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祥晴小档案
1964年生于台南，从小跟著父亲学「放电影」，走过与歌舞秀共存的戏院年代、乡野放片兼卖药、帮庙府与教会放电影，配合赌徒酬谢鬼神，墓仔埔也敢去。直到电视台与数位放映时代来临，从手工卷片、接片再放片，到现在按一按遥控器就可以放电影，还是最爱听放映机卷动胶卷哒哒哒的声音，亲像有真多话。
魔羯台风外围环流扫过南台湾这日，雨落不止，但酬神这事，可不能停──农历8月初四是台南盐埕万应城隍府的城隍圣诞，信徒安排一场「露天电影」替众神「做生日」，接手这个工作的高祥晴也早已在前夜趁著人少车稀，冒雨在城隍府前的十字路口架好影布，等著白日过去夜色降临，再来「放电影」。「我18、19岁，开始带师傅，自己『做』，就是在这里，一直到今年<!–__ANNOTATION__={“text”:”（编按）”,”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访谈时为2024年。”}–>，我都要<!–__ANNOTATION__={“text”:”做60″,”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指过60岁生日。”}–>了。」
1964年出生的高祥晴回忆：最初在这比邻小巷与大马路的城隍府做「路边电影」（露天电影）时，总是一次就放4场，分占城隍庙门口、旁边与后方，而他一个人就得同时操作两部电影──一台放映机投向前，另一台则投向后，好节省人力。随著时代推进，「看电影」的方式多有变化，时至今日，露天电影依然存在，却又不知道谁会看──就像那单挂在台南市区马路车流中，偶尔引人抬头的影布一样。
如同这座城隍府年复一年请高祥晴来「做电影」的恒久关系，高祥晴对露天电影的坚持，也是时代无法撼动的长情。「以前我觉得做电影很『<!–__ANNOTATION__={“text”:”㤉潲”,”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gê-siâu，台湾台语，表示讨厌的粗俗用语。”}–>』，但现在叫我放弃⋯⋯，」他顿了顿，「我感觉『足毋甘』（很舍不得）。」即使放映一场露天电影的报酬只剩2,000，与1970年代动辄15,000元的收入无法比拟，但高祥晴仍是能有一场就是一场地做下去，「一世人」都在这份工里。
细汉玩底片，大汉做电影
就像台湾那些子承父业的故事，高祥晴会踏入「做电影」这途，也是跟著父亲的脚步。
父亲高镜山就读小学时期，受太平洋战争波及。盟军对日本殖民的台湾发动空袭，家住台南市区的他无法好好上学，便与朋友骑著「孔明车」（脚踏车）到麻豆学放电影──彼时电影放映要靠手卷，机器不带马达，画面黑白且需要读书人当辩士，说明那光影建构的世界。
年幼的高祥晴跟在父亲身边，能把玩的只有电影胶卷，「以前底片很像纸，带著一点油味，我会拿出来拆，拆得很高兴，那个声音很响。」他回忆：因为放映机聚光热度很高，胶卷又带油，如果温度太高，还可能烧起来。「以前戏院没有禁止抽烟，观众时常抽烟吃东西，没几个月就会把影布熏黑，这时就要喷上银粉来维护影布。」高祥晴笑说，「银幕」两个字，就是这么来的。
一直到高祥晴上了国小，高镜山才掌握所有技术，回到台南市的中华戏院当机师长，而这时的电影放映机已经电子化，带有马达，放片无须靠手卷。当然，戏院演出内容也随著时间推进而有变化──那个时代电影数量少，半年才产出一部新片，而一部电影一放就是3个月，因此，能在戏院填充档期的表演多是布袋戏、歌仔戏、皮影戏，每当轮到这些表演上场，技师们才能抽空维修机器；然而，当高镜山回到市区这段时期，在戏院里搬演的歌仔戏、布袋戏已经没有办法吸引到观众，只好转到庙府（宫庙）演出。而歌舞秀则在此时於戏院登场，与电影一起在戏院分配档期。
