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六四」三十五年,记忆的窄门|端传媒 Initium Media
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周年。维多利亚公园的烛光渐弱到消失,香港已无法成为六四纪念的重要支点。无论身处何处,对这场运动的记忆,与纪念六四对于我们当下的意义,在今年,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
有一些定会被反复提及的问题:过去的讨论与纪念对不同人来说,意味著什么? 我们对六四的理解与认知是怎样形成的? 哪些曾经被人们所忽视? 六四的发生与结局,对中国的政治体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香港国安法落地之后,纪念六四成为罪行了吗? 白纸运动后,这两场公民行动被视为什么样的关系?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传媒从过去八年关于六四的所有报导与评论中精选了一系列文章, 在这个页面里,我们一同回顾这些年沈淀的回忆与纪念,以及 2019 年后,为了纪念六四还在持续的努力与抗争。
关于六四的讨论与省思,长期以来,集中在对运动过程的回溯与个人记忆的打捞。 这些保存历史的努力,包括死难者的确认与名单整理,很多并非出自当年的学生领袖,而是来自当年其他的亲历者。 包括身亡学生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在档案中孤独求索真相的教师,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证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严部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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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运动过程本身的回溯,当时中国社会更大的背景是什么样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较为开放的政治讨论环境和政改呼声之外,失控的物价和接近 20% 的通货膨胀率,如何点燃了人们的不满? 而在学生与知识份子被认作运动主角的主流叙事之外,工人与市民在其中是怎样参与的? 他们的政治诉求与学生群体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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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六四运动被军队残酷镇压,这个结局给中国的政治体制、国家-社会关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出动军队面对本国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暴露出严重问题。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权转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场体制与贸易链条,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寻求绩效合法性,来获得国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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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知识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八十年代具备一定自主性的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被体制吸纳与分化。 六四之后,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失去了进一步本土化的空间,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许多知识份子转向民族主义,以探求新的解释,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与民族情绪从九十年代中期的兴起。 中国政府以绩效合法性、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维稳体制为标志的 「后天安门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后的三十年间,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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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之后,西方并没有持续太久的对华制裁,这也是中国可以顺利发展经济,并加入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与美国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六四镇压发生后,美国总统老布什暗中去信邓小平,表态将避免更严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国家中唯一拒绝进行制裁,并迅速恢复对中关系的国家。 为什么美日两国当时会采取这样的做法,背后分别有什么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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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清场之后,众多参与者面临被捕或流亡的命运。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离开故土,在陌生的国家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运的纷争当中,有人选择了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在学术的路径研究与关注中国的走向。 而留在国内的被捕人士,有人将自由作为一生的事业,也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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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后回望六四,当上述复杂的背景和经过,往往只作为碎片式的画面被展演与讨论时,我们应该如何超越已显僵化的论述,重新发现六四重要的社会运动价值,与当下的思潮和行动遥相呼应?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关注北京局势的香港市民历史性的百万人上街游行。 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支联会」也在此次游行中宣布成立,此后 30 年,不间断地举办维园烛光晚会纪念六四。
当年,也有香港学生北上支援,整个八九学运期间,香港中文大学就有共约30名学生赴京支援。 亦有数十名香港记者前往北京进行报导,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见证了军队从长安街的驶过,与枪响后倒下的市民。 还有一批台湾记者,专程在 6 月 4 日之后赶往中国,并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纪录六四镇压发生后各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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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之后,香港维园每年的烛光晚会,成为全球参与人数最多、连续性最强的六四纪念活动。 而香港被看作中国人传承六四记忆的重要阵地,在 1997 年之后,更是整个中国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结束一党专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难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维园烛光晚会的参与人数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本土思潮的兴起也让部分人质疑传统的六四纪念对于香港自身的意义。 但是,六四记忆在香港的持续性,以及三十年来与本土的政治诉求和民间情绪的共振,成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运动启蒙,也形成了有关香港自身的「记忆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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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园的六四集会,还是很多内地人接触八九这段历史的契机。 他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公开集会与政治表达的样貌, 维园的人群与那些年香港的街头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运一道,带给他们过去的生活未见的影像,也让很多人开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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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维园的集会与直接的政治表达,香港文艺界多年来也在持续创作六四题材的艺术作品。 有的是纪实类的影像,有的是对六四符号的再思考和创造。 人们采用雕塑、舞台、行为艺术、影片等各种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当代的社会氛围和争议——六四论述与记忆不仅仅是历史,也是当代史,这一点在文艺创作中多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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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记忆维护就已面临多方困境。 筹备多时的六四纪念馆,在 2014 年正式开展后,不久便被展馆所属大厦法团告上法庭,之后则经历闭馆、更换场所、被当局查封、最终转移至网络的命运。 传媒界对于六四的报导,因中央政府对言论的愈发收紧,在香港也呈现出越来越政治敏感的态势,集体回忆的承传比以往更加艰难。 初中历史课纲排除六四事件,在课堂讲述这段历史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窄。继续以此前的方式纪念六四,是否将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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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五年后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气氛的波澜起伏,不仅仅在反修例运动上。 当年 4 月,事关 2014 年雨伞运动的「占中九子」宣判罪成,审判历时79日,被称为「世纪审判」, 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学生运动的香港学联代表李兰菊,特意为当年的六四维园烛光集会而从多伦多飞回香港。
