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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不同政见群体眼下仍处在一盘散沙状态。我们经常看见这些圈子和个人之间互相倾轧、互相抹黑、互相攻击。尤其在国际社交媒体上，经常有人揪住一些争议事件故意小题大做，引起网络骂战。这种怨气冲天、戾气横流的舆论环境让许多人都感觉失望。不仅广义的反对群体埋怨海内外的不同政见者烂泥扶不上墙，连敌对阵营那边（即中共政权支持者）也经常拿不同政见群体内讧充当笑柄。
这些参与内讧和互相结仇的不同政见群体和个人，永远在指责其他人，尤其对互相拆台乐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见者泼脏水、抹黑和谩骂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大义凛然；但一旦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骂，乃至撒泼打滚儿。在这样糟糕的舆论环境中，每个人都想装大义凛然，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轮到自己被攻击的时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别人笑话一样冷眼旁观。
卷入到这种毫无意义的网络骂战（也有人把污蔑、诽谤和互相拆台当成「批判」，这就十分离奇了），最终效果就是以眼还眼，导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
这种恶劣的舆论氛围，与中共政权日渐紧缩的压迫一样令人窒息和绝望。于是就有愤世嫉俗群体跳进来大杀四方，逮谁咬谁。不同政见群体毕竟这么不争气，愤世嫉俗者当然有理由看不起他们。但是随著愤世嫉俗的音量渐长，更加恶化国际社交媒体上面的舆论环境，一种悲观情绪在海内外各大中国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观情绪又进一步反噬，又给网络戾气喂蛊，进一步助长网络骂战，网络骂战又更进一步刺激愤世嫉俗……如是往复循环。
这种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见群体和个体之间互相「狗咬狗」，与社会现状会不会被打破并没有必然关联。清末不仅革命党人跟保皇党人之间有「狗咬狗」，各个革命团体之间也一样「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讦的最常见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责诈骗和敛财、互相推卸责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为门生欧矩甲在《大同日报》连载长文《广东独立脱离满清羁绊之说》，鼓吹十八省独立，后以《新广东》之名集结出版，致康欧二人割席。可见因为意见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的。
另外互相指责诈骗和敛财的情况在清末就更常见。比如欧矩甲1904年在《大同日报》上发文毫无依据痛斥孙文借革命之名诈骗，称其为「假革命党」，呼吁洪门致公堂和各大会社与孙文割席，结果欧矩甲遭致公堂领袖黄三德报复，将其从《大同日报》开除。
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失败，法国殖民当局押解600多名义军俘虏至新加坡安置，孙文与新加坡华侨筹钱将这些人安置在中兴石场，孙文自己这时候财政也入不敷出。结果，陶成章这时候跑来跟孙文要2000银元充《民报》经费，孙文将私人手表、衣物一并交予陶成章变卖。不久，陶成章更是狮子大开口，伸手向孙文要50000银元，孙文此时接近破产。陶成章遂以苏、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向南洋各国华侨筹款，但因经济危机等问题，华侨捐款微薄。陶成章毫无依据地认定是孙文从中作梗，愤而纠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上发文痛斥孙文三种十二项罪状，包括怀疑孙文藏有巨款、「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等，要辞退孙文同盟会总理职务。陶成章跑到日本向华兴会首领黄兴控诉孙文，遭黄兴痛斥。心怀怨恨之下，陶成章联合章炳麟印刷大量传单，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诉孙文贪污钱财。后来，寄居越南的中国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回顾广西、云南起义来龙去脉，以大量确凿事实证明陶成章诽谤。
陶成章这样的人，因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为私人恩怨就挟私报复，一挟私报复就不择手段上纲上线，这样的情况在现在中国的不同政见群体也一样很常见。甚至连用诈骗、敛财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没有长进。
除了这些之外，孙文、黄兴、宋教仁也曾因为意见不合发生内讧或互相推卸责任。其他革命组织互相间内讧更不绝如缕。孙文当然也背负著「遥控革命家」骂名，这种情况与现在海外不同政见群体的待遇完全一样：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诡辩，诱骗孙文及其革命党同志回国被捕，则革命不成；诱骗中国的海外不同政见群体回国被捕，其结果也一样。这种严重迫害不同政见群体的大环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将战线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长关押年限之外，并不利于在中国推动社会变革。也就是说，这种统治环境就注定了中国的社会变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体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单纯依靠本土反抗，因为地下活动组织者开个会也会有被一锅端掉的风险。
