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钢索的人」李登辉——《台湾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台湾民主化现场》书摘

思想坦克

第五章
民主化与「走钢索的人」李登辉的斗争——谛观「宪政改革」的政治过程

1「向若林询问选举评论」——与李登辉的第一次接触

迎向台湾政治的激荡期

一九八六年九月,蒋经国容许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成立,自此台湾的政治便进入动荡期。彼时取得东大助教授职位的我,在每个动荡的阶段都被要求撰写时事评论性的文章,与此同时也为自己的学术性台湾政治研究打稳基础。

此处先整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史。自一九七九年底的美丽岛事件起至一九八六年民进党组成为止,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主义体制的动摇期。之后历经一九八七年解除长期戒严令,依据宪改后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政治制度,基于此实施国会的全面改选等过程,到一九九六年初实施首次总统直选的民主政治体制最终成立为止的十年期间,则是从威权主义体制走向民主体制的转型期,也就是民主化期。一九九六年之后则是后民主化期。

民主化期之所以是政治的动荡期,不仅因为在新规则下举行国会与总统选举,政治菁英发生一次大整编,还与独裁者之死引发国民党内政治动荡相互重合。

蒋经国做出让政治开始自由化的重大决定后,于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过世,死因是长年的糖尿病。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规定,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接续蒋经国剩下的任期,果不其然导致国民党内爆发激烈的权力斗争。

从后见之明来看,前文介绍的蒋经国死后副总统李登辉成为掌握实权的领导,也就是「李登辉=沙达特论」确实言中,但理所当然一开始并不能预见这样的结果。身为本省人,仅是蒋经国时代国民党体制中的从属菁英,这样的李登辉即便依宪法规定成为总统,究竟能否掌握实权?若能,又能掌握到什么程度?他将会如何运用这样的权力?从一九八〇年代末起至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为止,这段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归趋,与已经打开突破口的民主化走向,持续著相互弥合的政治过程。

当然,我身为一介学者只不过是个外部的观察者。即便如此,还是与在台湾政治中存在感迅速提升的李登辉有了少许接触。

错失见面的机会

前一章提及,在我还是助教时,有前辈学者想为我介绍还在担任台北市长时的李登辉。试著重新整理一下记忆,该位学者是山田三郎老师(当时担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山田老师是农业经济学者(主要著作《亚洲农业发展之比较研究》),应该是与同为农业经济学者的李登辉在国际会议的场合认识彼此,双方大概是也可藉日语进行学术性对话的关系,对于我这种学者预备军的后辈,写封介绍信之类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获得介绍的时期大约是在一九七九年秋。推估是在我也加入的亚细亚政经学会的年度大会上。隔年(一九八〇)春假,我计划著时隔七年的第二度访台,此时正是美丽岛事件发生之前,我虽对同时代的台湾政治产生关心,但尚在初步阶段,缺乏拜会台北市长的内在动机。对台湾政治的关心,在第二次的台湾旅行中才终于确立。

只是,逃脱的鱼总是最大的(得不到的总是最好的)。先不论见面后会谈论什么样的话题,若能在李登辉成为最高权力者之前,亲身感受那位被司马辽太郎形容为「宛如用刚从山上伐下来的大树,粗略地雕刻了眼鼻似的」(《台湾纪行》)的人物所散发出的气场,或许我也会变得有所不同。年轻时即便视野有限,但感受力则格外敏锐,若当时能够积累下这种无法以言语形容的感受,说不定之后对台湾政治会拥有更宽广的看法,至今我仍如此认为。

第一次的接触是透过间接的问答

当我开始集中心力于同时代的台湾政治研究后,才出现与李登辉的连接点,而这是错失首次机会十年之后的事情。实际上,此事在二〇〇八年出版的《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东京大学出版会〔编注:中文版于二〇一四年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中,曾以注释的形式披露过。因为判断此时已是李登辉从总统退任八年后,即便公开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连接点发生的时间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台湾最后的增额立委与县市长、县市议员三合一选举之后。此处先原样引用该注释。

「一九八九年底,笔者于结束现场观察后回国,得知当时的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处副代表钟振宏于笔者出国期间,不断来电留言希望能会面。与他联络上并碰面后,才得知他接到总统李登辉本人的电话指示,希望能听听笔者对此次选举的评论。笔者于是表示,鉴于国民党掌握媒体,并拥有民进党所无法比拟的组织力量与财力,总得票率不到六成,事实上可谓惨败。」(前揭书,日文版四三一页、中文版二六一页)

钟振宏氏是从政府的宣传系统一路爬上来的人,李登辉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时,钟氏担任新闻局长。在当时的外交系统中算是少数李登辉的心腹。因此,透过钟氏收集情报可说等同于借由李登辉个人管道进行情搜。掌权者除了从政府、情报机构、党等官方途径获取情资外,同时经常也会利用个人人脉从其他管道收集情报。许久之后笔者才得知,此时李登辉也询问了美国的观察家的见解,因此我属于这种情搜管道底下的其中一人。

