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老爷，这次停得比较久了。

大清这一系列的文章已经接近大结局 —— 民国的诞生，这是我们这几十万字所描述的、各种势力的一次大较量。如果是小说的话，就是不同人物的大结局。的确不太好写，需要一次性完成才有完整性。

所以这次停了几个月，是把大清的最后100多天写完，然后才开始分段发给大家。

目前的计划是一周发两篇，分三周发完，谢谢大家捧场。

23

权力的游戏（1）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所引发的革命烈火，开始熊熊燃烧，短短一个月内，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云南……纷纷宣告独立，满清统治摇摇欲坠。但老实说，虽然发展的势头远超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光复已经是探囊取物。

大家要有一个基本常识，无论我们内心深处有多么的拥护共和，但革命在操作层面而言，仍然是一场权力的游戏。而这个游戏的第一条规则就是：

权力的边界在力量的范围之内。

11月，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山西、福建……这些离清朝统治核心较远的地区基本完成光复，长江以南连成一片，还剩下两江总督驻地、阻断长江上下、历代的天下要塞 ——南京。

武昌起义一爆发，清廷就迅速把新军调出南京城，以满清死忠张勋，统领江防营七千余人换防。11月7日，南京新军发动起义，因严重缺乏弹药，起义只坚持了一天就失败了，大清勉强保住了长江之上的钉子。

而近畿要地，朝廷所在的直隶（差不多是河北、北京、天津）、龙兴之地东三省、满蒙联姻的蒙古，这些核心区域连成一片，形成了满清最后的堡垒。当然，这堡垒也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稳固。

还记得盖世之杰吴禄贞吗？作为“抬营主义”的发明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优秀毕业生，他此时已经贵为陆军第六镇统制、驻守保定，基本上就是在北京的眼皮子底下了。

革命爆发后，山西阎锡山迅速独立。吴禄贞虽然有心起兵呼应，但始终不敢发动。

一来，他这个统制，是在同学、满清贵族良弼（记住这个名字）的推荐下行贿庆亲王奕劻得来的，自身就是朝廷平衡袁世凯势力的棋子，他的前任是袁世凯心腹段祺瑞，中下层官员都是北洋嫡系，军中还有负责监视的旗人部队“京旗一营”，他一个空降领导，根基不稳；

二来，北京仍有忠于朝廷、旗人为主的第一镇，以及没能渗透的巡防营、旧军，实力并不弱。一旦攻击北京不利，北洋第三镇从关外南下，冯国璋从汉口北上，南北夹击，军心不稳的第六镇基本不是对手。

不过机会很快来了，阎锡山起义成功后，山西和河北平原就隔了个太行山，对北京威胁太大。清廷任命吴禄贞为署理山西巡抚，带领第六镇旗下第十二协西进，攻打山西门户娘子关。

两军相接，这就给了他和山西新军串联的机会，假如双方合力，以革命新军裹挟摇摆的第六镇，值得放手一搏。

11月3日，吴禄贞出京来到保定，4日就扣下了朝廷运往汉口的军需物资、反形已现；6日，吴禄贞只身赴宴，和阎锡山在娘子关会面，约定和山西新军组成联军，以吴禄贞为“燕晋联军大将军”，会同驻守滦州的陆军第二十镇张绍曾（吴禄贞的同学），两面夹击，会师北京。

如若成功，则可以阻断在湖北督战的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势力，与南方革命军和气同声，全国光复指日可待。

然而， “权力的边界在力量的范围之内”。

南京虽然一时之间被清军守住，但革命党在南方经营多年，并不是一个“辫子军”就可以挡住的。11月11日，已经光复的江苏和浙江（当时江苏的省会在苏州）组成联军围攻南京；25日，对南京城的正面进攻展开；26日，完成合围；12月1日，南京光复，革命党拔掉了长江流域的最后一颗钉子，南方全面易帜。

同样的道理，在北方，清廷虽然狼狈不堪，但仍有偏安一隅的影响力。

毕竟“皇帝”、“皇恩”这种词儿现在听起来有点搞笑，但毕竟流行了几千年，在当时可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儿。