「有的女生不想脱衣服，哭哭啼啼，就被拖到门口⋯⋯。」年少的高祥晴在戏院看著这些幕前幕后，心情复杂，这些女孩子大多都是原住民，「我听老一辈的说，都是因为她们的爸爸爱喝酒，把她们卖掉，我看了觉得很可怜，我爸也没办法干预，因为（歌舞秀）背后都是黑社会。」
尽管歌舞秀大家都爱看，但僧多粥少，不一定有足够的歌舞秀可以排进档期，此时，戏院就会调色情片当备案，如果有闲置档期就排片播放，也会安排人员在外头看顾，如果遇到政府查缉，就要赶紧向里面的人通报，将片子藏起来。但某次因为外头的人没通报，戏院被警察捉到违规，高镜山因这仅仅5分钟的色情片被关了3个月，中华戏院的营业执照也被吊销，直到一年多后，方以「子都戏院」之名，换壳营业。高镜山又回到戏院工作。
过往，很多人都想挖脚高镜山，因为他不仅会放电影，也会拆修机器。在戏院停业时他并不怕没工作可做。当他提到外面有人找他帮忙做事，老板也没阻止，「只要不要影响戏院就好。」后来戏院老板去世、儿子接手管理后，这个「少年头家」与高镜山产生不少冲突，高镜山才愤而辞职。当时高家生活条件并不好，高镜山夫妇得边卖玉米赚钱，离开戏院后，玉米园的朋友建议他去「卖药」。
当时夜市会卖些民间制药，像是「猴标六神丹」等这类胃肠药，高镜山便与朋友合作，一人卖药，一人放电影，电影放个2、30分钟就中断休息，趁机卖药，「一部电影两小时可以切成好几段来卖药。」这个商业模式营运的头一年，他们不仅从夜市走到乡下，还从山线移到海线，因为愈是不热闹的地方，照明愈少，既适合放电影，也因缺乏竞争，药比较好卖。
台南盐务局注意到这种「露天电影」形式，希望也能在假日放电影给盐务局员工看，便向高镜山提出邀约。高镜山有些迟疑：放电影没问题，可是，他没有戏院的执照（营业许可证），无法拿到片子。但显然不需要太操心，盐务局会写公文取得片子，不仅如此，还可以取得最新型、轻便的日本进口放映机，供高镜山放片。这时，高祥晴已经升国中一年级，跟著父亲到盐务局位在七股的宿舍帮忙。高家人帮盐务局放片十余年，一直到1990年才结束。
学师仔，路边电影好年冬
「没办法，阮毋成囡仔，又顸颟读册。」（没办法，我就不学好，书又读不好。）
高祥晴约莫才11、12岁，就被父亲带出去做事，只能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国中的最后一学期，导师询问他升学意愿，在明确表达无意升学后，被老师安排到台南市区的电子公司实习──如果表现良好，毕业后就能直接取得正职工作。高镜山在高祥晴准备去实习的那一天，直接叫他「免去」，至此，他正式成为父亲的「学徒」。
高祥晴坦言父子关系并不好，只要看到父亲骑摩托车出现眼前就会闪避，什么委屈或想法只告诉母亲，对于父亲，只是一声「老的」（lāu–ê）。虽说如此，从跟著父亲做事开始，他完全服从父亲的指令与作息安排：早上5点半起床去摘玉米、将玉米载送到水交社（空军菜市场）让母亲贩卖，两人在市场吃早餐后，他便随父亲回家卷片，午休过后，再出门架机器，开始露天放映。如此一日复一日。
刚开始工作时，高祥晴仍未成年，只能骑脚踏车运送胶卷或器材；待他国中毕业，高镜山买了台「石桥兰蒂50」给儿子。「做工的人一年到头都没有新衣服，都穿工人服，警察以为我是一般工人。」高祥晴说自己18岁终于去考了驾照，等于无照驾驶了3年，「不然，脚踏车要怎么载？虽然我后来技术好到可以载多一点，但爬坡真的很累。」若要到远处，就会请「车工」，协助载运机器。
彼时，因为家人跟会的关系，高家负债千万。「天还没亮，人就上门讨钱了。」一家全靠母亲卖玉米、父亲放电影，拚个一年半载还完债务──也因高镜山去协商让债务打了折，稍稍减轻负担。「我们就吃菜市场卖剩、别人分送的菜。」高祥晴道：当时赚的都是「实钱」，一场收入15,000，一天做个3场，加上省吃俭用，他们家才能全力清掉债务，从零开始挣钱。
