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上报 20220704
中国没有道统，只有盗统
一九二一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身份到中国考察。此前，他以为中国人都是岳飞、李白、白居易、诸葛亮这样子的人物，但当他在中国的精华地带江南走了一圈之后，对中国的幻想全然破灭了。
对于现实中国的描述，芥川龙之介用的最多的词，就是破败、荒芜、圮坏、堕落、肮脏。作为一位眼光敏锐的作家，他更相信眼中看到的活生生的中国：「现在的中国有些甚么呢？政治、学术、经济、艺术，不已全都堕落了么？特别是说到艺术，自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哪有一部值得骄傲的作品？」举目皆是臭气熏天的车伕、随地小便的市民、当街贩卖孩童的人贩子，他不禁愤怒了，厌恶地写到：「像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世界各地都没有的。」于是，他从中国文化的憧憬者变成了厌恶者：「我不爱中国，想爱也爱不成。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
其实，不仅中国的现实让人绝望，中国史书上记载的看似辉煌伟大的历史，多半也是御用文人们闭门造车虚构出来的。据说中国人以历史为信仰，但中国的历史书写却被皇家所垄断。中国人是最擅长造假的民族，首先从伪造历史开始。日本学者高岛俊男在《盗贼史观下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所谓的冠冕堂皇道统，不过是肮脏污秽的「盗统」，陈胜、刘邦、张角、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称王称霸的盗贼相继不绝。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两大内部势力，即「绅士」和「流氓」。绅士是儒家士大夫，他们成为官僚或乡绅，构成统治阶级，号称掌握「道统」。流氓则是社会游民，聚众结党成为盗贼，并可能成为皇帝，代表了「盗统」。半部中国历史，就是「道统」粉饰「盗统」的历史。
近代中国知识人也有类似的自我反省。谭嗣同在《仁学》中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他指出，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大盗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的历史。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著『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著，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著两个字是『吃人』！」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也指出：「可以说，不充分了解乡村地痞的地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换句话说，准确了解中国地痞的特点和作用，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中国社会。」
高岛俊男的《盗贼史观下的中国》是第一本专门以中国的「盗统」为主题的专著，他以中国的五个盗贼皇帝——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与毛泽东——为标本，探究这种「盗统」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只当过短命皇帝、没有建立王朝的的盗贼：李自成与洪秀全
在本书研究的五个主人公中，李自成和洪秀全两人是只当过短命皇帝而没有建立子孙继位的王朝的盗贼，是「失败的英雄」。有趣的是，这两个人物都是中共宣传机构非常重视的历史人物，不惜以举国之力对他们进行有政治企图的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拍摄影视作品。
高岛俊男指出，李自成是当今中国人气最高的盗贼，他的失败反倒让他获得更多同情和关注。他也发现，《明史》中关于李自成的记载主要来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和计六奇的《明季北略》两本书，而这两本书的内容完全靠不住，很多材料都是来自清初的小说，「小说被史书大量采用，而后正史又根据史书写成」，于是成了一笔糊涂账。比如，《绥寇纪略》中写的李自成主持的十三家流寇的「荥阳大会」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胡说八道」，所谓「潼关南原大会战」其实发生在一千公里外的四川梓潼，进入《明史》的李巌和红娘子等人物在历史上并不存在，甚至有学者认为李巌就是李自成的「分身」。
高岛俊男认为，明末的大动乱，与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农民起义」一样，其最大特征是：官兵与流寇这两种看似对立的集团，存在著极大的交集：「由于那些找不到农活可做的男子变成闲民，到处惹事生非，所以政府就让他们去当兵，赏他们一口饭吃。那些没有被吸收为官兵的，就沦为盗贼了。官兵和盗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不管是哪一边，其实都出身于地痞流氓。」可惜，本书没有写张献忠的故事，在明末流寇集团中，张献忠是次于李自成的第二号人物，但其杀人之多超过了李自成，整个天府之国的四川几乎被其屠戮殆尽。