当年参加维园烛光晚会的人数达到 2014 年以来的新高, 期间香港独立乐队、被称为「六四乐队」的 VIIV 演绎中国大陆独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开场, 大会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广场》为背景乐,大会指18万人将维园球场挤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周年这天的维园场面,成为绝响。
五天后,反修例运动经百万人游行漫长开启。 翌年支联会再向警方申请维园作为六四纪念场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该年 6 月底港版《国安法》实施。 经五年后,「纪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于法而宣于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为最后一场香港的公开纪念活动。
尽管公开集会被禁,2020 年逾万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样进入维园自发集会,现场曾高喊现在已经被禁止的运动口号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对于六四的论述和仪式看法曾出现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轻人和「大中华」民运人士对如何看待民主香港与民主中国的关系产生差异, 而至 2020 年,六四纪念延续的反修例运动情感则不言自明。
纪念活动各地开花,各区立法会议员、区议员街站和公民团体自发派发白色蜡烛、纪念单张等。
也是在是次集会上,自行到维园悼念的支联会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该案判刑,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邹幸彤、前记者何桂蓝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公众聚集」、「举行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会」等罪成,被判 4 个半月至 14 个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为由禁止六四集会,消息亦指当晚在维园附近身穿黑衣或点燃蜡烛,都可能被视为和集会有关。 时任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发布题为「烛光无罪 坚守阵地」帖文;邹并于六四当日于《明报》发表题为〈烛光承载良知重量 港人执著说出真相〉文章。她向公众表示,自己将以个人名义到维园纪念。
但六四当日早晨,邹幸彤在其律师楼附近被捕,其后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当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维持治安。 支联会本欲重开六四纪念馆予公众献花,该馆却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环署执法,指经营已8年的六四纪念馆未有领取公众娱乐场所牌照,属无牌经营。
集会被禁,延续逾10年的街头艺术成为发生在香港街头几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艺术家三木、卢乐谦、阿V等10位艺术家,在6月3日的铜锣湾街头「提前悼念」,为这个城市带来勇敢的艺术形式,在禁忌之日表达仍存的真实情感。
最终,这一年的维园在警察严守下空无一人,惟入夜后,天后、铜锣湾一带再现六四光海。 路上不时可看到零星坦克车模型、烛光,街道亦见写上「不要让六四成为禁词」的涂鸦。 在香港其他地区市民亦自发悼念,网络上流传隐晦表达的梗图。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于 1989 年的支联会宣布解散,其后 7 常委因「拒交资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联会勾结外国势力; 9 月,从实体转移到网上的六四纪念馆网站,在香港遭到封锁,香港 IP 需通过 VPN 才可登陆网站; 12 月圣诞前,旨在纪念六四、已树立多年的香港大学「国殇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学「民主女神像」、香港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先后被强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纵民情哗然,六四集会、纪念馆及实体记忆至此皆被政府取缔。
脸——大写的人,无处安放的自由国殇之柱、民女像、六四浮雕壁画遭强拆后,他们写下自己的记忆
10 月 25 日,邹幸彤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辩, 她在自辩词中指:「 如果法庭要说,这样一个没有指定地点的行动呼吁,都是在煽惑一个未经批准集结, 那我也很疑惑,这个集结是在指哪个集结、在哪里的集结,是否地点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个时间点起烛光,就是在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如果这样说,不如直接承认,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对触犯红线的恐惧开始展现影响,过往教会是纪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该年天主教香港教区却决定从此不再举办追思六四弥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组织的六四活动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艺术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则拘捕数人。 到了 2023 年,行为艺术家们刚站上街头就被捕。 2023 年的维园,被批准举办「香港回归 26 周年嘉年华」。
纵然城市中仍可见烛光,但也是从这两年开始,人们开始寄望台湾能接过纪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纪念六四活动愈发遍地开花。 每个独立的个体,在这时代重新拷问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么? 那份触动或愤怒又是甚么? 中国和香港的海外离散者,若未曾放弃将六四作为连结的契机,那么其所追寻的连结是什么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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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当公共条件全部丧失,六四纪念会否如虞断裂? 除此之外,纪念周期也逐年缩短,香港的中小学校也不再主动教授六四历史,图书馆相关书籍被下架。 公开的集体记忆消失之后,个人记忆及主流之外的记忆论述,可能接班吗?
历史也在此时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泽民逝世,他在六四后接任中国国家主席,开启中共、中国和他个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难免提醒人们一个时代的结束。 2022 年底,大陆爆发反封控潮(白纸运动),成为新一代人的政治启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丑闻,这条追寻正义之路开始面临更为严格的审视,折射出人们对「民主、自由」的新阐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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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国安条例、「23 条」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狱中的邹幸彤及其母亲、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动用 23 条,指 8 人在社交媒体上「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持续发布煽动帖文,涉嫌违反 23 条下的「煽动意图罪」。
记者提问保安局长邓炳强「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邓答「日子不重要,重点是有人煽动对政府憎恨」, 记者续问「无叫口号、提及六四,是否已违法?」 邓答「你讲的问题不是最重要。」 与此案相继的是国安大案「47 人初选案」的裁决(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获保释后即到庭外排队听审。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纪念形同冰封,而维园获批于六四当日举办「家乡市集」,空间意义继续被改写。 曾经,六四的主流论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濒临「失效」,如今连这「失效」也不可得。
我们重回 2019 年前冻结住了的人声熙攘,也关顾 2019 年后打压下的勇气与静寂。 未来 2025、26 或更远的年份,气氛或有变,或无出其右。 但是,每个人,仍有权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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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动」案,遭 23 条「煽动意图罪」逮捕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动」案,遭 23 条「煽动意图罪」逮捕同时被指于网上订阅资助罗冠聪等人,违反《国安法》「以金钱或其他财物资助他人实施分裂国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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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3 日在铜锣湾进行行为艺术,被警方带走2022 年 6 月 3 日在铜锣湾进行行为艺术,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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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涉案类型和人数众多,或有疏漏;名单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这里主要呈现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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