面临迫近的重大政治时程

从事后诸葛的角度来看,此时期李登辉被迫做出极为重大的政治决断。我在前述二〇〇八年的著作中推测,「最迟到一九八九年底选举之后,李登辉才较具体地决定与反对力量再度交涉,以推动民主化」,其根据之一即是前文引用的附注。

接续在任内过世的蒋经国,李登辉的总统任期至一九九〇年五月为止。在此前的三月,国民代表大会将举行正副总统选举,其中除了多数延续旧制未经改选的「万年国代」,还包括透过「增额选举」产生的少数代表。此外,在此之前,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也将先行决定国民党内部的正副总统候选人。

在此重大政治时程之前,国民党政权内的各派系中握有影响力之外省人也开始行动,进入后蒋经国时期不久,国民党要员之间相互牵制的均衡行将崩毁。同时,在野党民进党面对从蒋经国末年至逝后不久制度化之「附加限制的自由化」(新成立政党不得主张「台湾独立」)以及缓步的政治改革(以发放退休金促其自发性退职的形式来解除「万年国会」)感到不满,此外,对于把宪法的重要条款束诸高阁,长期以来作为治安法治依据的严苛《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依旧未被废止的状况,更是大感不悦。这种状况从戒严令解除后台北街头陆续、不断出现各种高举政治、社会改革要求的游行、集会即可清楚看出。

决心成为「实权总统」

一九九一年夏季左右,许水德以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身分赴任,笔者听到他以日语发表评论,称李登辉是「赤手空拳进入总统府」。在外省人看来,李登辉不过是蒋经国基于政治战略提拔的本省人从属菁英。一如前述我的推测,反对势力不满蒋经国挂保证的温吞改革,李登辉若打算与他们进入二度交涉,就不能仅成为外省人菁英为他设定的「暂时总统」、「傀儡总统」,而必须是自身拥有独自交涉能力的「实权总统」。为此对决的时刻迅速迫近。若强加忖度李登辉的内心,那应该是「从清水寺的高台上一跃而下」(清水の舞台から飞び降りる,下定决心豁出去做)的决心。不过,如果没有此时的决心,也就不会出现日后被赞为「民主先生(Mr. Democracy)」的李登辉。

即便如此,以上是我自己认为较为可靠的推测。即便曾有机会,但关于此时的间接询问却在我疏于向李登辉本人或钟振宏求证之下,二位都已过世。对于自己未搞清楚此事只感到羞愧。如此一般,虽说只是间接的、单方面的问答,不过这就是李登辉与我的最初连接点。不久之后便迎来能与他直接对话的机会。

2「我是走钢索的人啊」——首次进入总统府,首次与李登辉见面

开启的「潘朵拉盒」

在前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选举后出乎意料的「间接对话」后,一九九一年七月以日方成员之一的身分参加第三届亚洲展望研讨会(Asia open forum)的我,得以首次与李登辉本人直接见面交谈。在这大约一年半的期间台湾政治出现重大变动。至此时为止,李登辉在党内斗争中获得初步胜利,成为「实权总统」,在其中道改革路线下历经三度修宪,启动「宪政改革」,达成民主体制的建构。

先简单回顾这段过程。一九九〇年二月,在国民党决定下一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的党中央委员大会上,李登辉排除了在党组织中拥有强大影响力的行政院长李焕等一众人等的妨碍后,让党接受自己指定的副总统候选人,接著压制三月国民大会上打算拥护监察院长林洋港(本省人政治家,李登辉的竞争对手)与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蒋纬国(蒋经国的异母弟)成为正副总统候选人的举动。至此李登辉得以继续参选总统,并在胜选后取得非蒋经国残留、属于自己的全新六年任期。

面对由学生、一般公民在位于台北市中心的中正纪念堂举行要求民主化的绝食静坐活动(野百合运动),李登辉为凝聚民主改革共识而召开「国是会议」,并于五月就任总统之际承诺提出政治改革的时程表,让抗议活动和平解散。

接著于一九九一年四月召开国民大会(旧制),决议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制定宪法「增修条文」,大致确定了「万年国会」全面改选的选举方式(第一次修宪)。

如前所述,所谓的《临时条款》是以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内战状态为由,一九四八年由国民大会制定的一种将宪法束诸高阁的附属条款,同时也是举发政治犯时拥有绝大威力的特别刑法(如〈惩治叛乱条例〉等)之法源,亦为阻碍「万年国会」全面改选的法源,若要实现政治自由化与民主化,废止此法乃不可避免的举措。

然而,我当时预感到此举其实带有强烈的另一层意义。此条款名称所称「叛乱」系指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国的叛乱。中国共产党是叛乱团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非法政治体,只有中华民国才是正统中国,根据这样的理论,《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法律上赋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明确的认同。

废除此法的现在,存在于中国大陆的政治体不再是叛乱团体,那么其定位为何?反言之,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又为何?这肯定会引发关于台湾政治认同的根本问题,牵扯到对中国现实关系的处理与法律框架的形成。这一举措,将会和一九八〇年代以来便开始显现的「党外」追求「民主自决」口号一道,真正打开台湾政治身分认同的「潘朵拉之盒」。笔者也在当时的时事评论中写下此预感。实际上台湾政治也如此开展,李登辉则是其中最大的推动者。