毛泽东很欣赏李自成和张献忠，在早年中共的党内斗争中，毛曾被政敌斥为流寇。中共建政后，毛重用军中作家姚雪垠创作三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风靡一时。文革初期，姚雪垠被打倒，红卫兵前来抄家时，却因毛的指示而未动其家中的书籍和资料。一九七五年，姚雪垠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李自成》写作情况：「敬爱的毛主席！我原先除写《李自成》之外，还有一个写太平天国的计划，也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如今转眼间已经六十多岁，身体也不十分好，而《李自成》尚未完成一半。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十四天后，毛回信说：「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一部小说，居然得到毛的亲自关照并成为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内容，可见毛及中共当局何其重视作为政治宣传的文学创作，也印证了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姚雪垠写完了《李自成》，却来不及写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研究是当代中国官方历史研究的一项「显学」，其中的某些部分亦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如毛亲自推动讨论忠王李秀成叛变问题，将其作为斗垮刘少奇的先声。毛对太平天国历史高度重视，是因为中共就是升级版的、获得成功的太平天国。高岛俊男指出：「太平军把农民藏起来的食物搬走了，也把农民的房子烧了，吃的没了，住的也没了，除了跟著太平军以外，别无选择。所以农民陆陆续续投入革命军，其实，农民们只不过是跟著食物罢了。」这跟后来中共的暴力土改非常相似。太平天国否定土地及其他财富的私有制，推行「天朝田亩制度」，「甚至可以说就是共产主义。土地都是天朝的，跟土地都是党的，相同道理」。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当然，它们都是劣质的、歪曲的山寨版本。
当上皇帝的盗贼：刘邦与朱元璋
本书中还描述了刘邦与朱元璋两个当上开国君主的皇帝的成功之路。感谢司马迁，即便被汉武帝施以宫刑、割掉生殖器，也要秉笔直书，写出汉高祖刘邦的若干流氓无赖行径。盗贼和流氓的一个基本素质就是残酷无情，即便对亲人也六亲不认。刘邦有一次被项羽的军队追击，为了减轻车辆的负担，居然将儿子和女儿推下车，驾车的夏侯婴赶紧跳下车将两个孩子捡回来。刘邦再次将他们推下去，夏侯婴又捡回来。毛也将儿子毛岸英送到韩战前线，结果丧命异邦。毛对此无动于衷，甚至得意洋洋地宣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盗贼之王对盗贼之王当然是惺惺相惜，毛读《史记·高祖本纪》后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后来，毛又称刘邦「是封建皇帝里最厉害的一个」。毛泽东击败蒋介石，如同刘邦击败项羽。既然毛泽东赞扬刘邦，江青也大肆吹捧刘邦的妻子吕雉说：「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毛自比高祖，江青对号入座自比吕后。文革前期，吕雉的「皇后之玺」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陵园附近被发现。据《汉官旧仪》上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当时，江青听说「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欣喜若狂，连忙追问玉玺的下落，命令快拿来给她看看。陕西省博物馆派专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其垮台下狱，才被中办安排送归山西省博物馆。
明太祖朱元璋的出身比汉高祖刘邦更卑微，刘邦毕过作为帝国神经末梢的「亭长」（类似于村长），而朱元璋根本就是一个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乞丐及和尚。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其盗贼品性也给这个王朝打上了深深盗贼烙印。鲁迅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鲁迅强调说，编写中国历史，要注意到「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现象，也就是说，明代的帝王，大都具有流氓气，这当然以「开国之君」朱元璋为最，永乐帝朱棣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特质。鲁迅从野史中看到了张献忠的「剥皮」，也看到了永乐的「上谕」，从而发现皇帝之「凶残」，是不在「流贼」之下的。他说：「我常说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宋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的屠城之举是传承了毛泽东的嗜杀本性，正如朱棣与朱元璋一样暴虐。
毛在《二十四史》中对《明史》情有独钟，在明朝的皇帝中则最推崇朱元璋。毛读明代冯梦龙编著的《智囊》后也写下批语：「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同陈毅等人谈话时，毛泽东又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一九五五年，毛审阅历史学家吴晗奉命修订的《朱元璋传》时，对吴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毛既然自比朱元璋，当然不愿意看到史家写朱元璋的坏话。可惜，吴晗太过愚钝，不理解毛的心思意念，反复修改此书，仍不能让毛满意。后来，吴晗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马屁拍到马腿上，毛认为这是借海瑞的典故来为彭德怀翻案，故而组织姚文元等御用写手展开批判，从而拉开文革之序幕。