比如说，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冯国璋，在打下汉阳之后，被朝廷封了个“二等男爵”。他秘书恽宝惠就回忆说，冯秀才（冯国璋考上了秀才）接到电报的当时，激动的说：

“……想不到我一个穷小子，现在也封了爵了！这实在天恩高厚，我一定要给朝廷出力报效……”

说到动情之处，眼泪鼻涕流了一大把。大家感受一下这种“天命尚未断气”的威力。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11月6日傍晚，在谈妥燕晋联军的计划后，吴禄贞返回保定召集中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革命，下令次日开赴北京，并分发白布臂带为号。

当晚就发生了京旗一营兵变，吴禄贞被刺身亡，一代英雄，出师未捷就死于宵小之手，直击统治核心的努力彻底失败。

至此，武昌起义所带来的，革命突飙猛进的扩散告一段落，沿着实力对比，双方从西往南，以太行山、长江、淮河一线开始了对峙。如果大家熟悉中国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这就一下子又回到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经典的“南北对立”局势。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南宋对金的地图，除了山西是在南方手里，其他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后来袁世凯让曹锟攻打山西、阎锡山退出太原，这就更像是800年前的格局图了。考虑到爱新觉罗和金朝一样是女真族，这次的对峙，还真有那么点“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味道。

双方很快就发现，一时半会儿谁也吃不掉谁。朝廷就不用说了，虽然打下了汉口，但赋税重地江浙、近畿要害山西都丢了，手头那十来万北洋军，怎么看都不像能够“收复”江南的样子；而随着吴禄贞河北遇害，河南起义失利，张作霖镇压东三省义军，民军也已经不太可能快速跨过长江。

最敏锐的那一批人迅速意识到，枪炮的战斗固然仍将继续，但谈判桌上战斗已不可避免。11月30日，袁世凯密令刘承恩、蔡廷干渡江与黎元洪谈判，次日，双方在英租界顺昌洋行签订《武汉地区停战协定》，规定从12月3日到6日，南北双方停火三日；12月18日，北方唐绍仪、南方伍廷芳在上海南京路工部局市政厅会面，南北议和正式展开。

在度过了最初的震惊之后，中华大地上，啊不对，全世界都意识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摆在了所有人面前，这是一块四万万人口、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蛋糕，权力将进行重组、利益会重新分配，每一个清醒的脑袋都开始掂量自身实力，试图切到最大的那一块。权力的游戏由此进入第二阶段 ——政治大博弈。

同样，我们再次强调一下教科书上不太提的。虽然我们都心系革命，推崇孙黄、厌恶袁世凯、反对西方在华势力，但对于一个好的玩家而言，情绪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玩的是博弈（the game也翻译成游戏）那就要遵循博弈的基本规则。

而第二条规则就是，无论正义还是邪恶，力量就是力量，而那些对力量理解最深刻，对力量变化最敏感、自身策略最聪明的人，才能分到最大的蛋糕。

让我们最后一次回顾整个系列。

我们从统治的核心开始，聊了庙堂之上汉臣的崛起；聊了江湖之远会党的盛行；我们看着革命党从“自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一直发展到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孙中山；我们更是看到了列强的进化和演变，从征服慢慢变成金融、财政、军事的隐秘侵蚀；看到了大清对世界变化的拉胯和迟钝。

这些力量将在1911年互相博弈，共同改变中国。

革命党和会党席卷长江以南，自然是最重要的力量。同盟会的诉求是“五族共和”，没错，早在辛亥之前，刘揆一、黄兴他们就改成这个新的口号了，毕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虽然宣传起来非常有鼓动性，可一旦革命成功，就很容易被利用了，总不能汉地十八省自己玩自己的吧。

可理念虽然很好，但同盟会本身的问题并没有改变。一来，他们仍然没有一个牢固的核心，权力分散在各地分支和不同山头手中；二来，这群人长期是地下组织，几乎没什么组织政府的经验。更别说其中的会党力量，仍然懵懵懂懂，分不清“造反”和“革命”的区别。