只是，别家孩子可以恣意挥霍的青春，高祥晴却没有。他说自己不曾去「抽钥匙」（联谊玩乐），一年365天几乎都在工作，就连「<!–__ANNOTATION__={“text”:”二九暝”,”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jī-káu-mê，台湾台语，指除夕夜。”}–>」，也因为没有师傅愿意出勤，由他独自工作。本是该吃团圆饭的夜，却被劳动填满。回到家已是11、12点，父母入睡，独自清醒的他，只好去夜市钓虾──这是他打发时间的方法，也是唯一的休闲娱乐。当时夜市钓虾要花10元换一支钓竿，他花上100元，就可以耗上两小时，钓完就回去睡觉。次数多了，老板也认识他了，不仅在他第三支钓竿换成「线不会断」的那种，还留他下来喝酒吃烤虾。
高祥晴的每一天都被工作占满──周间是庙府，周末是盐务局，就连教会也有放映露天电影的需求，高祥晴回忆，教会较偏好洋片，但洋片也比较贵。当时，大制作的好莱坞片，像是《007》的价格，片商会开到7、8万，但这并非露天业者可以吸收的成本，他们只好请教会自行向电影公司议价。「其实教会都有后台，像是国防部、新闻局，他们说一句话，电影公司不敢说第二句。」在两蒋时代，不只是教会，连盐务局想要看的电影，都是「打通电话就解决了」，他们靠的无非是权力背景，「邵氏电影的片不好出，戏院放完就送回去，不会让你去路边放，中影的拷贝也不会给你路边放，可是盐务局如果要放就没问题，只是会要求他们放爱国片。」
高祥晴偏爱武侠片，他认为当时台湾的武侠片拍得比香港还要好，也比较受欢迎，倒是在台湾影史上留下话题跟塑造偶像明星的文艺片，在他的经验里，就不受「主家」青睐──他们称花钱买露天电影放映服务的客户为主家──像是琼瑶电影，约莫是他20多岁时在市场上出现，但只要放映这类文艺片，「主家」就会骂：「都几岁了，还谈恋爱？」
「那个时代还是农业工业时代，大男人比较多，看不惯这种片，如果看武侠片就会很高兴。」这对高祥晴而言也是双赢，「有这么多武侠片可以放，我们也希望多放一点。」至于其他类型呢？那个时代如刘尚谦演出孙悟空的《新西游记》（陈俊良，1982）、陶大伟唱「嘎嘎嘎呜啦啦」<!–__ANNOTATION__={“text”:”（注）”,”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1983年《迷你特攻队》电影主题曲。”}–>这类奇幻、动作片，还有喜剧片像是猪哥亮主演的电影，一直到1994、1995年朱延平拍摄的商业片──如郝劭文主演的《新乌龙院》（1994）都造成风潮，「喜剧片比较好拍，成本比较低，片量就很多。」
由于电影拷贝是从首轮开始依序往下轮，底片因此多有磨损，如果放映师疏忽，可能还会有断片的情况出现，等拷贝轮到四轮馆，两个小时的电影可能只剩下一个半小时的长度。「所以我们去买片的时候，5罐底片的长度，跟准演证上面写的都不一样。」高祥晴解释，当时他们跟电影公司买片是一批一批买，假设一批10支需要支付的价格是12万，如发现拷贝有问题，高镜山就会杀价到10万。「当时的电影还有分主片跟副片，副片是票房比较差的。」高祥晴举例像文艺片就是票房比较差，那买回来要干嘛？「买回来剪成片头跟片尾，加在本片前面。」因为机器启动需要时间，而这段影片刚好可当导片，让机器暖身启动。
露天电影本来是高镜山的「独创生意」，但见他做起来后，许多人也想加入，高镜山也不藏私，大方指导，于是形成一个「行业」。虽说如此，露天电影业者之间并无竞争关系，反倒是和戏院有著竞争扞格。「首轮戏院播完电影下档，片子可能只存放一天，就要送回台北，有些『路边老板』会给戏院钱，让他们可以把片子带出去外面放。」高祥晴进一步补充：这些「路边的」放完电影后，会在晚上10点半将片子送到车站，并在原本运费上多加点钱，安抚这些等候的车站人员。