本土反对派与流亡反对派群体通力合作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并不少见。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学家弗兰迪谢克·亚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协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运动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违禁出版物和印刷设备。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东欧国家社会运动群体（包括地下反对派运动）与海外流亡群体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违禁出版物为最。苏联流亡团体还绕道波兰团结工会走地下管道偷渡违禁出版物到苏联。这些违禁出版物为东欧各国和苏联的反政府宣传提供了有力保障，因为没有这些宣传，就没办法把社会动员起来。
现在中国与当时东欧比存在一个显著劣势就是：中国本土社会运动长期绝迹，大量维权活动和集体上访分散进行，不但没有彼此合作，还被各个击破，但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地下反对派运动缺失，使得海内外无法合作。东欧反对派运动当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当局严厉打压和不断破坏，但由于社会运动一直没有断绝，每一次社会动员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对派运动，而且不断促成不同形式的社会团结。
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由于舆论审查和社会监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对派组织内讧，即使这些反对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温和派和激进派分歧，恶劣的社会环境反而迫使各个组织互相合作、互相掩护。
社会运动长期缺席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其中一个是本土至今没有形成反对派，另一个就是海外流亡群体由于环境压力缺失，就毫无顾忌地内斗，这一点几乎是重现了清末海外革命党的历史悲剧。这种内斗，不但瓦解了海外对本土的影响力和渗透效果，还结结实实地削弱了流亡群体对中共政府发起的挑战。
令人痛心的是，中国流亡群体至今仍以互相拆台和「狗咬狗」为日常娱乐，不但与社会行动为敌，还以社会变革为敌，对自己这边的人极尽攻讦之能事，最终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聪明。
要终结这种纷乱局面，除了提高社会运动骨干的承压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尽其所能减少舆论环境恶化。培养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当务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则不但社会运动开展不起来，社会怨恨和不信任还要持续加剧。参加过白纸运动的人在这方面深有感触，社会运动起来的时候鼓舞社会，落潮的时候引发怨恨回弹。这其实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总之，从中国的现有情况来看，海内外不同政见群体互相怨恨和内讧并不见得就是十分悲观的事情，这是社会运动本来就要面对的问题，与其他国家只是环境差异和程度深浅之别，并不存在什么本质差别。流亡群体在没有承受足够压力和风险的情况下出现散漫和内讧并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讲，正常民主国家和开放社会也很难出现民意高度统一的情况。假如把中国的海外离散群体想象成一个多党派社区，阵营越多，每个阵营分到的选票就越少，结果也会显示出每个阵营得不到大多数人支持。
社会变革也一样。社会变革并不需要每一个人投赞成票。当社会形成变革的气候之时，极端保守派和伪民主真守旧的顽固派也只能螳臂当车。推翻满清，建立新国家的时候，遗老遗少们就算跳脚大骂也不会骂死新政权。同样，当社会变革形成气候的时候，内讧和分歧也一样会被时代洪流冲走。欧矩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没有办法阻挡时代洪流。
只是要特别警惕：我们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权倒台、要旧社会重新洗牌呢，还是重新创造一个更好的新社会？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更好的新社会，不需要等中共倒台再去磨磨蹭蹭推进，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从自觉自律开始、从停止内讧开始……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自己改变自己（从自己身上移除极权主义土壤）的条件，这取决于个体的主动意愿。