清廷盘踞长江以北，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实力尚在，北洋军仍然是中国当时最能打的部队，大清在北方仍然有不小的号召力。当然，大家也知道，虽说北京仍在维持大统，但权力的核心却在北洋袁世凯手上。

列强力量虎视眈眈，时刻注意自己的在华利益，简单来说 ——赚钱和割地。虽然绝对人数不多，但太平天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群人往往能够决定斗争的胜败。而且，有一句说一句，从游戏的角度来说，列强博弈百年、在中国经营日久，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基础来说，比起本地力量来都是不遑多让。

在这三方之外，则是社会“头面人物”，也就是教科书上说的“以小资产阶级、开明封建官僚阶级为主的立宪派”，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局势“不可糜烂”。造反可以，但不要砸了家里的坛坛罐罐；有没有大清无所谓、谁在台上也不重要，我继续过日子最重要。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感觉对局势一目了然、摩拳擦掌了？当然不是，理解到这个份上，只是入门的水平，类似于动不动就是“西方”，张口就是“盎克鲁-撒克逊联盟”一样，词儿用的越大，就越是外行。

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博弈核心能力的一条，就是从看似一整团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党”中，找到不同诉求的“派”，而“派中有派”，水平更高的，还能从不同派系中再找到更细的派系加以利用。

革命党革命党，虽然是一党，但是其实分成了不同山头，接受了进步思想、武力最强的新军是一股，江湖中的会党是一股，而并没有严密组织的先锋队“同盟会”又是一股。

再细看，新军的力量又分为不同派系，武昌有首义之功，希望能够分到更多的权力，可以说是一派；江浙联军实力最强，又是打过硬仗、拿下南京的，自然也是不遑多让，成了一派。

如果看的再细一点，武昌首义的新军，虽然统称为文学社，但其实又可分为文学社嫡系和后并入的共进会两派，起义名义上是文学社领导，实际上又是共进会的原班人马在组织，比如后来被袁世凯争取过去的孙武，就是共进会的首领。

江湖会党，有的是受过革命洗礼的，穿上军装就是新军，赞成共和，是革命重要的后备力量；但有的其实就是新时代的流寇，造反的目的是“大块吃口、大口喝酒”，时局越乱越是能“抢钱枪粮抢女人”，反而是社会混乱之源。

而同盟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孙中山和光复会的矛盾就不用说了，陈其美和陶成章在上海势如水火，即便是同盟会内部，宋教仁领导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专注长江流域，和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同盟会本部就不是那么的对付，广州起义之后就隐隐有独立的苗头。

当然，大家不要觉得革命党复杂，当年的所有玩家都是这么复杂。

北方朝廷，有的想要搞君主立宪；有的认为清帝一定得退位；有人觉得袁世凯该乘机篡位；有的呼吁学习他学曾国藩，平叛南方、立不世之功；有的嘴上说赞成君主立宪，其实是想要共和；有的鼓动爱新觉罗移居东北，其实是想搞割据。

而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也是各有所图。日本想要乘机在东三省搞事儿；俄国想要怂恿新疆独立；英国急需一个稳定的政府好保护他在中国的贷款和投资，扩大在华利益；美国想要趁机多卖点军火；日本刚刚经历了密谋刺杀天皇的“幸德事件”（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抗独裁，思潮起伏，社会不安），害怕中国的共和制会进一步动摇天皇体系，坚持中国应该君主立宪；美国认为增加一个“共和国”有利于他在东亚的话语权，所以赞成共和……

够复杂了吗？还不够。如果看的更细一点，还能发现，小派还有细派。

比如日本，辛亥革命一爆发，日本参谋本部就迅速展开行动，联系革命军领袖、提供援助和武器，甚至冒着外交风险，派出现役军官（如炮兵大尉丸山丰、后备步兵大尉金子新太郎）以个人身份参加武汉战斗，是不是显得非常“国际友人”？当然不是。