亚洲展望研讨会

回到原本的话题。亚洲展望研讨会是由李登辉与其旧识中嶋岭雄(一九三六~二〇一三。时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一同发起的第二管道(民间外交),也就是大规模台日交流的平台。台湾方由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作为主办团体,日本方则以「日本亚洲展望研讨会」(日本アジア.オープン.フォーラム)的名义营运。对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与不具官方外交关系的台湾而言,这种平台尤为重要。

第一届研讨会于一九八九年在台北揭幕,第二届在东京,之后由台湾与日本交替举办,二〇〇〇年十月第十届为最后一届。能在日本举办时邀请李登辉总统参加,是中嶋老师也是台湾方面的殷切期望,但终究未能实现。暂且不论总统在任期间,总统卸任(二〇〇〇年五月)后,在中嶋老师故乡长野县松本市举办的大会也无法出席。相信中嶋老师一定相当遗憾。

我从一九八〇年代末起,每个月一次借用职场东大驹场的教室举办名为台湾研究会的学习会。应该是举办第二届亚洲展望研讨会之后的事情,我从台湾的报纸上得知此研讨会,战战兢兢地打电话给中嶋老师,请托对方前来学习会担任讲师,对方迅速答应,因此得以在学习会上聆听亚洲展望研讨会的相关话题。或许因为这样的因缘,第三届在台湾举行研讨会时,我得以成为成员前往参加。

我手边保有当时的手册。今日翻看卷尾的台日参加者名簿时,不禁感慨时间流逝之速,这段期间已经经历了一个世代。中嶋老师较李登辉更早过世。提起年轻一辈,可举之后发明「九二共识」这个神奇字眼,从陈水扁的第二任民进党政权(二〇〇四~二〇〇八)至马英九国民党政权(二〇〇八~二〇一六)对中台关系造成重大影响的苏起,当时是主办团体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为会议营运工作人员之一。此外,在名簿的末尾也见到今日三头六臂般活跃的国际政治学者,东大教授松田康博的名字。当时尚为庆应义塾大学的研究生,担任会议工作人员负责口译。

「总统莅临!」

时至今日,有些当时写的笔记也难以判读,其中有一条写著「一七:四〇」。日方成员于七月十九日下午抵达台北后,在隔天开始的会议之前便被带往总统府。当然对我而言,这是首次进入总统府(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总督府)这栋建筑。进入会客室依照礼宾人员指示顺序就座后,立正站在入口附近的礼宾人员旋即高声道:「总统莅临!」用日语来说就是「総统のおなり!」瞬间感觉到蒋家父子二代的宫廷政治味道。

总统在随从的陪伴下带著笑容进入,中嶋老师在一旁开始介绍日方的参加成员。轮到我时,在中嶋老师介绍后,总统突然大声对我说:「我正在读你的论文呢」,让我吃了一惊。阅读我的论文并不令我感到意外,但在这种场合大声说出则让我讶异。日后一想,这或许是他对来宾发挥的一种服务精神吧。

之后有总统的欢迎致词,内容强调此研讨会的意义,照稿宣读中文原稿,由当时行政院新闻局人员、出身筑波大学的邱荣金先生照稿口译。之后可以由日方进行发问,接下来便不再口译,全部以日语进行对话。总统以日语说话时感觉更为放松。一旁陪同理当不懂日语的总统府参军长蒋仲苓将军对此毫不介意。

「我是走钢索的人啊」

暂且由年长成员与总统谈话之后,轮到中嶋老师向我提问,我思索著开头所述的原委,大略提出如下的问题。「民主化开始后,无论大众传媒或台北街头,都对台湾政治的未来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并发生争论。总统也是国民党主席,套用棒球用语,看起来就像是球员兼裁判,对此您本身的想法如何?」

对此李登辉一开口便说,「我是走钢索的人啊。」我仅清楚记得他就是如此以日语回答。他想要表达的,参照先前提过我那份不太可靠的笔记,推演开来大致是:现状为既得利益、传统思考方式与新的主张相争,民主政治虽在原则上以民意为基础,却无法达到百分之百。与其从改革伊始便决定必须这么做,不如边摸索并从中找出合适的方法——大概就是这样的发言旨趣。因为我笔记上也写著「真的是在走钢索」字样,可以看出一直煞费苦心地在看似流动中的政治平衡中确立领导权。

这是首次与李登辉交谈的经验。从本人口中听到「我是走钢索的人啊」一语,对已开始的「宪政改革」观察而言算是重大收获。

作者一九四九年生于日本长野县。一九八五年取得东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日本领事馆专门调查员、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访问学人、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台湾学会理事长、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院教授兼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为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兼任讲座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以及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台湾:分裂国家与民主化》、《战后台湾政治史:中华民国台湾化的历程等书。

书名:《台湾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台湾民主化现场》
作者:若林正丈
出版社:联经
出版时间: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