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发源地吗?如何评价古代东亚技术先进的说法?
只有造纸术是真的,其他都是编出来的。而且造纸术的时间也比编出来的故事要晚得多,至于蔡伦之类的传说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五代以后的吴越、赣南一带用竹子批量造纸的方法,这个东西是确实存在的。其他三个都是编出来的。
从根本上来说,「四大发明」就是一种历史神话。东亚的技术一直没有先进过,基本上在所有时代都是输入的多,输出的少。当然这也看相对而言:尽管相对于西亚来说,东亚是输入区;但是相对于它周边的一些小地方,可能对于越南、朝鲜还有日本的话,它也承担著输出的作用。从印度或者中亚的角度看,发明是从它那儿输入东亚大陆的;但是东亚大陆确实也向朝鲜、日本和越南输出了一些东西。四大发明严格说来就没有哪一个算得上真的。
比如说指南车就只是一个史书上记录的传说,从来没有人真正找到实物。真的按照史书描绘的那种方式来制造的话,你造不出任何东西。因为,指南车并非只要有磁石,就能自动找方向的;即使是一个最基本的罗盘,也需要高精度的机械工艺,才能够保证它的磁针不会因为各种振荡而指向错误的方向。指南车是纯属想像的东西,没有办法操作。
我们现在使用的、真正能够在风浪中仍然能够照样指南的罗盘,还是来自于欧洲。在那以前,其实发现磁石作用的文明是非常之多,但是大多数的工艺技术,都没有进化到能够制造出一个稳定的罗盘,在碰上大风大浪或者是沙漠那种情况下仍然能保持稳定的指向。而如果你只能在非常平静、无风无浪的情况下,在室内让指南针指出正确的方向,那基本上是没有用的,你在室内根本就用不著给任何人指方向,需要指方向的时候,你的指南针就不灵了,这样的东西能有什么用处呢?所以这个发明实际上是根本不管用的。
火药则有好几种不同的起源,谁更早谁更晚一些意义不大。现代人认为真正有价值那种火药,也是欧洲近代才产生出来的。古代东亚产生的那种火药,除了做鞭炮以外没有别的什么用处。在军事上讲,还不如拜占庭人曾经使用过的希腊火。那种希腊火能够把硫磺和油以适当比例配比,在海上燃烧,摧毁阿拉伯人和其他敌人的战舰。东亚古代的火药还发挥不了这种作用。近代的化学火药,是在十九世纪中叶由德国的化学家配出来的,实际能够用的时间比我们想像的要短得多。近代以前各种配方不同的火药,它的军事用途是非常有限的。
雕版印刷术被现代的汉文化民族主义者说成是独创的技术,但是实际上早在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盛行以前的几百年,就在伊朗和外伊朗已经盛行了木刻画艺术。木刻画艺术最初不是用来印书的,首先是用来给上层的商人、内亚撒马尔罕的那些富有的达官贵人印遣兴的艺术作品,在基层就是给拜火教、佛教和各种宗教印宗教传单和小册子,也就是看图说话故事。
比如说,伊朗印度文化区有很多基层的民众,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了解佛经就是通过两种管道:一是和尚讲道,像基督教的牧师讲道那样,用口传;一种就是用传单画的方式。木刻画印出各式各样的宗教传单,有的是伟大的泰什特里亚(Tishtrya)[1] 斗恶魔的故事,有的则是「目连救母」的故事,还有各种佛陀本身的故事。这样的传单从数量上看是占所有印刷品的十分之九。它们基本就是图画,但是有的时候图画上也像小孩子看图说话一样配几个字。这就是雕版印刷术的起源,它在伊朗印度文化区已经用得很多了。
首先把它带到巴蜀利亚的是拜火教的商团和教团,然后是佛教的商团和教团。然后巴蜀利亚作为伊朗文化区的代表,在六朝后期开始大量地印这样的宗教传单。在唐代中期,他们开始觉得,巴蜀是个出竹子的地方,印纸很便宜。这是巴蜀比印度和伊朗占便宜的地方。印度人经常用树叶子,伊朗人要进口埃及纸草;但是巴蜀是竹海之地,竹子像海一样多,生产出来的纸张极其廉价。纸很便宜,于是过去的伊朗印度版画就印在纸上,极其便宜。因为纸不值钱,那么除了印画以外多印几个字好不好?当然很好。最好是把佛陀所有的讲道集都印进去。于是,佛陀本身故事的小说和大量的佛经在巴蜀印刷。
巴蜀和敦煌是鲜卑帝国主义者的两个印刷中心。我顺便说一句,所谓的蔡侯纸首先也是在今天的新疆和甘肃出土的,并不是在洛阳,所以它其实也是内亚产生出来再传入东亚的。只不过东亚的人工和原材料比较低廉,所以后来才大规模生产起来。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盛行了一百多年以后,直到唐代末年和五代时期才传入长安和洛阳。我们要注意,唐代中期,你要看印刷品,主要是佛教印刷品,要去敦煌或者巴蜀。而巴蜀的走私商人尤其是无法无天。
朝廷颁印历法是关系到朝廷合法性的事情,他们竟敢私印历法,而且印得比朝廷更精更好。道理很简单,历法,包括属相、十二生肖这些,都是伊朗文化区发明出来的东西,东亚只不过是瓦房店。他们的历法也比朝廷的历法更精更先进,所以他们印出的历书在民间销量甚广,朝廷是屡禁不止。佛经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佛经首先是在巴蜀印刷的,然后传到吴越。等到唐朝末年和五代初期,巴蜀、江淮和吴越生产的佛经大量流入中国。这时,中国朝廷坐不住了,才有冯瀛王印九经 [2] 的事情,才通过官方引进巴蜀和吴越的印刷术。