主导这个行动的是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后来的陆军大将宇都宫太郎，毕生以分裂中国，鼓动满、蒙、云南独立为人生志向，所有动作的目标都是：协助革命军把清朝力量排出长江以北，按他《对中国私见》里的原话，要

“……严肃地实施计划，使其分裂为满汉两族的两个国家……”。

不过宇都宫太郎虽然上跳下串非常积极，但却并不代表日本官方政策。虽然日本政府痴迷于“满蒙独立”，但当年的首要判断却是“清政府能够迅速镇压”。

于是整个政策的基础在于“维护中国君主”制度，甚至不惜得罪英国，向朝廷赊账提供武器（洽谈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两个火车头”，荫昌大人），甚至在南北议和期间，仍坚持中国应该“君主立宪”，把当时正在努力调停的英国人搞得非常窝火。

这还没算完，和二战前全民洗脑狂呼“板载”不同，当时的日本民间还多少有点独立思考能力，普遍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孙中山的老朋友梅屋庄吉就第一时间开始支援起义军，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还搞出“友邻会”，发动日本浪人到中国参战，鼓动各种社团开始向政府请命，要求对革命保持中立。

最感人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宫崎滔天，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已经穷的连路费都出不起了，还是乡亲们借钱给他买的船票，辗转来武汉见到黄兴。真是应了克强当年送他的诗：

“独立苍茫自咏诗，
江湖侠气有谁知？
千金结客浑闲事，
一笑相逢在此时。”

所以你看，光一个日本就分成各种不同力量。在那个天翻地覆的时刻，各种诉求和团体层出不穷，不同力量的表现也良莠不齐。动荡时期，表现的好，能巩固势力，给未来赢得一张入场券；而表现糟糕的，则只能黯然离场，从此相忘于江湖。

第一个巩固自己地盘的，无疑是万年搅屎棍大英帝国，其推进利益的桥头堡，就是我们重点描述的 “大英帝国在华利益之基石” ——中国海关。

当然，大家也知道，虽然叫“中国”海关，但其实掌权的是英国总税务司，由其负责全国通商口岸海关运作，并定期将相应税款解交给大清各个度支部，换句话说，存入大清政府的银行账号。

10月10日夜间，武昌起义发动，次日凌晨6点40分，赫德的继任者、总税务司安格联就已经收到汉口税务司苏古墩（A. H. Sugden）电报，说武昌失守，此时距离革命军攻下总督府才几个钟头，而紫禁城的皇亲国戚们还睡得正香呢，大家认真感受一下帝国在华根基之深。

安格联迅速行动，找到税务处帮办大臣胡惟德，以“确保关税不致为革命党用作军费”为理由，声明要将把资金转入英国在汇丰银行的账号。同时，他马上和英国驻华大使朱尔典达成默契，决定以此为契机控制各口岸关税。

于是，在朱尔典声明“英国严守交战双方中立”的旗子下，安格联威胁清政府，说海关税收是用于大清向帝国支付赔款和债务之用，在混乱期间，必须由英国代为保管，以防到了革命党手上。清政府焦头烂额之下，生怕他倒向革命军一边，勉强同意。

之后，他又向革命军施压，“海关税收已抵押外债，为了避免与列强发生纠纷，最好暂时将税款交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并且说明清政府已经同意这个建议。

言下之意，是对手已经开出价码了，你们这方就看着办吧。革命军看看港口的铁甲舰，望望对岸的清军，再想想自己手头那几杆枪，又担心英国人利益受损后拉偏架，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安格联一招借刀杀人，就坐收渔翁之利，海关税款就此进入英国人掌握。有多少钱呢？1911年是4000万两，之后一路爬升，到1921年，已经达到惊人的6000万两。所有税款直接由英国人征收、进入英国人的银行账号、由英国人进行分配、壮大了英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力量。

而这巨款，除了偿还外债之外的剩余部分，被称作“关余”，也就是关税余额的意思。英国支持哪一股势力，就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把这笔钱交到哪一方手上，成了左右中国政局的利器。这种破事儿一直到13年后，广东革命政府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动“关余事件”，才终于拿回广东关余，而完全收回关税权，则要的等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了。

