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的骚扰

微信群被解散不久，有人通过好友申请的方式联系到柳和珍，她讲述了自己在2015年也被王安中骚扰过的经过。

谢佳是在专业研学期间加上了王安中的微信，当时他是小组研学报告的指导老师。一开始，聊天内容都围绕着作业，直到某一天王安中突然在微信上问她一些很隐私的问题，还几次叫她去办公室。被拒绝后，王安中在微信上发来“你今后有点惨了”“对你更加严格”等话语。

谢佳的母亲得知此事后，将聊天记录打印出来，反映给了学校，学校又联系了学院负责人。最终，学院决定将谢佳下学期由王安中任教的课程换成其他老师，并承诺写一封道歉声明。但谢佳并没有收到道歉声明。

陕西师大新传学院在2015年就读的一名男生，向柳和珍证实了这次举报，讲述的内容与谢佳基本吻合。

谢佳的遭遇让柳和珍意识到，王安中的性骚扰行为可能发生在更早的时间和更大的范围。她决定作为牵头人，搜集更多其他人提供的证据，并统一交给学校和警方。

更多时候，骚扰以隐秘的形式出现。

陈悦在2017年与王安中相识。秋季，她向王安中咨询关于考研的事情。在陈悦看来，王安中代表着一种权威。所以，当她来到王安中的画室，和他讨论专业问题时，并没有设防。但她后来回忆：“考研其实根本不需要或者没那么需要聊福柯（《性经验史》作者——编者注）。”

当时她无法分清一些言语是否能被认定为性骚扰，还是仍在学术探讨的框架里。对话中，王安中从福柯对性话题的探讨，转移到比较世俗层面关于性的探讨。陈悦想终止话题，提出自己要走。王安中说，他觉得陈悦想走的行为，不是因为觉得他有危险，而是因为她紧张。他说想抱抱她，同时抱了上来——感觉他的肢体接触到时，陈悦推开他，说“老师我要走了”。

举证还在继续，不断有新的人联系柳和珍。黄薇薇也是王安中的学生，她发来2020年前后的聊天记录，王安中用文字详细且露骨地讲述自己的性经验。“现在她还是处于受伤的状态。”柳和珍说。

7月29日上午，又有一位女生讲述了2021年的经历。

截至7月29日晚，柳和珍已经搜集了4份明确且完整的证据，她将这些证据交给了学校和警方。警方再通过她联系到受害者本人，进行下一步的调查工作。

黄薇薇保留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证据已提交警方

问题应该被机制解决

7月25日晚，陕西师范大学发布通报：经研究决定，撤销王某某副教授职称，取消其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其教师资格，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

点开通报读完的那一瞬间，柳和珍“兴奋了一下下”。实际上，她更多的是“舒了一口气”。她说，在那么多人在帮助下，事情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她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在公开举报后，学院、学校的调查组联系柳和珍了解情况，承诺处理，让她信任学校。她向学校也提出了两点诉求，一是要求王安中公开发布道歉信，二是对王安中公开通报批评、撤销职称、解除聘用关系。

如今，她和曾经的受害者，还在等涉事人那份“个人的道歉”。连日来，柳和珍接触了数位和她有过相似经历的女孩，她们的勇敢让她感动，有时她也会很心疼，“很想抱抱屏幕那端的女孩，希望这件事不会给她留下太多阴影。”她说。

据南方周末报道，近年来，由学生在网络上发帖，社会关注后，引起学校对此事重视，再进行处理，这已成为高校性骚扰事件发展的常态。

早在2014年，有学者们就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十年过去，这一机制仍未建立。

从2014年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列举的7项高校教师违反师德的行为开始，整个系统都在为反学术性骚扰努力。

2018年11月8日，教育部先后发布《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和《关于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了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禁止实施性骚扰，并要求高校建立相应处理机制。

2019年9月25日，教育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8950号建议的答复中》中提及，部分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止性骚扰委员会，专门的工作制度还不健全，将指导高校等学校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性骚扰防范工作机制。

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条亦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同样也是柳和珍的期待。“问题应该是被机制去解决，而不是发帖曝光，让舆论代替机制解决问题。”她说。

柳和珍更想感谢的，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一个个从背后托住她的人。父母、朋友、校友、陌生的网友，当然还包括那些无条件信任她、勇敢说出自己遭遇的女孩们。这让她感到，她不是一个人在做这件事。

现在，柳和珍正在继续搜集相关证据，并如实提交给警方。她还在等待着一个最终的调查结果。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柳和珍、谢佳、陈悦、黄薇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