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像《聊斋志异》的蒲松龄，在异国他乡的小餐馆，听越战老兵和难民讲流离失所和悲欢离合。」
特约撰稿人 张洪凌 发自美国圣路易斯
我是在1990年代去美国的。留学期间，我曾在圣路易斯市的一家中国餐馆干了六年。
这是一家开在商业区的小餐馆，卖的是中餐，老板阿辉和老板娘阿卿却从来没去过中国。他们是来自柬埔寨的难民，父母是中国人。餐馆虽小，生意却出奇地好。这里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语言，越南语，汉语，西班牙语和英语，还有老板和老板娘之间使用的潮州方言。
之前我也去别的几家中餐馆打过工。90年代中期的中餐馆老板一般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其中不乏受过很好教育的台湾人。他们除了对大陆人很歧视以外，付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当时这些餐馆付给侍应生一天的工资才十五美元左右。周记小馆的老板付给我们的薪水是二十八美元，比其他中餐馆高了将近一倍。由于地处商业区，顾客多为白领阶层，小费也比较好。
我也有很多机会练习英文。只要不是最忙的时候，老板并不介意我们和顾客聊天。每天午饭高峰期过后的两个小时是我最喜欢的时刻，这时我不再是一部在厨房和前厅穿梭不停的打工机器，我可以坐下来，一边摘雪豆或包春卷蟹角，一边听老板或老板娘，顾客或一起打工的女招待谈他们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