回想50年前，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在上海发动策应。大清帝国的“好朋友”赫德趁时局混乱，号称为“维持稳定”，攫取了中国海关的收税权；50年后，继任者安格联继续保持“严格中立”，一举拿下财务权，把大英总税务司彻底变成一个国中之国。

可谓步步为营，手段老辣，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力量。

对比大英帝国娴熟的手法，这场游戏中，丢盔弃甲的则是会党。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全国各地的会党纷纷响应。经常是省会城市由新军打下，地方则由会党响应起义推翻本地官员。比如湖南革命党领袖焦达峰，就积极联系萍浏醴一带的豪强。在新军控制了长沙以后，各地哥老会纷纷起事，其中衡山洪江会（哥老会派系，之前提到的马福益就是他们前任帮主）集合五千多人起义，攻下衡州、醴陵等地。

更厉害的是在陕西，当地同盟会力量相对薄弱、但哥老会力量遍布关中，到处都是“关中刀客”，他们拜兄弟、建堂口，彻底渗透了部队。当地谚语是 “想当兵，拜仁兄”，这个仁兄，就是哥老会。陕西光复，几乎可以说哥老会的胜利。起义之后，革命军的军队指挥体系以哥老会的组织为原型，这样一来，领导权就落到了会党首领的手上，比如堂口大哥万炳南、张云山，就摇身一变，从“堂主”升级成了“都督”。

一时间，会党风起云涌，各地纷纷设堂口，招新人，发展下线，到处都是帮内兄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还记得本书“江湖”这条线所说，会党起义的诸多问题吗？这些头目的名字可以改成“都督”，但脑子一时半会儿还是“堂主”。起义一旦成功，很多帮内兄弟就从被压迫者，一跃成了压迫者，开始到处抢夺财物、掳掠女子、打着革命军政府的旗号苛捐杂税、鱼肉乡里，甚至争抢地盘、互相火并。毕竟对很多人而言，打下江山之后，可不就该坐江山 ——“抢钱抢粮抢女人”了吗。

到1911年底，南北对峙基本确认，而会党乱象已经引起了其他玩家的公愤。革命党对他们的态度，也随之从“驱逐鞑虏的助力”转变为“五族共和的阻碍”。维持秩序、恢复生产成为主流，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文》，严重警告各地会党不得妨碍治安，按照孙中山的说法：

……人贵自重，须知国无法则不立，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之，惟自纳于范围之中，自免此祸…..

很快，各地军政府以维护治安的名义，开始镇压治下的会党势力，解散洪门、哥老会。比如江西军政府就发布了《解散洪江、三点、哥老会之布告》，李烈钧接任江西都督之后，更是强力取缔洪江会，处决民愤极大、已经和匪徒无异的首领彭木香、尤正文。对愿意改过自新的，整编入江西新军；对私设香堂的，则严厉禁绝。

乱世人命如草芥一般，风向既起，乘机铲除异己自然也成了寻常操作。像当初对革命做了不小贡献洪门许雪秋、陈涌波、温阿拱，就被广东都督陈炯明以不肯解除武装为由乘机除掉、枭首示众。

回想我们故事的开头，庙堂之远、江湖之中，教门、会党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为号召，造反造了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来，他们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但也是推翻暴政的利器；他们是穷苦人民被逼无奈的反抗，也是底层豪杰改变命运的阶梯。

1912年，这支在辛亥革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力量，作为一支重要政治势力，被彻底赶下了牌桌。1911年的风起云涌，也成了哥老会、洪门的绝响。他们很多人将从此重回地下，操起旧日的狗苟营生；剩下的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不再能呼风唤雨。

那个“杀人放火受招安”的世界，再也回不去了。

当然，无论英国还是会党，都不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焦点。四万万同胞的目光，聚集在北方袁世凯、南方孙中山的身上，南北议和的结果，将决定这个古老国家的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