，麦高登也在广州遇到过真心爱上了中国女性而在中国结婚生子的非洲人。不过幸福的案例并不太多，大部分面临女方家庭的阻力。麦高登的分析并不浪漫，这些婚姻看起来更像是没有城市户口的中国农村女性为提高经济地位而做出的选择。而对许多非洲男性来说，一个中国女友或妻子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和广州的厂商做生意。
而他们的混血后代，会成为「中国的奥巴马」吗？麦高登并不乐观。他在书的最后一章写道：「我怀疑，在20年内，我在这本书里提到的所有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将全部离开广州。」
离开广州之后，去哪里？和重庆大厦的褪色一样，麦高登觉得，广州的褪色甚至不用20年，「可能未来10到15年，或者更快」。广州，乃至于中国，在他看来，作为低端全球化中心的地位都是暂时的。褪色的原因都是相似的，工资上涨、货品价格上涨、法律更严、山寨货更难生存等等。许多非洲商人曾告诉他，他们考虑之后离开中国去东南亚做生意。「越南的胡志明市？或是孟加拉的达卡？还没有人知道。」
尽管问题重重，但他肯定广州为世界带来的价值。低端全球化所倚赖的山寨货、逾期滞留、走私、腐败等问题，虽然非法，但在他看来，却并非不道德。「他们给世界带来的裨益终究还是多过损害。」他也并不把这本书的基调定位为暗黑与苦难。「我的书像是在说，嘿！这里有一群人正为寻求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著呢！」
后记
和重庆大厦的研究一样，麦高登这本关于广州的书也不是典型的学术书籍。一个很有趣的概念是，他希望「将人类学民主化」，写大众能读得懂的人类学。「因为让人类型被更多人读到，是很重要的事。」这相信也很符合麦高登给香港人留下的一贯印象。
他知道重庆大厦一书大部分的读者都不是人类学家，正中下怀，希望这本书也能如此。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将在今年4月出版《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一书的繁体中文版。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也已经决定出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但麦高登坦言，审查会是他担心的事。记者在全书中读到太多关于中国海关、警察怎样受贿，乃至于非洲基督教与天主教通过小北路社区进入中国的细节，相信会有不可避免的删节。不过，麦高登引用了《邓小平传》的作者 Ezra Vogel 对他说的话，「如果你想要书写的主要讯息能被传达，某些程度的审查也是可以接受的」。对他来说，也许删掉一本书的四页可以换来更多读者，那又何妨一试？
他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已经和低端全球化无关，而是探讨死后的人生。但人类学家总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如果有一天我在广州认识的商人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嘿，我们要去胡志明市了，这儿有一个超级大市场！』那我有什么理由不去呢？」
（原文刊于01周报，此为初版，与刊出版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