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罗列了中国当局渎职的证据，包括训诫“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处置疫情不及时、撒播虚假信息，审查不满疫情管控的言论，以及删除新冠病毒和死亡人数的数据等等。

进一步，报告统计了因病去世、失去的收入、慢性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以及教育损失等等因素，得出了美国损失18万亿美元的结论。

报告研究的组织者、第六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表示：

中国政府必须对其混淆新冠疫情真相的行为负责，该疫情导致100多万美国人死亡，给美国造成了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虽然我们的大多数政府人员和媒体都把重点放在对病毒起源的合理担忧上，但无论新冠病毒是如何起源的，我们也必须关注中共缺乏透明度和歪曲事实的行为是如何加速了全球疫情的流行。

最后，传统基金会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为追究中国在新冠疫情中的责任，委员会建议国会通过一项《外国主权豁免法》 (FSIA) 修正案，授予美国联邦法院对美国受害公民向外国寻求金钱赔偿案件的管辖权，而条件是如果该外国因渎职疏忽引发全球疫情，导致美国超过一百万人死亡；

委员会还建议成立美国两党新冠疫情国家委员会和中国赔偿特别工作组，要求对所有与中国的科学合作进行严格的国家安全审查，修订美国出口管制法，要求对中国的新冠病毒起源进行全面和不受限制的科学和法医调查，以及采取其他措施。

三、杰瑞米·弗里德曼：美国要想赢得新冷战，也要联合非民主国家

他指出，“冷战的胜利并不仅仅因为西方思想的优越性，更关键的是美国在意识形态上比苏联更灵活”。这种开放性使华盛顿能够更成功地培养联盟，赢得海外支持者并在国内保持合法性。

苏联的僵化意识形态导致其在国际舞台上失去灵活性。莫斯科试图通过组织和占领强行推广统一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方法最终导致了其联盟的脆弱和高昂的管理成本。更糟糕的是，苏联要求盟友严格遵守其意识形态，这导致了与中国等关键盟友的决裂。

与苏联不同，美国在冷战期间的联盟建立并不是基于教条的意识形态承诺，而是基于共同的敌人：极权主义。美国对待盟友的标准较为宽松，只要能够共同抵御苏联的威胁，国家是否完全认同美国的意识形态并不重要。比如，美国容忍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同时，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又采取了强硬的姿态，积极干预以防止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甚至支持独裁政权。因此，他指出冷战的成功经验在于美国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而不是僵化。

然而，作者表示美国已经忘记了这一成功经验。在冷战之后，美国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拼命输出价值观，导致对盟友越来越挑剔。比如，美国对于人权的坚持导致疏远了土耳其，因为加纳的反同性恋法律而停止了援助，导致土耳其和加纳都在倒向中国。

他指出现代美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重新审视这一成功经验，学会容忍和接纳不同制度和领导人的存在。更进一步，美国当局应该通过加强与有缺陷的民主国家和其他不同制度国家的联系，重新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因此，作者提出“美国需要避免将与中俄两国的竞争简单化为民主与独裁之间的较量”。这样做不仅不利于建立广泛的全球联盟，反而会失去一些潜在的盟友。作者特别警告，美国应该立即停止民主峰会，因为这些峰会不仅显示了对专制国家的不尊重，还增加了对美国虚伪的指责，最终导致非民主盟友的疏远。

比如，意识形态的僵化阻碍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而这些协定对于巩固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至关重要。美国需要更加灵活，不再对参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挑剔，从而推动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实施。

最后，作者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在维护国际秩序的同时容忍多样性的存在。“为了防止中国和俄罗斯颠覆世界秩序，西方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的伙伴联盟，其基础不是民主，而是尊重国际边界和法律。否则，西方将面临潜在盟友队伍缩小的风险，并将各国推向竞争对手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