从传播顺序上来讲,巴蜀是伊朗文化区的一部分,是它首先引进了伊朗的雕版术,变成了雕版印刷术。在巴蜀的雕版印刷术已经成型以后,才在唐朝末年传到吴越,然后在五代时期传入中国。以上顺序清楚地记载在日本和尚的游记当中。日本和尚到唐代来参加遣唐使的队伍,寻找文化,主要就是寻找伊朗文化。所谓的日本引进中华文化,其实不过是引进了鲜卑「帝国主义者」二手传承的伊朗文化而已。因此可知,他们寻找佛经都是去巴蜀利亚的,而不是去长安或者洛阳。
东亚一直要到五代以后,主要还是到宋代的印刷术才繁荣起来。而且就是这个印刷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要依靠内亚商人。例如传说中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昇,被近代的中国主义民族发明家说成是中国技术的先进体现,其实从他们家族的墓葬看来,毕昇大概也是伊朗人,而且很有可能是一个拜火教的信徒。他在开封或者其他地方的经历,基本上跟何细胡一家 [3] 在六朝和隋唐的经历相同,也是跟赫德爵士在大清帝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经历差不多,都是作为先进国家和先进文化的侨民起作用的。
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医?作为传统医学,中医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
「中医」这个词是在清末民初才产生的,就是因为有了西医,然后大家才把不是西医那些东西划在一起算成是中医。「中医」这个词产生的道理跟「国学」是一样的,而且最初也不叫「中医」,叫「国医」。从清末民初到三十年代国民党南京政府开始整顿医学执照的时候,中医一般都以「国医」自称,用这个「国」字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但是效果并不大,真到登记的时候和通过考试制度整顿医学执照的时候,国医一直是处于下风的。
虽然从民间角度来讲,中医和西医好像中西平等;但从官方的角度来讲,只有西医才算医学,医生就是指的是西医,国医也好,中医也好,基本上没戏。只有共产党和一些边缘人物才提出,在没有钱的边远农村之类的,也要给国医一条生路。
清末以前,西洋势力和西医进来以前,是没有「中医」这个概念的。后来被发明成「中医」的那些东西,在明代或者是唐代,有很多都被认为是婆罗门医学、回回药方或者是海上方之类的。直到后来西洋的最新技术输入时,原先前面那几波内亚的、印度的、波斯的输入一下子都被忘记了出处,被说成是自己的「国医」了。
这就像明末清初的士大夫杨光先说的,「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但是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忘了,自己祖上其实就是回回人。在耶稣会进来以前,回回人的地位也就是相当于西洋人。「中医」也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先有西医,然后才有「中医」,「中医」的发明是被动应付西医的一种手段。
宋以前中医无分科之说,有之自回回始。《元史》提到:「元大德六年丙子,升广惠司正三品,掌回回医药。」蒙古人所说的「回回」,泛指西亚内亚,包括犹太人和叙利亚基督教,这些人都比东亚人医术高明。外来的「也里可温教」[4] 等于是蒙古人的专职医学部落,相当于内亚海洋时代的协和、雅礼和华西医院,最后随著朱元璋革命而消亡,遗产则被李时珍改造为公私合营的「中医」。后来的发展就如同东亚人学不会来自伊朗锡斯坦(Sistan)的冰糖技术,最终就像瓦房店的学徒离开日本工程师一样,干脆在甘蔗水里加面粉,偷工减料导致最后技术失传。
国医或者中医既然是多种成分混合的产物,所以谈论传统或者不传统,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唐代《新修本草》列举的外伊朗药物,在明代的《本草纲目》就变成「自古以来」了,其中包括沉香、木香、藿香、苏合、阿魏、黄丹、龙血、卤砂、安息香、底也迦(一种解毒膏药)、石蜜。
因此,所谓「传统」到底指的是中亚的、印度的、伊斯兰的还是什么其他地区的传统呢?或者仅仅是指非西方地区的传统?然而非西方的医药本身也包括大多数传统的东西,像柳树皮中的阿司匹林这样的东西,或者奎宁(又称金鸡纳霜)也是从树皮提取出的东西,它到底跟中医中原先包括的同样是植物性来源的药品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说一个是传统,另一个就不是传统呢?如果说是用现在的科学方法来衡量的话,那么西医当中也只有一部分,恐怕也只有是十九世纪末叶那一部分才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化的东西。
中国的气功是否起源于内亚?此外,所谓「传统武术」,是否也像中医是从国外或是非汉地区传入中国的呢?