「但我爸不会这样做。」高祥晴转述父亲的观点：他认为「首轮馆」跟业者如此合作，实在没道德，会把三轮、四轮馆的生意弄坏──不管这些戏院电影票多便宜，营业都需要成本，「他们有营业的权利，我们没有，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不合法的工作啊，没办法。」为此，高镜山还出面调解，保证露天电影只会放映五轮戏院下档、至多四轮戏院下档的电影。「谈是这样谈，同业不会这样做。」高祥晴当时才18、19岁，已经开始带师傅、独立作业，他忆起这些同业，只想讨主家欢心，好继续维持关系，「台湾人就是这样，如果有受过日本教育、有日本精神，就不会这样做。」虽没有明说，但他指的就是自己的父亲。
当时，除了经营露天电影业者是因高镜山指导而萌生，许多四轮、五轮戏院的老板，也是他在电影院当机师长时带出来的学徒，彼此关系很好。有时候，四轮戏院老板会将下档的片子交给高镜山，让他们在「路边」放个一星期，再拿去火车站寄送；甚至四轮戏院票房差的电影，老板也会以一晚500或1,000元的价格，让高镜山拿去外面放。
「那时电影票大约一张30、40元，就算那些电影放一晚可能赚不到1,000元，也还是得做。所以就给我们做⋯⋯不过想看电影的（观众），都在首轮、二轮就看完了，片子到四轮就差不多了，谁会看？可能就是些没事做的老人，到戏院吹吹冷气，打发时间。」
高祥晴解释，四轮、五轮戏院位在地方村落，而高家的露天电影则是在台南市区，彼此之间无拉客竞争关系，因此能互相合作。
和盐务局、四轮戏院合作虽能增加收入，但高家的生意来自民间信仰的也不少。「很多是庙府（宫庙），可是一间庙能有几尊神明生日，大多是正驾做一做，或是多个副驾，不可能整座庙的神都做。」在高祥晴心中，「私人坛」（私下供奉、敬拜神明者）形成的市场比较大，只要他们觉得电影好看，就愿意继续花钱。
然而，就算「私人坛」愿意花钱，也没有比签赌的人更浪掷金钱。在爱国奖券、大家乐时代，疯狂赌徒为了求神、酬神，会放电影给好兄弟跟神明看，甚至不惜将戏台搬到「墓仔埔」（墓地）去。「那时的墓仔埔很热闹。」高祥晴说，即使墓仔埔没有电让人放电影，签赌的人仍执意而为。「以前电影放映机都是用碳精棒（カーボンロッド，Carbon Rod），如果没有足够电压根本不够力，所以他们会花钱找台电来装临时电力，台电如果不愿意，他们就找国大代表、议员（关说或施压），一句话，电就来了。」
「钱死，人不用死啊。」高祥晴在那段时期看尽人为钱疯狂的样子，那些人已是「1,000万下去输赢」，牵个电不过就是10万、2、300万的数字，算什么？「那个时候，发疯的很多，得心理病的也多，还有人请神明，最后再把祂们丢到墓仔埔或水沟⋯⋯。」讲起这一段历史，高祥晴不时摇头感叹，旋即又煞有其事地说：在大家乐出来之前，台湾有很多孤魂野鬼，像台南在地就有「魔神仔」的传说，有些人会无缘无故失踪，但如果庄头放鞭炮，人就会出现──明明这人一直在原来的地方，大家肉眼却都看不到。
「大家乐这段时间，鬼都不见了。」高祥晴虽笑说这是题外话，却又一脸正经补充：鬼和人是一样的，「<!–__ANNOTATION__={“text”:”腹肚那枵全步数，腹肚那饱无半步”,”annotation”:”
“,”pureAnnotationText”:”肚子饿会想尽办法混口饭吃，肚子饱的时候会什么都不想做。”}–>」，「这我的感觉啦，因为民众请神、还愿都会拜拜，找道士念经，找我们做戏，就都被超渡了。」
露天电影事业在高祥晴手上逐渐有了成绩后，高镜山也将工作慢慢放给儿子。这时高家还完债务，高母继续卖玉米、粉圆，全家埋头干活攒了不少钱，高镜山则将这些钱都拿去换金条，不料，却被长子悉数拿走，最后郁闷而逝。「那时他才60岁，才领没有几个月老人年金，人就走了。」高祥晴叹息，这真的是无法预料的变故。
时代，一直来一直来
