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次课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老师落座来巡查听课，课下走到讲台与我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我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当时我班上的前几排学生马上应和，帮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我对他的经历很有共鸣。因为我曾经也在家乡当大学老师，教建筑设计，后来下定决心辞职出国读书，从此一去不回头。当时学校的政治化并未那么严重，但行政凌驾于教学乃是常态。

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对教学抱有极大热情，因为发现班上的学生普遍基础不好，我和另一个搭课的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费尽心思为他们制定补充教学和练习内容，学生的反响非常好，一些有天赋的孩子进步神速。但是没过多久，我们就因为教授“超出课程大纲”的内容而被另一个班的学生和老师举报到学校，课程被叫停，我们甚至被调查和约谈。

后来，我发现老师连一些基本的自主权都被干涉，比如说给不合格的学生挂科，副院长会打电话来劝：“不要挂太多，分数要给高一点，否则学生成绩不好看，也影响我们系将来过评估。”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也是为了保护你们老师。”有时就连一个普通辅导员，都可以打电话来要求给关系好的学生改分。而那些懂得配合领导的议程，却不管学生的老师，获得了最多的赏识。

但平心而论，比起高校稳定、悠闲的工作氛围，这些小烦恼都不算什么，我很快就习惯了得过且过，也变成了一个会划水、敷衍了事的人。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深陷进怠惰的泥沼里无法自拔。我年纪轻轻就停止了成长，感受不到工作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我陷入了一种慢性的抑郁状态中，日复一日，对未来感到绝望。

让我最困惑的就是，为什么我明明过得非常痛苦，周围的人却还都说好，羡慕我拥有编制和全民默认的“女性最佳职业”，父母也为我的“完美到站”而心满意足。一开始，我也告诫自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后来，我怀疑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这就是中国中产们从小为孩子所构建的“幸福生活”？简直可笑。

我尝试了各种“自救”，读书、健身、写作、养猫养狗、背包旅行……但这些活动都未能安抚我的焦虑、将我重新激活。我觉悟到，如果我还想继续停留在安全区里，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只敢通过消费去获取消遣，所谓的“自我提升”就是自欺欺人而已。

现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离开的是一种存在主义危机。我看过一些人在四十、五十岁的年龄从体制里出走，他们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彻底改变轨道。这个“体制”不仅仅是指公职，而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主流式生活。他们辞职、离婚、移民、重新求学……决定去做自己一直以来渴望的事。因为在生命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时候，人总会升起一种紧迫的冲动——他们想真实地活着，他们想去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想去寻找、实践真实的自我。

只是，当人生已过去大半，出走的成本也变得过大。我很幸运，在三十出头的时候感受到了这种冲动，并选择相信自己的感受。我听不进所有人的规劝，甚至和爸妈大吵一架，也非离开不可。在别人看来这只是任性，但对于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决定。

家庭往往就是体制的前线

七年的时间一晃而过，离开时的心情仍记忆犹新。如今我已习惯了加拿大的生活，交到一些如家人般的朋友，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生，再也比不上我曾在国内拥有过的一切，但却是我拼尽全力获得的。

在这段旅程中，我曾经意气风发，而后颠沛流离，也有过跌入谷底的时期，历经打击之后再也不复年少轻狂。但回过头看，它堪称一段非凡的英雄之旅，我遇到的人、经历的事和他们带给我的启发，都是曾经身在体制里的自己无法想象的。这一切都让我认识了我，并最终成为了我。我生命中珍贵的东西，也在这个过程里水落石出。

正因为亲自走过了一遭，我更明白要成功脱离体制，以及脱离被体制化的生活是多么困难。要应对自由所伴随的巨大不确定性，除了自身不懈的挣扎，还有赖于很多“特权”和运气。我的父母虽然一开始不同意我的选择，后续却给了我毫无保留的支持，在我每次失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借机奚落，也从不旧事重提，只是鼓励我重振旗鼓，去做下一次尝试。但我也不会忘记，是我的“固执己见”重启了人生，我为我当初没有交出自己而骄傲。当我上路的时候，他们因着对我的爱，也不得不随着我学习、成长、调整心态和眼界，然后才渐渐和我走到了一起。

如前所说，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体制，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老中”，远在我们想要考公考编之前，远在我们进入社会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被体制规训。国家与家庭的一以贯之，意味着家庭往往就是规训的前线。如果父母对体制缺乏反思，那么这些规训都将以亲缘为渠道，以爱为名行之，其效果也超过国家机器。

说到家庭的规训，王路的文章阅读作者反复的精神自戕，以及对“体制”近乎魔怔的执念，都令人无比窒息。在另一篇当你走出了自己的路，再回过头去看——离开体制，你确实失去了一些“好处”，但是当你的心智早已成长到了更高的境界，不再认同过去的价值，又为什么会为此难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