中古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以后的武术,都是内亚和印度的产品,最终到了明清时期已经完全失传。现在所谓的武术,追溯起来,没有能够超过清朝中期的。然而从它的内功心法和拳脚路数来看的话,内功基本上是外伊朗地区的产物,这时候已经染上了一定的穆斯林色彩。拳脚的套路,一部分是印度的,一部分是蒙古的。
至于气功,则是大伊朗文化区冥想技术的碎片,来自于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教派。苏菲主义者总结了一系列辅助元神的身体技术,这些技术的目的是在元神与本体结合时,针对性地排除各个层次的扰动,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心灵体操」。东亚是一个技术退化区,或者说唯物主义区。外伊朗和外印度的心灵体操,到了这里就变成气功,也就是一种健身术。这就好像利玛窦最后变成钟表匠供奉的祖师爷,跟关二爷平起平坐,构成了对一神教的绝大讽刺。
清代中叶的武侠小说家把气功描写成保存植物性生命的技术(龟息法),作为最后关头的锦囊妙计,可以在本来必死无疑的情况下护住一线生机,通常只有少数高手才能掌握。而现在的气功则是匪军将领和香港导演再发明的产物,相当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文革时期「鸡血针」的变形,并进一步简易化大众化,符合下等人不用很累很麻烦就能长生不老的期望。原有的波斯名词零零星星地保存下来,但仅仅作为装饰,层次和步骤都打乱了,同时还被发明为「自古以来」。
我不知道波斯人的法门灵不灵,如果真灵的话,那就幸亏广大的气功大师们都没有学会,否则岂不全都落到欧阳锋的下场了。不懂装懂地摆姿势,反倒没有危险。「气功论」还有一种实际用处,那就是可以教育广大民族发明家,千万不要胆子太小脸皮太薄,无论你怎么大胆发明,都永远摸不到人家早已突破无数次的知识天花板。
如何看待《易经》、中医、八字算命和占卜?
《易经》的卦辞可能是不重要的东西。我想,古代的占卜术当中,记录下来的东西大概不是这么重要。就好像化石一样,可以说是化石表现的是生物学中不太重要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群体的组织和行为模式,但这个在化石上是表现不出来的。我想在汉代的时候,《易经》的传递当中仍然有大量的口传材料,以前肯定是更多的。这些口传的、相当于是实验操作规范的东西,才是古代巫术最重要的东西。这在汉代称为方术,但是汉代的方术已经是一个杂合体了。周代的《易经》是什么样的东西,真实面貌是不可见的。
我想汉人看到的那些零零碎碎的卜辞,经过重新解释出来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已经不能算是巫术了。真正的巫术中最重要的部分,可能已经在战国后期的社会变动中失传了。原先巫术的有效性跟后来的解释应该是不相干的。后来的解释是非常重视文本分析,把《易经》当作一种儒家的经典,这个那个来分析。真正的巫术应该不是这样的。那些卜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可以随心解释的东西。巫术的核心部分,可能就是在比如说烧龟甲或者是扔蓍草的过程中那些艺术性的动作。所以说到头,只有真正的秘传才是巫术,秘传之外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后来哲学家做出的解释,基本上肯定都是错误的。
附注
[1] 泰什特里亚为波斯祆教的神祉。在祆教经典《阿维陀经》中记载,泰什特里亚化身为白马,击败化身为黑马的恶神阿帕奥沙(Apaosha),进而降下雨水,为干旱的大地重新带来生机。因此,泰什特里亚又被视为「雨神」及「生育之神」,而其祭祀仪式被称为Samache,是一种跳舞求雨的仪式。此仪式传入东亚后则被译为「苏幕遮」。
[2] 冯瀛王即唐末五代时期的冯道(882-954),「瀛王」为后周世宗柴荣在冯道过世后,为其追封的封号。相传冯道曾倡议国子监校定儒家经典,包括《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九种,合称为《监本九经》,并组织工匠雕版印刷。是东亚古代最早以国家力量印刷儒家经典的纪录。
[3] 《隋书》记载,何细胡是西域人(据考证为粟特人),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其子何妥为梁朝知名官员。
[4] 《元史》记载,「也里可温」是元代蒙古人对于基督教各教派信徒及传教士的总称。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洼地与韭菜:阿姨论中国(人)的心理、现实与结局》,八旗文化出版
作者: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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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仅仅是动物农庄,更是收割不尽的韭菜农场!