在中国的历代帝王中，与毛泽东最相似的确实是朱元璋。比如，两人都是「空手打天下」，朱元璋在位三十年，将帮助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一个个都杀了；毛泽东在位二十七年，刘少奇、林彪两个接班人死于非命，其助手周恩来被其下令延迟癌症手术等于被其间接杀害，其他文武百官惨死者不计其数。
毛泽东的一生都是「造反有理」的盗贼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写毛泽东这个现代帝王。作者指出，毛出生于王朝末年，组织自己的集团，以实力打倒国内的政敌，登上皇位，然后开始肃清开国功臣，最后破坏一手建立的私党，把天下变成一家的天下。毛继承了中国的盗贼传统，但也有创新：「毛泽东这个人，在粗暴这一点确实非比寻常，但他绝不是一个野蛮没有教养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相当文雅而有教养的人。这一点是他和历代的盗贼皇帝最关键的不同之处。」毛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中国人的奴性，「中国人有被利用的特质，这是事实」。作者感叹说：「毛泽东的传记之所以有趣，根本不在于甚么共产党解放了人民﹑人民站起来了之类的胡说八道，而是在于和他比起来，朱元璋﹑李自成看起来也就不过像个小毛贼，在于这样的一个大盗怎么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怎样使普通的中国老百姓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中共将毛谥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说毛将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但毛对马克思主义只知皮毛，他夺取天下更多是向李自成、洪秀全汲取失败的教训，也向刘邦、朱元璋学习成功的经验，用历史学者傅斯年的话来说，毛乃是「山大王」一流的人物——毛读《水浒传》，比学者萨孟武读得还要透彻。毛曾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究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是「歪嘴和尚念经」，但却切合中国的现实环境。高岛俊男指出：「『造反有理』的意思就是反抗或教训地位高于自己的人是一件好事，也就是鼓励孩子忤逆父母，学生殴打老师，职工围殴老板。」当然，谁的反都可以造，唯独不能造毛的反，敢于反毛的人，如林昭，就惨遭共产政权杀害。
早年与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有颇多交往的湖南老乡、后来旅居香港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对毛看得非常透彻：
在中国文人中，毛泽东只是一个酸溜溜的典型人物；对世界的真实情况自然缺乏理解，即对所谓马列主义的认识，也不会比他们的「贺龙同志」更为高明；「一不信邪」毋宁说是他这头湖南骡子的一点长处，但「不怕丑」却使得他完全忘记了他的本来面目。截至现在为止，他依然迷信几个口号和几篇又长又臭的文章便可解决问题，以为只要经过他「鬼画桃符」的一套，便可实现他的一面反美，而又一面反苏。
跟那些隔靴搔痒的批毛论述不同，左舜生在《莫误会毛一无长处》一文中概括出毛的五大长处：一、你不可忘记毛确是一个「不信邪」的湖南人；二、他富有实践性，即幻想也无阻于他的实践；三、他顿能运思，可惜的只是「思而不学」；四、他有颇强的组织力，就他操纵军人的本领说，他不失为一个活宋江；五、他有一种「居之不疑」的气概。
历史学家余英时在《打天下的光棍》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写了一道题为〈贺新郎 读史〉的词。旗下半阙云：「一篇谈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拓庄硚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这是文革前夕，毛在暗暗调兵遣将，即将亲手拆毁他自己打造的党国官僚机器。余英时评论说：「毛完全不相信中国史上有任何『神圣』的事迹。只有盗贼和造反是值得歌诵的。毛泽东拥有『皇帝型权力』，但他真正认同的不是皇帝而是造反者。可见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史上皇帝的延续还是不完全恰当的。中国史上打天下的皇帝，诚如吕留良所说，都是『光棍』或『世路上英雄』，但历史上的『光棍』做了皇帝之后便成『正果』了。毛泽东泽拒绝成『正果』，他要永远保持其『光棍』的身分。」
对于余英时的此一洞见，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指出，他早在一九八零年代就第一次听余英时说共产党是「流氓政府」，一开始觉得太过情绪化，但后来仔细研读余英时的文章，发现余英时将中共跟明清时代绿林土匪比较，分析中共的帮派政治，说明毛泽东并非如他宣称的马、列、史的继承人，而更像中国土生土长的流氓土匪，他才相信要用这个思路来理解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至今仍然是「毛共」，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共产党，只是空有『共产党』之名而已，其本质根本不是共产党。它只是一个为夺取权力建立自己王朝的集团，连国家也算不上。中国说的『国家』，是指皇帝及其统治机构。」若用同样的史观和分析模式来看待当下的习近平政权，必定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