“,”pureAnnotationText”:”第四台为有线电视的代称，自1970年代开始，在当时台湾依法成立的三家商业电视台之外，民间私营的各种地下电视台的统称。早期主要利用盗版录影带、录影设备、卫星天线及缆线播送，遭政府取缔，1993年7月16日由中华民国立法院、行政院新闻局等政府单位订定《有线电视法》（今《有线广播电视法》），1994年起，政府开放资格审查并发放业者许可证，有线电视正式合法化。”}–>露天电影才踏入落日之境，已是黄昏。
「放电影的时候，主家会抱怨：这个昨天在第四台看过了，你还放？」高祥晴原本以为，在家看电影跟在外看电影的感受不同，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他发觉：人们一旦付了钱，就会想要让它「有价值」，「会一直看，看到饱」；况且，出门看露天电影，又热又会被蚊子叮，还不如在家看电视。
第四台出现时，第三代高璞元才刚出生。而露天电影也从1970年代一场报酬15,000元，到80年代因竞争而降价到7、8,000，90年代已剩4、5,000元，第四台合法化后，只剩3,000。「我请师傅1,000元、买个影片放映权，钱就没了。」高祥晴称自己当时根本请不起人，只能让儿子当童工，因此，高璞元在国小三年级就跟著父亲出外放电影，比高祥晴跟随父亲工作的时间还早。幸好，科技已进步到连小学生都能操作放映机的程度，「第四台出来后，我就弄个夏普S55U出来做，那时候的片子是小的录影带。」
生长在台南中西区南厂的高祥晴，60年来几乎未曾离开故乡，只有80年代都市重划，因重建被迫暂迁，几年后回来，原本家里囤积的千支电影胶卷已无处可放，只能找个仓库存置。此前，曾有个大学教授提议收藏影片，高祥晴同意，也提出但书：就算自己出底片钱，也要留下一份拷贝。对方不肯，直说「给他们，就是给他们了」。
露天电影刚出来时，高镜山因这独门功夫受到尊重，但现在，人们已不觉得放映露天电影是个专业，对他们的态度也改变。高祥晴强调，事实上，挂影布，就是一件需要经验与技术的活。「互相尊重很重要，我们虽然是顸颟读册才来做这行，但我们也是人啊，大家要互相啦。」高祥晴悠悠说道。
而那险被大学教授拿走的千支电影胶卷，虽留了下来，却不敌2009年莫拉克风灾侵袭。大雨打落仓库屋顶，胶卷几近全毁。访谈间，高祥晴以某部电影举例时，就会想到自己曾有这个片子──像提到成龙拍的《笑拳怪招》（1979）心生扼腕：「我本来有这部片，但那个八八水灾吼⋯⋯。」
风灾摧毁了胶卷，也淋坏了器械；胶卷就此作废，但高祥晴还是能修机器。访谈这天，雨打屋簷，滴答声响，他比了比屋外的机器说：「就算雨淋，也没有关系。」这些保存至今的笨重放映机，散落在高家各处，仅剩的胶卷则在仓库。高璞元结婚后，妻子林佩褕看到家中收藏相当惊讶，不断强调：「这些千万不可以卖掉、不可以处理掉。」面对儿子自小抗拒接手、不愿学习这些放映技术，高祥晴只是无奈，传承似乎面临了难关，不料，入门媳妇却对仓库里的电影胶卷兴味盎然，「我比较幸运，刚好我儿子娶到这个老婆，很重视⋯⋯。」
在林佩褕的鼓励下，高璞元和妹妹不仅协助父亲，还思考如何转型，最后成立了熊南人电影映像有限公司。
足毋甘的路边电影
1990年代，露天电影这途再也无法养家活口，高祥晴于是效法父母以卖玉米养家还债的精神，也在夜市卖点吃的、便宜的衣服、或是射水球，兼在家做点手工，好把孩子养大。只是这些生意都做不久，也赚不了钱，只要有人想放电影，高祥晴就会回头继续做，「老客户还是要顾啊。」
媳妇林佩褕直言：对于露天电影的「难以割舍」，是这家人没有办法真正转行、做其他生意的原因。
「你想想，你做小生意、卖个烤鸡腿，就要一直做下去，累积客人，让客人知道他明天来买，你还在这里。但他们家不是，是有电影可以放，摊子就收一收去放电影，这样生意怎么可以做得下去？」
「他们家很穷的时候，一家四口会煮两包泡面分食，泡面要加很多水，睡觉才不会饿。」林佩褕曾听丈夫谈论过，正是一起度过那样贫穷的日子，才会平时吵吵闹闹，关系却非常紧密，即使高璞元曾想逃离这个负担，最后还是会回家。