不论战狼、小粉红,还是躺平族,
所有韭菜生来平等,都只有等待被收割的命运!
从大一统秦政,再到中共的列宁主义专政,
为何中国洼地的历史及中国人如韭菜般的命运,两千年来总是一再重演?
看「阿姨」刘仲敬如何结合史学与科学,破解中国社会的自毁性质,
剖析中国人的深层心理,预演中国未来的可能结局!
中国+中国人=洼地+韭菜=世界最大的韭菜农场!?
在中国这块「秩序洼地」中,不论是何种立场、何种阶级的中国人,都无法真正决定自身的命运及未来,随时都有可能沦为被收割的「韭菜」。有此自知之明的中国人不多,真正能根据认知而行动的人更少————「阿姨」刘仲敬便是觉醒的代表人物之一。
被广大网友暱称为「阿姨」的刘仲敬,曾是中国的学术明星与网路红人,但在他「觉醒」后,便毅然选择离开中国,拒绝再当中国人。本书便是刘仲敬结合自身经历及学思心得,透过各式问题,对「中国」与「中国人」相关概念所进行的全面批判。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不是古文明的延续,而是文明的灰烬?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社会处在一种暴力压制下的准战争状态?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人普遍是精神病人?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人唯一的幸福形式就是幸灾乐祸?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人最好的结局就是中国解体?
- 为什么阿姨说,中国人即便在共产党倒台后也无法民主化?
本书搜集刘仲敬历年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各种深刻观察及犀利评论,分为四个主题,包括: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心理、当代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统治、以及中国(人)即将面临的可能结局,以问答的形式呈现大多数中国人不敢面对的真相。
刘仲敬在一问一答之间,回顾中国洼地历史的自然演化过程,并结合历史学与生物学、心理学等科学方法,深入浅出剖析中国社会的自毁性,以及中国人为何无法逃脱「韭菜」的命运。最后刘仲敬指出一个关键要素————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中国(人)的结局为何,其实回顾中国历史就能一清二楚了!
中国文化的「自古以来」,其实都是从西方传进来————
本书以「洼地论」解释,所谓「中国文明」并不存在;中国的大多数文化传统,其实都是外来技术或观念传入远东最大洼地的产物。从历史脉络而言,当代中国社会之所以一盘散沙、互相伤害、缺乏组织力及创造力,是源自于二千年前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秦政」模式,而中共的列宁主义专制又进一步强化了秦政的结果。
于是,阿姨说:「秦政的遗产,等于是给你编了一部『抢劫百科全书』……这最终让东亚沦为彻底的技术退化区,历代各大一统王朝其实本身就是技术退化的实验场,而分裂和动乱的时期反倒是外来势力输入技术的进步时期。」
中国人是被国家长期虐待的精神病患————
中国人的深层心理状态,在长期接受「秦政」的压抑统治下不断的劣化,更在中共体系的无情压制下变得扭曲。本书形容,今天的中国人如同长期受虐的精神病患,毫无自主能力,也缺乏稳定的价值观,更无力自我保护,终至沦为「费拉顺民」都不如的「洼地韭菜」。
于是,阿姨说:「中国的大多数人其实都不算是人,就像黑格尔曾说的,中国只有皇帝一个人具有责任能力。虽然这样说有点极端,但是中国能够负责任、具备西方所谓『自由人』人格特征的人确实是非常少见的。」
洼地历史的逆向淘汰,造就了彻底的「散沙社会」————
中国洼地的历史,基本上是「逆向淘汰」的过程;随著新的大一统王朝不断强化统治技术,人民的自发组织能力也不断退化。而在中共透过「列宁主义专政」进行的统治下,中国社会便彻底沦为毫无组织力、需要大力维稳的「散沙社会」。
于是,阿姨说:「中国社会处于一种高度散沙化的结构,它极度缺少最上层和最下层之间的中间团体。如果用『社会资本』这种理论来说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社会资本高度匮乏的地方。」
中国解体不是政治阴谋,而是洼地历史的自然演化结果————
最后,缺乏自主能力、如同受创病患般的中国人,无法自我组织,只能依赖中共统治。这样的中国不可能自发性的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最终将会因为统治成本过高,自然地走向崩溃、解体的最终结局。
于是,阿姨说:「维持成本太高的东西,本身就是容易崩溃的,要么它暂时撑住不崩溃,要么崩溃以后,捆绑在一起的东西就会自然解体,这是最合理的、最符合世界和人类本性的前途。」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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