高祥晴也知道问题，但就是无法离开这一行。他说自己仍坚持手把手教儿女，希望他们学会这行的技术，至于，儿女愿不愿继续，他就无法过问了。「只要我还没死，机器坏了我都可以修，我现在就是要把功夫传给他们，不想把功夫留在他们阿公的棺材里。」高祥晴说，孩子们不用拿这个功夫做自己的事业，但留下来当传家宝也好，如果别人需要这个技术，还是能找他们协助。话锋一转，他又故作潇洒：「其实没差啦，他现在可以拍片、当导演也好啦。」
但，口口声声「我就是艰苦人，我很后悔，不知道电影死得这么快」的高祥晴，继续坚持露天电影的原因，仅只为了将功夫留给后代吗？高祥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仅是反问：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都在电影院里放电影，一天要做12场电影，还是继续做？不会得忧郁症，也不会发疯？」
他说的正是他自己──曾经因为缺工，父亲叫他去戏院放了一个月电影，日日关在放映间耗上一整天，非但无怨言还很喜欢。「电影放映机会出现哒哒哒的声音，如果坏了，是喀喀喀的声音。」高祥晴觉得当时自己一直在听机器说话，也产生感情。
「放露天电影时，我会去巡场。我们这里有5、6组机器，我每次都要到放映机前看影像怎么样，机器声怎么样。」高祥晴自嘲，也许自己是个神经病，发了疯，但他总觉得机器在跟他说：「老弟，你来了啊。」仿佛每组机器都在跟他说话，而他也能回应──光是听到机器声就知道哪里有问题，能进一步维修。「这种感觉，这种感情，别人很难体会，我也很难跟人家讲啦。」高祥晴说，这些机器如同他的兄弟，他靠机器吃穿，没有机器他无法工作，而没有他的操作，机器的存在也没意义，「它们的生命和我的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
每每提到机器，高祥晴就会流露出自信──这个国中三年级跟班导师说自己对电子机械有兴趣的男孩，尽管日后未能真正学习机械，但与放映机朝夕相处的他，发现自己比父亲还熟悉电影放映机，也懂得怎么自行拆解维修。像是台南盐务局购买的电影放映机坏掉后，他带回家修理，花了3个月，让它得以正常运作。由于这台机器是日本进口零件组成，轻便好用，就算有人想花钱购买，高祥晴也极度不愿，对父亲说：「如果你要卖掉，我就要再把它拆掉。」他说服了父亲，这种机器很轻，一个人就可以带出去工作，省人工。
最后放映机不仅留了下来，底座还刻上高祥晴的名字。至今仍放在高家。
结语
2024年9月6日大雨不止，高璞元开车载著高祥晴朝放电影的地方去，一路上吵闹斗嘴，怀疑先行前去准备的小女儿慧懿是否准备得当？如同纪录片《卡梦Kābon》的气氛：上一代抱怨下一代做不好，下一代觉得上一代啰嗦。
车近万应城隍府，只见傍晚下班车流映照著雨幕，而影布则立在城隍庙牌之前，高祥晴转过身再次强调：「我从18、19岁，就在这里做到现在。」影布前，有台摩托车，车椅上是个小型放映机。高祥晴走来走去调整，高璞元撑著伞让妹妹守在放映机旁，方才在车上的碎念，此时化为柔情，亲暱支持她。
而高祥晴则在念完戏采、电影开始后，退了下去。这个大雨滂沱的十字街口，只剩下影布上的光影，还有看戏的神明。
【电影不欣赏】专栏介绍
电影从一道光束开始，映照出时代与生命的光辉与阴霾。无论光影或暗影，都让世界与人产生共震与共鸣。然而，一部电影不只是一则文本，电影内外所含括的，除了自我经验的投射外，更附带著社会、文化与历史的记载轨迹；于是，电影其实不该只是被欣赏，要探究电影之中更深刻的意义，就从「不只是欣赏」电影开始。
本专栏与「全国最悠久的电影杂志」《Fa电影欣赏》合作，由国家影视听中心独家授权刊载，文章以观点、论述、档案、历史、展示为经纬，陈述电影文化及电影史多样性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